第四节 离开武夷山后的去向

王阳明离开杭州后，乘船到了福建武夷山。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隐士情结，尤其是官场不顺利的时候，这种情结就会占上风。这种隐士情结在王阳明心中也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王阳明主试山东时，得有机会一登泰山，在《登泰山五首》其二中，他写道：“吾意在庞古，泠然驭凉飕。相期广成子，太虚显遨游。”就是这种隐士情结。他在九华山与道者蔡蓬头、地藏洞异人的交往，也都透露出了他的出世情结。现在，王阳明在官场不是简单的不顺了，而是遇到了大难，这时，心中的隐士情结自然就会更加突出。王阳明原来的算盘打得很是如意，自己既然假装死了，自然也就完全摆脱了尘世的束缚，可以自由自在地畅游山水，无拘无束地逍遥自然了。但没想到，他在武夷山遇到了一个熟人，铁柱宫的道士。说来，这两个人也很是有缘。王阳明十七岁那年，在岳父官署就婚，新婚之夜，一个人闲逛到了铁柱宫，与这个道士谈了一个晚上。

当王阳明不无得意地讲出自己的想法时，铁柱宫的道士泼了他一盆冷水：“尔欲安往？万一瑾怒，逮尔父，诬尔北走胡，南走粤，奈何？”这是王阳明完全没有想到的。正因为自己装死，如果刘瑾诬蔑自己，自己也就失去了辩解的机会，而如果刘瑾真的诬蔑自己通匪，自己的家人就危险了，尤其是仍然身在朝廷的父亲。自己一逃，是将家人置于了危险之中。思前想后，王阳明只有接受了赴龙场就任的现实。

王阳明是否从武夷山直接赴龙场，亦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王阳明离开武夷山后，并未直接赴龙场。理由如下：

第一，从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看，王阳明离开武夷后，并未直接前往龙场。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岁。夏，赴谪至钱塘，瑾遣人阴迹先生。先生惧，佯为自沉于江，密附商船往舟山，飓风一夕，飘堕闽界。……（道士）因问先生曰：“尔欲安往？万一瑾怒，逮尔父，诬尔北走胡，南走粤，奈何？”先生愕然，卦之，得明夷，乃决策返。别道士，留诗壁间，诗在集中。遂取间道，繇武夷归，涉鄱阳，往省龙山公于建业。以十二月赴龙场驿。

钱德洪是王阳明的弟子，与王阳明有很密切的交往。“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在《年谱》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中，钱德洪曾与王阳明的其他弟子反复订正。他对王阳明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对于王阳明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的记叙，钱德洪的记载如果与事实有出入的话，只会是在拔高王阳明的地方，或者是为了不影响王阳明的形象而为尊者讳。王阳明本应直赴贬谪之地，却置君命于不顾，走了相反的路线，去探望自己的亲人，即使这事没有多大不对，但总不能给王阳明的形象添光彩。如果王阳明没有省亲一事，钱德洪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添上这么一笔。

《阳明先生行状》中没有明确地说王阳明是否前往南京省亲：“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龙场。”

比较了《年谱》与《行状》记载的区别后，陈来先生认为：

合于黄绾《行状》中所说“遂由武夷至广信，沿彭蠡，历沅湘，至龙场”，并无旁出鄱阳至南京省亲之迹。

关于彭蠡，《尚书·禹贡》上面写道：“彭蠡既猪，阳鸟攸居。”或以为就是现在江西的鄱阳湖，或以为应该是长江北岸鄂东皖西一带的滨江诸湖，逐渐南移而扩展成今天的鄱阳湖。虽说对彭蠡的具体解释有不同，但不在鄱阳湖之南，则是不同观点的共同点。所以，在到过鄱阳这点上，黄绾的《行状》与钱德洪的《年谱》并无不同。

第二，从赴谪诗的次序来看，王阳明离开武夷后，并未直接前往龙场。

陈来先生还认为：

以赴谪诗次序观之，泛海诗下，次武夷、草萍、玉山、广信、分宜、宜春、萍乡、醴陵、长沙、罗旧驿、沅水驿、平溪、清平卫、兴隆卫诸诗，而至龙场，中间似无鄱阳、南京、钱塘之返，盖由武夷出即至玉山，西行经广信、宜春、醴陵而至湖南矣。

