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章节架构

本书借由“视觉范式”的视角，具体从都市空间与影像建筑、火车旅行与全景感知、震惊体验与身体耸动、都市交响与声音风景这四个角度来重溯早期欧美电影的一些重要问题。无论是城市、交通、身体还是声音，其中所包含的重要问题都指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尤其是城市现代性）的内容与肌理。

具体来说，第一部分“都市空间与影像建筑”探讨早期电影同城市空间在现代性层面上的再现、体感和互浸的意义。首先在第一章“城市与早期电影：交互的现代性”中，笔者从总体上论述早期电影同城市之间交织、共生、互浸的关系。借由文化实践、艺术语汇、地理绘图和空间叙述四个角度，本章将电影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对象进行考察，挖掘早期电影不同层面的属性与特征——从经济实体到技术载体，从艺术语汇到文化地理，从意识形态到公共空间，从实践形式到叙述手段，早期电影和城市之间的复杂交融，促进了两者更好地协同发展，并共同形塑了人们对于城市现代性的新知觉范式。在第二章“境况电影中的都市风景”中，笔者借由“风景”（landscape）的理论范式与视角，进一步探究早期城市影像的形式美学，思考早期的摄影师（或导演们）如何运用一些艺术感来“设计”和“编排”影像，设计“都市风景”。境况电影（actuality films）中已经蕴含了部分纪录片的视觉美学元素，并为后来的多镜头、剪辑式、叙事性电影提供了基础；其中“城市”作为一种“原电影”因素，令影像不断促生新的艺术技巧和美学原则，丰富了早期观众的现代性视觉体验。而第三章“现代建筑与早期电影的空间感知”在承认和强调电影和建筑作为“体感”（haptic）空间的理论基础上，集中探讨现代建筑理论中所蕴含的影像思维，思考现代建筑理论如何从电影中获得灵感与创意，生发重要的空间论述。从早期电影和建筑对“运动影像”的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场景设计，从早期的境况电影和“建筑纪录片”的空间记录到“蒙太奇”概念的阐发与应用，现代建筑理论的创意性观念不仅来自建筑师们的“抽象空间”，而且源于电影导演和理论家诠释和创造空间的努力。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本章希望将电影学理论同建筑学理论相结合，针对一些重要的现代建筑和电影理论进行分析，并管窥建筑和电影两种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部分的三章并未过多讨论早期电影的文本或导演，而是试图跳脱“艺术再现”的分析模式，侧重于从理论上探索早期电影和城市发展在现代性上的互融、互浸与互感，以探索新“知觉范式”的表现与特征。

第二部分“火车旅行与全景感知”从交通运输的角度思考早期电影与现代性城市的关系。在众多交通工具中，笔者选择“火车”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物件、现象和符号进行深入分析。火车作为重要的现代性物件与交通工具，同城市发展之间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而早期电影对于火车的热衷，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觉符号，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市现代性的种种面貌和征候，也促成了电影在视觉语言、性别观念、阶级论述等方面的转型与革新。首先在第四章“火车与早期电影的视觉语言革新”中，笔者思考在现实或再现的层面，电影与铁路（交通）的生成转化与思维方式如何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火车作为重要的现代性物件，促成了电影视觉语言在震惊体验、运动属性和时空剪辑方面的不断革新，同时创新性、先锋性的影像又影响了观众知觉范式的转变，拓展了审美现代性的内容与形式。从《火车进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到《隧道里的吻》（The Kiss in the Tunnel）再到《火车大劫案》（TheGreat Train Robbery），火车和铁路作为一种社会性、感觉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现代性物件、现象和交通工具，不断促进早期电影视觉语言和叙事手段的产生与进步。无论运动性、全景性还是创伤性、叙事性，都是火车与电影两者之间得以沟通与融合的现代性特征，被卢米埃尔兄弟、史密斯（G-A-Smith）、鲍特（Edwin Porter）或格里菲斯（G-W-Griffith）等具有创造力的导演用来革新电影的视觉语言，开拓新的知觉范式。在第五章“火车旅行与早期电影中的城乡对立”中，笔者立足于火车、城市和早期电影三者研究的交叉点，从阶级的角度集中思考都市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之一“城乡对立”在早期火车电影中的再现。一些电影中的城市具有一种中产阶级的特权视角，火车突显了其主体位置和支配地位；而另一些电影则具有反城市化的倾向，鼓动中产阶级逃离“都市病”。与此同时，从知觉范式的角度来说，早期火车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强调“流通”（circulation）与“全景”（panorama）的特质，加速了城乡之间的融合。而在第六章“双重形塑：早期火车电影和镍币影院中的女性”中，笔者则从性别的角度切入，探讨火车电影空间（包括火车影像、真实铁路空间、镍币影院）中女性的形象塑造与身份定位。空间中女性的被侵犯与欲望化使之不断遭受主流话语的谴责与规训，因此浪漫化的女性形象、女性气质的借用以及对女性群体的讨好密切联系着以上三个空间在主流话语中的“正名”历程。这三章的内容分别从视觉语言、阶级呈现和性别意识的角度思考早期电影中的火车与交通，于此当中我们能够管窥作为现代性物件的火车和早期电影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于新“知觉范式”的创造性意义。

