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本主导的逻辑
一、什么是资本
研究资本的逻辑，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资本。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所揭示的就是资本的逻辑与奥秘。然而，能否正确揭示资本，首先取决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换句话说，取决于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资本。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明确的交代，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与以往一切哲学都不同的新的世界观，关键在于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唯物主义哲学中，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分析和研究资本的本质及其逻辑。
（一）资本是充满矛盾的混合体
资本在它产生的那一刻就成为充满矛盾的混合体。它作为当时进步的力量，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统统瓦解，将处于分散状态的生产资料和人口积聚起来，创造出以往一切时代难以比拟的生产力，但它却无法长久地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反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资本在自我增殖的过程中创造出资本家的巨大财富，但在社会的另一端却滋长着劳动者的普遍贫困；资本在扩张发展的进程中建立的世界市场，使民族国家之间的隔绝与差异日益消亡，但在充满竞争的世界市场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乃至战火硝烟却从未熄灭；资本创造的文明第一次开启了人类通达解放的大门，但正当人们准备走向自由彼岸的那一刻，它却将大门紧紧地关闭；资本的目的是实现自身的增殖，资本家为这一目的代言，但它又无可避免地创造了庞大的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掘墓人；资本始终是以自身为对象，但它自身又是自己的限制。充满矛盾的资本总是将自己创造的一切同自身对立起来，它“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预言资本行将消亡，然而，资本的消亡并没有像伟大思想家所预言的那样迅速地到来。在新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运动仍然生龙活虎，它的自我调节能力使人们相信，在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资本带来的恶果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交往，甚至对人类的未来和生存提出严峻挑战。因而，即便是西方的学者也愈发清醒地意识到批判与限制资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
（二）资本是形式与内容、过程与实体的统一
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分析完成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做的研究性手稿中，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作为范畴的资本。大体来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形式与内容、过程与实体的统一。
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考察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后者主要是从内容和实体的层面来考察资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资本的最终形式，而货币作为交换价值又是以往生产积累下来的财富，并作为生产要素投入新的生产中。这样，资本就成为只有物质属性的纯实体，它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或对象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的价值。这种认识的主要缺陷在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在抽掉了资本的形式和过程之后，资本就成为“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4]，资本自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切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普遍前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获得了自身的永恒地位。
马克思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认为，应该从“流通中运动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来理解资本范畴。换句话说，货币不是资本的完成形式，而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是在交换中发展起来的。货币如果离开了流通，它就是价值尺度和以往的价值积累，相反，只有在流通中货币才是交换价值，进而才能成为资本的最初形式。因此，流通是资本的前提，资本只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在流通中，它既没有丧失实体（商品），也没有丧失形式（交换价值）。在流通中，资本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资本才能获得实体的规定性而又不失去自己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性。所以，资本以流通为前提，又在流通中确证了自己，它是商品和货币这两种规定性的统一，是处在流通中的商品和货币的总体。流通本身又包含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两个要素，前者是价值增殖的过程，后者是价值实现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基本单元，即商品和货币，上升到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层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有等同的意义。
（三）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是具有核心地位的生产要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习惯于从经验和实证的思路来分析资本。这样，在他们的理论视阈下，资本的本质也只能被归结为物的属性，而看不到资本背后隐藏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虽然能够把财富或资本看成是人的劳动，可以把对资本的纯客体性理解上升为主体性理解。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资本的历史性。换句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财富才以资本的特殊形式获得核心地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显现出来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是彼此不同的，但是作为一种“自然力”又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的劳动。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劳动的这种一般性只有在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能被发现。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缺陷，他们对资本的理解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从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认识财富和资本的本质，就无法看到劳动和资本本身的历史性，因而看不到劳动和资本的特殊性，进而也不可能看到生产实践的发展历史，看不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看不到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变革。于是，在他们的视野中，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原则”一经发现，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一切社会时代所具有的，至少是应该具有的共性。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资本以及由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成为永恒的东西。
资本就其反映的基本特征而言，只能在其产生的生产关系中去理解，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不应仅被理解为物，还应被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
（四）资本是能够增殖的价值
