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的深度变革与互联网金融
自1984年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体系沿着市场化方向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是在规模、结构、产品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等方面，还是在制度、规则、治理结构、透明度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有了显著提升。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态势和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在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构造一个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这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国金融，其核心标志是：在结构上要富有弹性，并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和金融功能的高效率；既要有趋优的资源（资金）配置机制，又要有很强的风险平滑（或风险配置）能力。这样的大国金融既是高度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又是开放的、国际性的，还是高技术化的、便捷的。
按照这样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能力明显不足，具有重要缺陷。
一、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
（一）存在较大程度的垄断性，市场化程度不够，金融效率相对较低
中国金融体系的垄断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准入垄断、价格管制、市场封闭。其结果是竞争不够充分，超额垄断利润明显，客户对金融服务满意度低，从而造成了在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与资金提供者（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收益的不平衡。
金融效率低是中国金融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与GDP之比接近200%，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1]M2与GDP之比既反映出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反映出金融体系的效率。垄断和市场化程度不高是金融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二）金融结构弹性较低，吸收和平滑风险的能力较弱
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配置风险。金融结构的弹性既来自于竞争、透明度和市场化机制，更取决于金融体系的证券化程度，或者说取决于金融资产中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在于价格波动，而在于风险的持续积淀或风险的存量化趋势。要使一国金融得以安全、有效地运行，必须创造一种风险流量化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资产证券化和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风险流量化机制是金融结构富有弹性的前提。无论是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看，还是从金融资产的证券化率看，中国的金融结构都是相当刚性的。刚性化的金融结构为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三）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程度低
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要开放、要大幅提升国际化程度，是因为要维系日益庞大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要有一个能在全球配置资源又能在全球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从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现状看，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力不从心，这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也不匹配。
中国金融体系开放度较低的一个标志是，除QFII之外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还存在制度性障碍，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国际化程度较低的标志是，外国（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比例低，外国（外资）企业还不能到中国市场上市，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应有的影响力。
二、中国金融体系的“三维”改革
要实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必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相对于中国金融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必须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我们将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概括为“三维”改革。
（一）中国金融的“宽度”改革[2]
金融“宽度”改革的核心是推进金融结构的市场化、证券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主要是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特别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不断提高金融资产证券化率。
资产证券化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一国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基石，还是金融结构市场化变革的主导力量。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权益资产证券化和债权资产（债务）证券化，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债权资产证券化的重要类型。在中国，除了继续推进权益类资产证券化、优化权益类证券资产的结构、提高权益类证券资产的市场价值之外，还必须大力推进债权资产（债务）证券化，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信贷资产支持债券等，以推动资本市场在结构上的均衡发展。
从现状看，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偏小，对经济和金融投资活动的影响力有限，在结构上又是不平衡的。股票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债券市场，但其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无论是市值规模还是价格指数都长期徘徊不前，基本上没有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债券市场相对封闭，债券的种类较少、规模有限，而且是分割运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几无进展。这种结构上不平衡的资本市场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大大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不利于企业优化资本结构。