如果从武夷出发，经过广信直接前往龙场，没有取道草萍和玉山的道理。由崇安逾分水关到达铅山，只有一百二十里路程，再到广信府只有八十里。即从崇安到广信只有二百里路。

如果从武夷到草萍，再经玉山到广信，则显然应该先到浦城，其路线应该是：崇安——浦城——江山——常山（草萍驿）——玉山——广信。崇安至浦城一百五十里，浦城至江山二百四十里。从江山即使不到常山，直接到草萍驿，也有几十里地。草萍驿到玉山有三十五里，玉山到广信有一百里。这条路线的长度是从武夷经铅山到广信的三倍。而且，经铅山到广信这条路本就是联系江西与福建的一条重要通道。

崇安县的古驿道始于汉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为平定闽越王的叛乱，派军分三路进攻闽越。一支由信江溯源而上，经铅山，凿通武夷山北部的分水关，到达崇安城。从此，这条古道就成为闽越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王阳明如果要从武夷直接到龙场，就不至于绕道玉山、草萍，王阳明离开武夷后到过玉山、草萍，就说明他没有直接前往龙场。

第三，从时间上来看，王阳明离开武夷后，并未直接前往龙场。

从王阳明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回家探亲是王阳明早就有的计划。《武夷次壁间韵》:“归去高堂慰垂白，细探更拟在春分。”从武夷回家探亲，再在春天细探武夷，是王阳明最初的计划，这个计划显然并没有把赴谪龙场考虑在内。后来，王阳明经人提醒，认识到不赴龙场，可能给家人带来祸患，于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所以，回家探亲后，没有能够再细探武夷，但在春天到达玉山、广信，却是与原定时间基本吻合的。在玉山时是“春夜绝怜灯节近”，到广信是元夕与“蒋太守舟中夜话”。

如果王阳明从武夷出山，到达广信时已经是元夕，那他就不可能回家探亲后再在春分“细探”武夷了。

陈来先生认为：

若阳明在武夷已在十二月，则下玉山，走鄱阳，赴南京，返钱塘，再还广信，绝不可能在灯节，故疑省父之说不确，当依黄绾《行状》为说。

如果理解为王阳明十二月从武夷出发，再到南京、钱塘，然后经玉山，在灯节时到达广信，时间上当然不对。但如果是王阳明十二月从南京出发，返回钱塘后再走上贬谪之路，经过玉山，灯节时到达广信，时间和路线上就十分一致了。

关于阳明先生的赴谪时间，《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版，以下简称《集要》）所载《年谱》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全集》）中所载详略稍有不同。

《集要》:“涉鄱阳，往省龙山公于建业。以十二月赴龙场驿。”

《全集》:“因取间道，由武夷而归。时龙山公官南京吏部尚书，从鄱阳往省。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

其实，《集要》所载《年谱》与《全集》中所载虽稍有不同，但十二月不在武夷这一点上，却并不矛盾，不过《集要》本少了“返钱塘”三字。但《全集》虽多了“返钱塘”三字，却绝不是十二月从武夷返回钱塘的意思。如果是十二月从武夷返回，那“十二月”这三字也放得太不是地方了。

或许认为王阳明如果从武夷到南京，再折回钱塘，“必有诗文留于途中”。这样说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阳明先生原只想到自己怎样躲过刘瑾的纠缠，于是伪装投江自杀，打算从此销声匿迹。而没有想到这样做可能给家人带来非常大的危险，经他人提醒及此，阳明的心情应该是十分焦急的，他理应急于知道家人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疏忽而灾难降身，此时此刻，没有心情写诗，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能因此就断定他没有到过南京或者是钱塘。

第四，王阳明赴贵州时带了两个仆人，王阳明的诗歌与文章中都写到了这两个仆人。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中，王阳明借两个小仆人之口，表达了找到阳明洞后的喜悦之情：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

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

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

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

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

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

《瘗旅文》中，王阳明知道主仆三人死于野外时，就是带着两个小仆人一起前去掩埋死者的。“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悯然涕下，请往。”这两个童子是什么时候与王阳明一起到贵州的呢？如果王阳明是从福建直接到贵州，这两个小仆人就不可能跟着他，因为王阳明假装投水，前往福建时，这两个仆人是不可能跟着的，总不可能说投水自尽时让仆人一起自尽吧。而王阳明到贵州后，仆人与他一起住草棚，住山洞，一直跟随着他，显然是与他一起到贵州的。那么，这也说明，王阳明离开武夷山后，没有直接到贵州。

笔者认为，根据钱德洪的《年谱》、黄绾的《行状》，结合王阳明的诗词，王阳明并没有从武夷直赴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