要揭开资本增殖的秘密必须通过价值形态理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一思想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著作中就得到了说明。到了亚当·斯密，开始用“劳动时间”作为对商品价值的规定，这种衡量方式可能与劳动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机器化的生产越来越普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劳动的同质化趋势愈发明显。伴随生产劳动同质化的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所有劳动产品必须通过货币来交换，进而被理解为抽象的价值。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探讨使劳动同质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体劳动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在流通中即在商品交换中得到确证，于是个体劳动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不同商品所固有的物的属性。在流通中，货币扮演的角色是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交换中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因而进一步将劳动的社会性表现为货币的属性。最后，货币进入到生产领域，并通过流通实现自己并带来增殖，使自己成为能够增殖的价值——资本。所以，资本增殖的秘密是从商品的流通开始的。
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而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5]。这就表明，商品生产和流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从资本产生的历史来看，生产方式、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发生深刻变化，以货币形态出现的资本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对立物成为生产要素。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完全地由货币表现出来。不论是产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最初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到市场。但是，此时的货币并不是资本，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货币才可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指出，货币与资本的不同“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6]。商品流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即为买而卖的流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成商品，即W-G-W；另一种是为卖而买的流通形式，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即G-W-G。在前一种流通方式中，货币就是货币；而在后一种流通方式中，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这两种不同的流通方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流通方式中的两极是价值相等，而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反映的是具体劳动之间的交换；在后一种流通过程中，两极都是货币，同样的东西换回来同样的东西，是表面上没有具体内容的同义反复。然而，这种看似“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却有真实的内容。这一内容不在于流通过程的两极有质的区别，而在于它们有量的不同。在流通的最后环节所取回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这样流通环节中的G-W-G过程实际上是G-W-G'。这样，原先投入的货币在流通后过后会带来货币的增量，这个额外增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正是这样一种流通过程，原始的价值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使货币成为能够生钱的钱。正是这种运动，使货币成为资本。如果将这一公式的中间环节抽象掉，那么流通领域中出现的资本总公式就变成G-G'，这是金融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基本公式。实际上，资本的流通过程就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
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两种不同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资本得以产生的条件，但是，是否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一定会产生资本呢？他指出，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并不是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已经具备。资本只能在那种地方发生，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遇见了自由的劳动者，那种出卖他本人劳动力的人[7]。换句话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换为资本的前提。这一前提，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本身就是劳动者逐渐失去生产资料的过程。与生产资料彻底隔绝的劳动者，为了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必须为资本家劳动，资本家支付给劳动者工资。在这里，看似等价而平等的交换背后隐藏着资本增殖的秘密。因为资本与劳动者的交换中，以工资形式出现的货币所支付的，并不是劳动的量，而是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与劳动力相交换，劳动力成为特殊的商品。当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方式得到劳动力商品之后，便占有了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创造财富的能力。资本雇用劳动，实际上是资本占有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占有，是资本增殖的前提。
实际上，马克思在阐明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质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首先，资本、土地和劳动作为要素进入生产环节，表面上它们取得相应的利润、地租和工资作为回报。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反映，同时将资本占有劳动所导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掩盖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本身的社会属性，必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通过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只要这些物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不变，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也顺理成章地得以固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总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永恒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商品、货币和资本凝结的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是抽象劳动的产物。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颠倒的社会关系下，人类劳动的产物却成为统治人类的枷锁，拜物教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颠倒的性质，哲学作为社会意识不是被理解为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而是相反，成为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起着决定作用的东西。
二、资本主导的逻辑及其社会影响