中国股票市场的改革重点是：一是必须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为股票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奠定法律基础；二是修改以IPO发行审核制度、退市机制、并购重组规则为重点的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规则，以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三是严厉打击包括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内幕交易在内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
在中国，债券市场改革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改革债券发行审批体制。多头审批、多头监管的体制是制约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的主要体制性因素。二是统一市场、消除分割，使之真正成为有利于投资者财富组合的机制。
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盘活商业银行存量资产、减轻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提前消除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完善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功能都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最重要的是切实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防止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现象出现。
（二）中国金融的“长度”改革[3]
其核心是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链条跨越国界；主要内容是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外国（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例，实现外国（外商）企业在中国境内上市，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21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举措，也是金融领域中最重大的改革，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甚至要高于中国加入WTO。从一些硬指标（如经济规模、国际贸易、外汇储备、经济竞争力等指标）看，中国有条件、有基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以及国际上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常说来，人民币国际化可分两步走：①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目前，人民币经常项目已经放开，资本项下多数也已逐步放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实现可自由交易的目标到2016年是可以实现的。②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成为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储备性货币。从可自由交易货币到储备性货币的过程，既是全球金融博弈的过程，也是投资者认同的过程，其间会有巨大的摩擦和波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只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过渡目标或初始目标，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储备性货币应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最终目标。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设计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发达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必须要有大量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主要是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种金融投资活动实质上是人民币的回流机制。所以，大力发展并开放资本市场，提高外国（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比例，显然是中国金融“长度”这一维度改革的题中之意。
按照我国政府的设想，到2020年要把上海（或许也包括深圳）建设成为21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这个市场的金融资产应是全球投资者乃至各国央行必须配置的资产。我们的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影响力应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居第二位，市值应在80万亿~10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4]
（三）中国金融的“深度”改革
“深度”改革的核心是打破行业垄断、促进适度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其主要内容包括推进金融领域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即利率市场化），推动利润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平均化，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及协调发展；消除歧视，打破垄断，允许新的具有巨大能量的竞争者（甚至是搅局者）参与竞争。这样的竞争者（或者搅局者）显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民营资本，而更多地是指互联网。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运营平台，其与金融结合，将彻底改革传统金融的竞争结构和运行模式，并重塑一种新的金融架构，即互联网金融。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深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两个：①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从而决定了资本的自由流动；②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从而奠定了资本合理流动的基础。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还不到位，既表现为金融企业的市场主体性不够，更表现为金融领域的资金价格（即利率）主要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利率没有反映出资金的盈缺性，也没有体现出风险的差异性。对于金融企业市场主体性的不足，必须通过放松限制、引入竞争才能解决，而利率管制通过改革和放权就能实现。
利率管制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了商业银行的高额垄断利润，损害了实体经济，加剧了资金供求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大量以“利率”为标的的寻租行为的出现，催生着“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滋生着腐败。
显然，利率市场化不仅是指贷款利率市场化，更包括存款利率市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更具有基础性。从短期看，利率市场化可能会收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收益率，也可能会给一些资本实力较弱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但从长期看，它有利于金融领域的适度竞争，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允许民营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和并购重组，虽然也是中国金融“深度”改革的内容之一，但基于民营资本在规模、信誉、竞争力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如果民营资本还是基于原有的金融模式，那么其在中国金融“深度”改革中的实际作用则相当有限。如果民营资本的运行结构与现行金融机构一样，那么任何一家新设立的民营银行在50年内都不可能挑战工商银行。所以，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通常情况下只能起一个拾遗补阙的作用，这个拾遗补阙的作用主要是指设立小微金融机构来服务小微企业。