第三部分“震惊体验与身体耸动”聚焦于早期电影中的身体呈现与感受问题。早期电影带给观众的“原初激情”（primitive passion）和“震惊体验”（shocking experience），是同城市现代性密不可分的。在第七章“戏法片、城市与身体耸动性”中，笔者探究现代都市人对于“耸动性”（sensationalism）视觉刺激的兴趣和追求。在这一方面，本·辛格通过探讨早期电影中的“通俗剧”来揭示现代性的视觉表达方式，尤其是20世纪初诸如《宝琳历险记》（the Perils of Pauline）、《海伦历险记》（the Hazards of Helen）等系列“凶杀片”（blood and thunder）反映了都市感官环境中的现代性大众娱乐与视觉文化的转变。沿着这一观点和范式，本章以更为早期的另一种电影类型——“戏法片”为例，进一步思考都市的身体“耸动性”体验，探讨它如何借由早期电影的视觉“幻象”（illusions）和“花招”（tricks）来训练人们的感官适应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都市现代性。在第八章“早期电影的脸：特写与身体镜头”中，笔者分析早期电影中的“脸”，尤其是特写镜头对于“脸”的表现。从境况电影到多镜头叙事电影，早期电影中的“脸”如何被言说、表达、感受和凸现？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章援引巴拉兹（Béla Balázs）、本雅明、克拉考尔以及爱普斯坦（Jean Epstein）等人的早期电影理论，将早期电影的“脸”视为一种典型的触感影像实践，突出“脸”的情感性维度，并令“特写”指向一种对于时间敏感性和对于身体“表面性”的强调。在第九章“早期拳击电影的身体与暴力”中，笔者简要追溯早期电影中的拳击运动题材，从社会文化场域、身体感官图景、暴力意义书写、动作心理效应等角度思考拳击电影“吸引力”的来源，并结合早期电影的观影体验、审查制度和放映技术等元素进行考察。第三部分的三章，主要围绕早期电影的观影“体验”，思考城市现代性在影院、审查、感知、暴力等方面作用于身体的特征与反应，从中我们能够更为深入而明晰地了解“知觉范式”在身体空间和都市空间交融时的互动与共生。无论是“戏法片”、拳击电影还是特写镜头，都反映了人们对于感官兴奋和耸动性事物的欲望。这种视觉和体感刺激成为都市现代性生活中经验日渐贫乏的一种补偿式的反应。

第四部分“都市交响与声音风景”从声音的角度，重塑早期电影重要的美学特征。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电影是默片，探讨默片中的声音问题似乎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举动。然而，正如瑞克·阿尔特曼所说，早期电影被看作一门完完全全的“视觉艺术”，这样的观点值得反思。那么，追寻早期电影的声音呈现，在城市现代性的问题上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首先在第十章“都市交响乐：早期电影的声音风景”中，笔者从城市现代性的声音风景、早期电影的声音构成、声音技术的发明、影院空间的影响这四个角度，梳理与综述同早期电影声音相关的学理性内容。作为一项现代性的都市实践，声音的制作和传播带给早期的观众（听众）有趣而深远的“震惊体验”，它同空间设计、技术革命、跨媒实践、观众反应等因素息息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早期电影在城市形态、知觉范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由此我们强调，对于早期电影来说，1906年（前后）这一在视觉上所强调的转折点（从“吸引力”到“叙事性”电影），在声音方面并不能完全成立；反而1909年（前后）才成为重要的转折点。第十一章“故音与新声：早期电影配乐的形式与风格”探讨“音乐”这一在早期电影声音的众多形式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笔者从当前学界讨论较少的几个视角——流行歌曲、“配歌画片”（illustrated song slides）和当代配乐切入，思考和梳理早期电影配乐中重要的问题意识。通过重回历史现场并考察早期电影配乐师在古典音乐和流行歌曲之间的选择，我们得以管窥当时观众的欣赏偏好与文化认同；而通过对于“配歌画片”及其表演的探讨，我们则能够探析电影放映“间隙”中特殊的娱乐方式，并讨论早期流行歌曲与电影之间复杂的联系与互动。在此基础上，本章考察早期电影的当代重新配乐问题，试图勾勒早期电影音乐的前世今生，思考“故影新声”的形式、风格与意义。第十二章“辩士：默片时代的发声者”讨论早期电影中的重要声音元素——辩士的作用与意义。从西方的“讲解员”到东方的“辩士”，早期电影的讲解或配音方式是非常值得深究的，尤其在东方（尤其是日本），辩士解说并未如欧美等大多数地区的配音活动一样，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迅速走向没落，反而在有声电影出现后的近二十年间仍然活动频繁，其中包含着历史、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因。本章从社会语境、文化传统以及辩士活动的时代意义等角度出发，探讨辩士这一电影中曾经的特殊角色缘何形成，又为何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兴盛不衰，并简要触探“辩士”从日本到朝鲜，到我国台湾的发展轨迹。第四部分的讨论，希望能够为早期电影研究中一直以来非常薄弱而受压抑的“声音”领域增砖添瓦，并以此思考早期影院、辩士、乐队、流行歌曲、游乐场等城市空间与文化形式对于现代性生活形态的塑造意义，探索早期电影音乐如何开启观众现代“知觉范式”的问题。

最后的结语“早期欧美电影的四副面孔”将思考城市、交通、身体、声音这“四副面孔”的彼此交融的关系。这四个理解早期电影的角度，绝非截然分离，而是彼此相关与共生的。借由四个方面彼此支撑、相互支援的方式，希望能够织就早期电影在文化、美学、产业、技术、社会等方面现代性特征的网络，以期达到对于早期欧美电影更为全面、深入、细致、多元的理解与认识。

注释

[1]Singer.Melodrama and Modernity: Early Sensational Cinema and Its Contex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