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研究者接近曹雪芹及其时代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对“红学史”的粗略回顾、对学术史上“曹学”“红学”之辩的回顾、分析与反思，总结来看，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一）不同学术背景和学养的研究者对曹雪芹相关研究与《红楼梦》研究关系的定位不同

一般说来，将《红楼梦》定位为小说或者纯文学的研究者多倾向于认为，“红学”研究首在《红楼梦》的研究，曹雪芹的研究对《红楼梦》的研究虽有其价值，但并非不可或缺，甚至可有可无。

而以史学或者哲学为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包括周汝昌、冯其庸、徐恭时等一批曾致力于曹雪芹研究的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曹雪芹的研究对曹雪芹的生平、思想、写作素材等诸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不深入了解曹雪芹及其家族就不可能真正品味《红楼梦》的真谛。

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歧，在于不同研究者对《红楼梦》主旨与曹雪芹家世生平关系“紧密度”的衡量不同，而这不同的定位就造成了《红楼梦》研究的两条不同途径。

（二）研究者接近曹雪芹及其时代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学术素养不同，研究者对《红楼梦》的定性（包括曹雪芹家世生平与《红楼梦》关系密切程度的解读）也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红楼梦》研究路径的不同：

 

一种是“就红论红”，即集中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技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将其视为曹雪芹与《红楼梦》的“阐释派”；

再一种即是“由曹到红”，即通过对曹雪芹生活时代、家庭背景、生平意识等方面的研究，结合《红楼梦》的文本描写，阐释《红楼梦》的价值、艺术手法等，可以将其视为曹雪芹与《红楼梦》的“还原派”。

 

做一个比喻，前一种研究思路是“这一个苹果如何好吃”，讲的是“本体价值”，也就是周汝昌所谓的小说学普遍性研究，而后一种研究解决的既包括苹果树谁种的问题，同时还包括探求何以这个人种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的问题，讲的是“个体性”的问题，也就是李辰冬所谓的时代意识与个人意识问题，而这些构成了作品学研究的基础。

哪一种方法更好？不好评定。

以佛教的修行来做比喻，或者读经、或者静坐、或者直入本心……方式不同，没有高低，高低只看得道与否。正如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

 

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

（三）关于“红学危机”说与“红学”的未来

“红学危机”说似从未见于“红学”研究者，各类提出者多系“外行”——对诸多“红学”“曹学”基础并不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

因此，“红学”是否存在学科危机这能否成为一个课题还未可知；其次，就笔者各人看来，与考察者对“红学研究范畴”的定义相关。

如果按照林土“看小说就欣赏小说”、余英时把“《红楼梦》看作一部小说”的研究思路，“红学”只就阐释学一条路走到头，将其他研究都视作异端，“红学”这门学科的前景和吸引力十足堪忧。

但是，如果按照顾献樑所谓“曹学”（或者称之为“红学”）是“研究曹霑和《石头记》的学问”，则“曹学”（或者称之为“红学”）的前景无限宽广，毕竟我们对“曹霑和《石头记》的学问”还有诸多的未知世界、未探索世界、不清楚的世界……

在历史的沿革中，所有文化经典总是在被不断解读和“还原”。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学，数千年来，一直在经历着回向原典和阐释原典的轮回，注疏、阐释、发展、训诂、回归、阐释……在轮回中不断更新着不息的生命力。

“红学”也是如此，只要研究者不给自己套上这个是“红学”，那个不是“红学”的枷锁，“红学”未知的世界仍旧大量存在，能走多远关键要是看研究者的自身的学术修养与层次。周汝昌《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02期）中指出：

 

至于“高境界”，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了——不过基本功还很差时便侈谈高境界，只能有害无益。把研究对象的涵量估计得那么低，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那么高，最易犯一个“唯我才是最高明”的毛病。红学史上已经出了不少这样的高明人士了，红学仍未见自他出来便有大起色。我看还是放谦虚些的好。我们共同多做点基本功，做得好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自然另有一番“境界”无疑。

 

周先生的言论固然有着自己的目的，也略显刻薄，但却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冯其庸先生在《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也指出：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如今重读，这段话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