可以预计，目前有一种力量将对现存金融体系发起全面挑战，那就是互联网。以互联网为平台构造的金融模式称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之所以有可能全面挑战甚至颠覆现行金融模式，是因为它重新搭建了一个快速、高效、低成本、高信息化的基础平台，从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运行结构。对传统金融的运行结构而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异物”，正是这个“异物”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基因”式的变革。互联网金融是中国金融“深度”变革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节点。自此，中国金融或许会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
三、互联网的巨大力量：对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塑和对产业运行模式的重构
为什么互联网金融会对现存金融模式带来全面挑战，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异常的力量来自哪里？让我们先从互联网对社会组织结构、产业运行模式的重构说起，以此试图打开这个神秘的“黑匣子”。
（一）互联网实现了对信息的整合，进而创造了价值无尽的信息流
互联网通过巨大的黏合作用和信息整合开创了一个无边界的社会，这个无边界的社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且富有生命力，它正在以悄然无息而又不可逆转的趋势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成新的社会存在形式，进而彻底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使创新变得更加频繁。
如果把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的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看作互联网始祖的话，那么穷尽互联网的历史也不过区区70年。以现在的标准看，ENIAC显然还不是互联网本身。一般认为，1969年美国军方所设计的局域网可以看成互联网的前身，虽然这个局域网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真正的互联网形成于1983年。1991年Internet协会（CIEA）的成立标志着互联网全面发展时期的来临。[5]所以，互联网的真实历史实际上只有30年，然而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计算机的发明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互联网，使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就如同1769年蒸汽机的诞生使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互联网最基础的功能是对信息的整合，从而形成了价值无尽的信息流。人类社会的黏合剂实际上是信息。信息的贯通使众人形成了社会，单一的信息只有零碎的价值，信息的黏合具有社会价值。当众多信息的黏合被一种机制进行有序地整合并形成了无穷无尽的且结构清晰的信息流时，一种无边界的平台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被物理空间所约束，社会的存在方式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体现在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消费模式等诸多方面。这个对信息进行有序整合并形成巨大信息流的机制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平台的无边界性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人们的创造精神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创新不再是科学精英的专利，创新走下了神坛。无论是美国的Facebook、Twitter，还是中国的腾讯、阿里、淘宝，例子数不胜数。在互联网时代，奇迹不会持久，兴衰和沉浮的周期都在缩短。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有适应并从中找到成功的机会。躲避或对抗，只是落后和失败的代名词。
（二）互联网以信息流为基础，推动着物流的整合
互联网不仅实现了信息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整合，从个体到整体的整合，由局部到无边界的整合，而且以此为基础，推动着物流的整合。此后，以互联网巨大的成本优势实现了对已有产业的系统整合，重塑了新的竞争格局。互联网既是传统产业的重构者，又是大众消费模式的牵引者，它在结构层面推动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如果说互联网的信息整合功能对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基于信息流对于物流的牵引，进而对已有产业进行重构，则是互联网具有的巨大经济意义。
互联网进入商业流通后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进而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商业运行结构——电子商务（电商）就是一个经典案例，而阿里巴巴所建构的新的商业运行结构则是诸多经典案例中的精品。
关于阿里巴巴是如何颠覆传统商业模式，进而构建自己商业运行结构的，《融合时代》一书做了如下的分析和描述[6]：互联网将线上和线下融合在了一起，从而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沟通更有效率，让人类的力量通过无限协作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2012年11月11日，由天猫商城和淘宝网发起的“双十一”促销活动创造了191亿元日销售收入的世界纪录……短短的一天里，天猫商城和淘宝网的交易额已经是“十一黄金周”期间上海所有大中型商业企业总营收的3倍。而在2012年全年，网民们只是点点鼠标、敲敲键盘，就在两家网站上完成了一万亿元的交易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采用了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模式。2013年11月11日的“光棍节”，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一天的成交金额又创造了新的纪录，达到350亿元人民币。
实际上，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模式除了创造无边界的合作平台外，以信息流的整合牵引物流聚合是其成功的关键点。无边界的平台克服了传统商业在物理空间、局域和时间上的约束，人们的消费（购物）过程可随时随地（anytime and anywhere）完成。在信息流基础上的物流聚合使消费者具有了无限广阔的选择权，而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以及无物理空间约束的特点，则极大地降低了商业成本。电商特别是像淘宝网这样的纯平台电商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或特点，正是传统商业模式的根本缺陷所在。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传统商业的重构者甚至是颠覆者，是因为它们是大众消费习惯的牵引者、变革者，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商业文化的创造者。
互联网在攻克了传统商业帝国这个古老的产业后，下一目标又在哪里？
四、互联网金融：一种新的金融运行结构
互联网下一个要攻占的产业帝国一定是金融，这是因为金融产业与商业一样同属服务业且幅员辽阔、利润丰厚，该“舞台”之大比商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与金融在功能上是耦合的，嫁接在互联网平台上的金融，就如同“马车变汽车”，将使金融的功能、效率大幅提升。这种提升是质的飞跃，属于“基因”式的变革。