既然资本是形式与内容、实体与过程的统一。那么，把握资本逻辑及其主导性也应从实体与过程的层面去把握。所谓逻辑的东西，既是一种思维体系，又是反映现实发展的具有规律的总体。因此，资本的逻辑，既表现为一种目的，即追求剩余价值，同时，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又是具有规律性的现实运动。资本增殖的逻辑以资本占有劳动为前提。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后，资本又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资本家手中积累便产生了更多的资本。这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因为资本逻辑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价值。马克思指出：“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8]换句话说，说明资本增殖的逻辑不仅要说明它是如何占有劳动的，还要回答它为什么能够占有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按照增殖的逻辑运动之前，首先要完成的是原始资本积累。他对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原始资本积累绝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如“田园诗”般浪漫。相反，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价值，是充满暴力与血腥的。
（一）作为资本运动起源的“原始积累”与自由劳动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资本增殖的逻辑起点，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和自由劳动者的对立，以及他们不得不发生的交往。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9]在这里，能够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劳动者成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条件。然而，这里的自由劳动者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与以往社会的劳动者不同，它们既不像奴隶和农奴那样被当作直接的生产资料，也不像农业社会中的自耕农那样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相反，他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他们与生产资料是完全脱离的。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市场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得以实现的前提，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确立，它就不仅会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会不断扩大这种分离。资本关系的产生过程也就表现为这种分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10]
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资本与文明是一对孪生兄弟。资本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等都是资本作为文明力量的表现方式，因此，它与野蛮、蒙昧的人类社会状态相对立。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野蛮的一面。这种原始和野蛮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占有劳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最野蛮、最暴力的体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对工人的剥削虽然是非正义的，是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但是这种剥削毕竟还披着文明的外衣，是在所谓的自由劳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同时，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工人的剥削越来越隐蔽，甚至让人难以察觉。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则是赤裸裸的、暴力的、充满血腥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关系的形成却彻底地解构了原有的社会。劳动者不再与生产资料有任何联系，残酷的法令彻底地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掠夺、欺骗、残暴的恐吓手段使封建财产一下子都转变为现代私有财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与权力第一次紧密地联合起来。法律不再保护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而他们也自然地被新兴的工业所吸收，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资本积累过程是原始的，它绝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如“田园诗”般浪漫，不是有人因为勤劳而致富，有人因懒惰而失去生产资料，而是暴力、血腥的掠夺。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积累起来的价值，也正因如此，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文明的。暴力、野蛮、掠夺才是它的原罪，使它每一个毛孔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本身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具有普遍的自由与平等的意义。劳动者的自由是相对的，他们与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都失去了联系，没有任何束缚，因此是自由的。然而，劳动者也正是因为丧失了全部的生产资料才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身的生活。虽然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这个或者那个资本家，但从绝对的层面来说，劳动者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以外别无选择。当劳动者进入市场，资本家支付工资，这种交换似乎是等价的，似乎遵循了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实际上，这绝不是等价交换，资本家用一定量的货币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即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由于交换商品和使用商品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资本家在交换中得到的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在生产中表现为“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个消费过程也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资本与工人之间所谓的“等价交换”，生产出“G'”，带来资本的增殖。表面上是无比公正的等价交换，实际上这一过程是资本占有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过程。由此可见，自由劳动和等价交换似乎彰显了资本文明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原则，但实际上，这种自由背后是绝对的不自由，这种表面的平等蕴含的是极为深刻的不平等。工人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占有，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增殖，但在现实中却被描述成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二）资本逻辑的本质及其承担者
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当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随之确定下来。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已经形成，资本增殖的逻辑不断地在生产和交换中实现，发挥着资本职能的财富真正运动起来。资本的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增殖运动。首先，它把自身转化为生产资料，并以工资的形式作为报酬去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力；其次，在生产的过程中，资本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并且最终在商品市场，通过交换实现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变；再次，形成剩余价值的积累；最后，完成了增殖的资本马上又会投入到新一轮的增殖运动中。