（一）我们先从金融的规模或者容量说起
互联网所要重构的产业一定是“产业帝国”，即该产业的规模大、服务面广、利润厚、具有统一的标准、对经济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金融业具备所有这些要素。
（1）从世界范围看，截至2011年底，全球金融资产的规模达到218万亿美元[7]；其中，全球银行业资产规模约占全球金融资产规模的39%，大约85万亿美元。[8]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要使用金融（诸如支付、清算、储蓄、融资、投资、保险、理财等）服务。金融与商业一样，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中，金融是名符其实的“产业帝国”，更是产业链中的“皇冠”。这个传统的“产业帝国”需要新的活力，其活力源头来自“基因”式的变革，而变革的重要力量就是互联网。
（2）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金融更像一个“产业帝国”：臃肿、傲慢且缺乏活力。截至2012年底，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达到171.53万亿元人民币，利润达到1.5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达到133.62万亿元人民币，占金融总资产规模的77.9%，利润为1.51万亿元人民币，占金融业利润的95.6%。[9]银行业中16家上市银行实现的净利润占沪、深两市2467家上市公司的52.6%。[10]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的服务覆盖全社会，但服务效率低。总体而言，中国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由于缺乏系统性竞争，因而垄断利润高、创新动力不足、活力明显不够，迫切需要来自体系外部的系统性压力和竞争。
（3）在中国，金融这个传统的“产业帝国”需要新的活力。新的活力来自“基因”式的变革以及体系外部的系统性压力，这个“基因”式变革和系统性压力的重要来源就是互联网，就如同传统的商业帝国需要互联网焕发新的生命力一样。在互联网这个无边界平台基础上的金融就是互联网金融。
（二）互联网与金融功能的耦合分析
广阔的市场空间只是互联网金融生存的必要条件，而金融功能与互联网的耦合，或者说金融功能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在“基因”层面上匹配，是互联网金融生存和发展的充分条件，也是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逻辑基础。
按照现代金融功能理论的划分，金融系统具有六项基本功能[11]：
●跨期、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配置。
●提供支付、清算和结算。
●提供管理风险的方法和机制。
●提供价格信息。
●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
●创造激励机制。
一般来说，在这六项基本功能中，“资源配置”和“支付结算”是最基础的两大功能，通常主要由商业银行来承担；中国尤为明显。[12]后四种功能主要由资本市场来承担，其中风险管理（财富管理）是现代金融最核心的功能。从“基因”的匹配性上看，互联网与金融的前四种功能［即“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财富管理）”、“提供价格信息”］具有更高的耦合性。后两种功能的实现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制度结构和产品设计，但互联网平台的植入与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并无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亦有利于这两种功能的效率提升。下面主要分析互联网与前四种功能的耦合性。
（1）互联网金融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金融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其核心是资金供给方通过适当的机制将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资金需求方的过程。这种机制分为两类：一是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作为媒介。资源配置表现为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过程。二是金融市场主要是资本市场作为媒介。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以市场为平台直接交易，以便完成资源配置的过程。通常说来，约定俗成地把前者称为间接融资，把后者称为直接融资。在金融的两种融资形式中，间接融资的基础风险是信用风险，而直接融资的基础风险是透明度。从传统上说，在间接融资中，信用风险评估的主要标的除信用记录外，侧重于土地、房屋等物质资产和公司信誉状况等指标，缓释信用风险的机制多数都是抵押、质押和担保。在直接融资中，透明度的风险主要表现于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及时、完整。前面两种对风险的定义在自身逻辑范围内没有问题，但前者（即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定义多少有点“富人好信用，穷人差信用”的逻辑；后者把信用的履约置于法律和道德两重约束下的“自觉之中”。实际上，个人或企业信用的优劣以及是否存在履约风险，能够在多种交易行为中体现出来。持续性的、高频率的、以信用为担保的交易，更能真实、动态地反映交易主体的信用和履约能力。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信息流整合功能，创造了大数据时代，它显然区别于以抽样统计为基础的小数据时代。它通过对云数据的处理，使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抽样统计所无法描述的细节信息。显然，现在的计算机完全具备了计算的能力。在互联网所创造的大数据时代，首先，如何获取数据；其次，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为数据的获得创造了天然的平台，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对大数据时代云数据的挖掘、整理、分类、甄别等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其中隐蔽着巨大的财富。或许在这个时代，仅仅云数据的处理就能形成新的金融中介，个人或企业的信用信息无一不体现在其中。在这些云数据中所体现的信用信息，其实比传统的信用识别标志要准确得多。所以，互联网在金融最关心的信用风险识别上显然更进了一步，使金融识别风险的能力更具时效性、准确性，从而完善了金融识别风险的能力。
既然互联网可以更有效地识别信用风险，又解决了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那么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金融显然更有利于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
（2）互联网金融可以进一步改善现行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支付体系，更便捷地提供支付清算服务，使金融的支付清算功能的效率大幅提升。
在不同的金融结构中，对于支付清算体系的构建有较大差异。在大多数国家，商业银行承担着社会经济活动中支付清算的功能，在中国尤为如此。[13]中国的商业银行构建了形式多样、烦琐复杂的基于实体经济交易和少量金融交易的支付清算系统，在全社会支付清算功能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资本市场已形成了基于证券交易的支付清算系统，但两者之间相对封闭。就占主导地位的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而言，由于更多地吸收和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支付清算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不断创新，效率有较大提高。但是，由于在庞大的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机构壁垒和利益约束，支付清算资金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存量化现象，这实际上降低了资金效率。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在克服了时空约束的基础上，加快了资金的流动速度，克服了支付清算资金的存量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交易双方特别是资金接收方（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互联网金融这种便捷、及时的支付清算体系，既是现有银行支付清算体系的竞争者，又是对社会总支付清算系统的完善。
（3）互联网金融对金融财富管理（或者说风险配置）功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下延长客户群链条；二是提供成本低廉、快捷便利的营销网络。前者进一步丰富了财富管理需求者的结构，后者有效地扩大了财富管理需求者的规模。在诸多金融功能的实现过程中，财富管理的需求具有较大的隐性特点，格式化或标准化产品及服务对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影响甚微，因为对个性化的财富管理者来说，对人的认同远高于对平台的认同。但是，在中国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目前的状态下，互联网平台对潜在的非个性的财富管理者来说，仍具有巨大吸引力。其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在基于优化资源配置前提下的余额资金财富化。余额宝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余额宝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商业银行余额资金储蓄化的规律，实现了余额资金的财富化。在此，客户的余额资金不再是无任何收益的闲置资金，也不是低利率的储蓄产品。这一功能的突破，极大地延伸了财富管理的客户端，并对商业银行固有的储蓄产品带来重大挑战，推动了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竞争和转型。
财富管理除了要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专门的高频度和差异化的服务外，还要有大量基于小客户的标准化服务或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具有明确的公共标准。互联网为这些基于财富管理功能的标准化金融产品提供了规模化的销售平台，互联网所具有的巨大成本优势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所以，互联网金融在财富管理功能的拓展上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4）互联网金融对改善金融提供价格信息的功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价格信息更丰富、更及时、更准确。
一般来说，金融提供的价格信息包含两类：一是资金价格（即利率）；二是资产价格，通常由股票价格指数表示。前者主要由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提供，后者则由资本市场动态即时发布。互联网平台的引入，提高了动员资金的能力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了资金流转速度，促进了金融体系特别是其与商业银行的竞争，将使利率这一资金价格更为及时、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进而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在资本市场上，由于交易系统和实时报价系统充分吸纳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股票价格指数已经充分体现了动态、及时的特点，这与互联网的技术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互联网所创造出的无边界平台，为众多厂商和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竞价提供了最优的机制。在此，价格没有外部力量的约束，所有价格都是厂商之间和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竞价的结果。所谓互联网对信息流的整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竞争价格的形成。这种价格形成机制远比传统市场结构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及透明，因为互联网平台解决了传统市场结构下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成本约束问题，所以互联网金融不仅进一步改善了传统金融提供价格信息的功能，而且也使这个价格信息的内涵得以扩充、丰富。
五、互联网金融的现状与未来
（一）现状及评析
目前，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还处在初始状态，标准意义上的功能链完整的互联网金融还处在“破壳”之中。
支付宝的出现对于打破银行支付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资金源头仍从属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这显然是个约束。
余额宝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余额资金的财富化，确立了市场化利率的大致刻度，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而言，在资本市场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和制度约束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在余额宝基础资产没有任何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条件下，余额宝的生存迟早会受到利率市场化的冲击。
阿里小贷具有互联网金融的某些核心元素，但从目前看，由于制度、规则和相应政策的约束，阿里小贷的客户范围具有特定的限制，目前还难以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从形式上看，P2P贷款十分接近互联网金融，但由于其对客户的风险甄别以及风险对冲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并且它对信用风险的评估与商业银行无异，所以P2P贷款的前途扑朔迷离。
网上销售理财产品最近比较活跃，这主要是基于传统渠道的垄断和高成本而引发的另一条竞争渠道，这是互联网渠道成本优势之所在，它或许会成为未来互联网金融的表外业务。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
由于制度和现行规则的约束，完整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前述几种形态除了阿里小贷外，只是片段化的互联网金融，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的生存机制。即使是阿里小贷，它也是在传统规则的边界上游走。至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于互联网所做的工具或系统创新，大体上属于金融互联网。我们要正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重大差别。
所谓互联网金融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构建的具有金融功能链且具有独立生存空间的投融资运行结构。在此，“以互联网为平台”是最基础的要素，它意味着对物理空间的摆脱，意味着货币流的牵引力量甚于信息流，意味着硬成本到软成本的过渡。“金融功能链”和“独立生存空间”也是互联网金融必不可少的元素。例如，支付宝具有金融的支付清算功能，但由于其“上游”资金在现行制度下必须也只能来源于客户在银行的储蓄或银行对客户的贷款，没有独立的资金源头，所以支付宝只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基因”，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商业银行）的运行结构而言，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异物”，是一种“基因”发生某种变异的金融，这种“基因”变异本质上是一种飞跃。
当传统金融（这里更多的是指商业银行）吸纳、运用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现代信息技术去创新某些金融工具以及构建新的网络系统，同时原有的运行结构和商业模式并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将这种金融与互联网的结合称为金融互联网。相较于传统金融来说，金融互联网显然是一个创新，但它不是飞跃，因为在金融互联网中，互联网是一个手段，而不是平台，因而也就不是“基因”式变革。