在当代社会，资本增殖的逻辑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理性，是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经济活动和自由活动的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活动，是基于一定预期的计算行为；与经济活动相比，自由活动绝不可能仅仅表现为单一的理性活动。一定预期下的计算活动所反映的是经济理性，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实现单位劳动创造最大交换值。由这种逻辑所规定的经济活动，使主体对经济活动的对象和活动本身给主体的感受变成单一的东西，即只关注生产的对象以及从生产到交换的过程是否能实现资本的增殖。这一过程本身所固有的痛苦与艰辛，以及它切实能够带来的情感价值和审美体验都成为不重要，或者可以被忽略的东西。为了能在竞争中生存，为了能够在流通中更快地实现价值向货币的转化，资本所有者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生产的效率和流通的效率上，于是技术革新、制度安排都要服从于生产和流通的要求，服从于经济理性。虽然资本增殖的逻辑具有理性的表象，但这种逻辑在本质上是盲目的，因为它绝不会追问或自我反省增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资本增殖是它自身存在的方式，那么资本越是理性，它的盲目性本质就越发鲜明。起初资本只是在生产中作为具有主导性的要素，决定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但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不再将自己的力量局限在经济生活中，而是用已经获得的主导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安排社会生活，以便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自我增殖。因此，资本不断地将自己生产出来，又将社会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出来。它就像一种普照的光，像一种以太，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存在。
资本增殖的逻辑，不论它在表象上是理性的，还是在本质上是盲目的，作为逻辑的东西，只能在主体上，在人的身上得以体现，而资本家就是这一逻辑的主体承担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才说，我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家，在这里只有资本（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只追求增殖的单一性逻辑，这种逻辑的盲目性和扩张性，都会通过资本家的贪婪反映出来。但是这种贪婪不应从伦理、道德规范和他们自身的缺陷来理解，而应该从生产关系，以及他们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的历史地位去理解。资本家作为资本的所有者，是资本运动“有感觉意识的负担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成为资本家。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11]这就表明，作为主体，资本家自身已经不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了，而他们的意志已经完全资本化，是资本的意志和资本的逻辑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和体现。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人格化的产物及资本家的描绘，再次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资本作为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它不仅占有劳动，它还占有资本的所有者。它统治劳动，进而统治劳动者，同样，它也统治着资本家，让资本家只能成为它自己，于是所有人都要接受它的统治。
（三）资本主导的逻辑的社会表象
当然，资本逻辑超越生产领域而成为对整个社会具有主导性的逻辑，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与它诞生时的样式相分离。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方式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劳动同质化，这必然将人的生产从偶然和不确定中解放出来，具有进步意义。人的生产活动一旦获得这种确定性，就会变成未来生产的全部需求，变成某种自由意志。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在本质上具有单一性的自由意志逐渐变成普遍的需求，替代了在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礼俗、道德规范、传统价值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最后，在这种生产方式极端发展下，人最终开始尝试按照这种自由意志来规范社会、规范世界，把自然和社会按照当时人们所信仰的原则生产出来，而资本逻辑就是这种规范活动的原则。这事实上也就是工业文明和人化自然观的实质，从此，人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世界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东西。
资本逻辑之所以具有主导性，是因为它不断地突破有限需求的限制。实际上，满足人们有感知的需要，即满足吃、喝、住、穿等人类存续的基本条件，已经远远不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的目的。人们在生产中付出辛劳，忍受痛苦，不仅为了满足这些基本需求，还为了满足这些基本需求之外派生出来的需求，它们是资本增殖的逻辑创造出来的。资本增殖本质是对数量和效率的无限追求，表现为一种越多越好的逻辑，并成为信仰。资本逻辑的主导就是经济理性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张侵略的过程。资本逻辑的终极结果是将自己的理性外衣彻底撕碎，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社会恶果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逻辑导致经济活动中逻辑颠倒，不是生产决定需要，相反是虚假需求决定生产；第二，从人本层面来说，资本逻辑不断追求扩张必然使劳动者、工人阶级受到摧残；第三，从哲学层面来说，资本逻辑的扩张会导致主体的消亡。
资本逻辑的主导性为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的服务。要获得超额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资本家必须为不断生产出来的更多的商品找到足够的消费市场。然而，消费者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为了销售生产出来的商品，需求必须扩张到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与理性需求之外。因此，经济理性将会渐渐失去它的“自然基础”，“生产不再具有满足现存需要的功能”，相反，是“需要逐渐地具有了促使生产不断增加的功能”[12]。原来的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学逻辑彻底颠倒过来。消费商品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实现消费，于是必须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因此，资本逻辑必须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成功，你拥有别人没有的就是成功的标志。对更多、更新的追求就成为广泛认同的价值和评价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
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求，实际上是虚假需求，这种需求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人们的需要永远无法满足。这种假象的产生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以及阶级意识。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劳动者作为个体被摧残到了极致，这种摧残在当代更多地反映在精神层面。劳动者作为无产阶级只能用工资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待遇而拼命工作，却把工作本身蕴含的其他一切价值和不可量化的其他意义统统抛在脑后。
从哲学层面看，资本逻辑的扩张使得经济活动中的“艺术”成为一种客观的科学，资本逻辑以对效率的追求和科学化的名义，使道德的因素和伦理的价值被消解和驱散。因此，也不可能存在对经济理性的挑战。于是，人的活动就不再是善恶问题，而是以是否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经济问题，资本的逻辑就成为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人们也因此丧失了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人的主体性被增殖的理性所取代，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主体性为资本逻辑服务的这种颠倒。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1．
[6]同[5]17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0．
[9]同[8]82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8．
[12]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 Press，198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