互联网金融基于“基因”变革的力量，对现存金融体系会在理念、标准、商业模式、运行结构、风险定义和风险管控诸多方面都会提出全面挑战，它是传统金融的合作者，更是传统金融的竞争者，因而也是整个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金融互联网的主要功能不是对金融体系的变革，而是基于自身技能的修复和壮大，是为了提升在原有体系中的竞争力，对金融体系本身的变革力远逊于互联网金融。当然，与传统金融相比较，金融互联网无疑也是巨大的进步。
（三）互联网金融的替代边界：新的金融业态
随着制度、规则和准入标准的调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其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信息流整合（大数据产生）、信息的对称与共享和快捷高效率，无疑将对传统金融业态特别是ROE较高的银行也带来严重挑战。但是，我们应当清晰而客观地看到，这种挑战有的是带有颠覆性的、此长彼消式的竞争，具有替代性趋势；有的是彼岸相望、互相促进式的竞争，彼此难以替代。相互竞争后，新的金融业态可能是分工更加明确、个性更加突出、结构更加多元、效率进一步提高。
如前所述，在金融诸功能中，互联网金融与其耦合的程度是存在重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互联网金融进入后新的金融业态形成的基本原因。
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将在支付功能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资源配置（融资）领域，其对风险的识别基于数据化的平台，在贷款特别是平台小额贷款方面亦具有较明显优势；对标准化金融产品的销售，由于互联网金融存在巨大的成本优势，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非个性化资产管理，虽然受到感知认同在某种程度上的约束，但互联网金融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这些领域，互联网金融会在不同程度上分食传统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的蛋糕，进而形成更加专业化的分工。而对这种蚕食式的竞争，传统金融（商业银行）必须调整策略，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快改革和创新。这客观上推动了银行业的技术进步，加快了互联网与金融的全面融合。
与互联网金融一样，传统金融（商业银行）也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如个性化服务、高度的专业性、较高的感知价值、对冲风险的能力、雄厚的资本实力以及对线下客户的垄断等。这些比较优势使传统金融（商业银行）在大额贷款、个性化财富管理、投资咨询、资源储备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
综上所述，就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而言，未来的金融业态是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就金融改革的“三维”空间而言，其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展了金融的“宽度”，开放和国际化延伸了金融的“长度”，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探索了金融的“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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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莱·舍基.人人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刘积仁，史蒂夫·佩珀马斯特.融合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5］吴晓求等.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20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吴晓求等.中国证券公司：现状与未来（201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吴晓求等.中国创业板市场：成长与风险（20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吴晓求等.中国资本市场：2011—2020.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9］吴晓求等.变革与崛起——探寻中国金融崛起之路.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10］吴晓求等.全球金融变革中的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http://www.pbc.gov.cn
［原载《资本市场评论》，2014（1）、（2）］
注释
[1] 美国约为60%，日本约为140%，欧盟约为60%。
[2] 关于中国金融的“宽度”改革，就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研究，我们曾在历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报告》中多有阐述，特别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中国证券公司：现状与未来（201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中国创业板市场：成长与风险（20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中有系统的研究。）
[3] 有关中国金融的“长度”改革，就是加大中国金融的开放、提升包括其国际化程度的研究，亦可参见由吴晓求教授主持的相关年度的《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和其他著作，主要包括《中国资本市场：2011—2020》（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变革与崛起——探寻中国金融崛起之路》（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全球金融变革中的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参见吴晓求等：《中国资本市场：2011—2020》，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5] 参见刘积仁、史蒂夫·佩珀马斯特：《融合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6] 参见刘积仁、史蒂夫·佩珀马斯特：《融合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7]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Financial Globalization：Retreat or Reset?”，March 2013.
[8] McKins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roup，“The Triple Transformation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October 2012.
[9]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
[10] 16家上市银行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净利润统计数据来自Wind资讯，并经过笔者计算。
[11] 参见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金融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下文按照我的理解对这六大功能做了适当概括和顺序调整。
[12]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同样承担了“资源配置”和“支付结算”的功能，这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13] 美国是一个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其金融市场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支付清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