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

李建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习近平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1.0版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版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但又有显著的不同。

一、时代背景不同

19世纪中叶，马克思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段话强调了一国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对于该国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意义，“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由英国主导的“相对的世界市场”——一方面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另一方面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质。1.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特殊历史发展的反映。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在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却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趋尖锐，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基于这样的经济背景，马克思以批判的视角构建了《资本论》的科学逻辑，运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明资本主义最终导致“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从而导致商品生产的消亡，以及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尽管也总结了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1.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一直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家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因此，中国提出的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正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

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在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才可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在现实中中国所处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它将经历相当长的时期。

在社会主义尚是一种理论构想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社会主义是产生于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则是一个没有现成理论指导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物质基础，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规定等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用抽象理论教条地指导特殊实践。

3.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突破1.0版和2.0版的某些具体结论和教条作法，明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十九大报告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区分为三个时代：站起来（1956—1978）、富起来（1978—2012）和强起来（2012—2050）。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们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大国情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矛盾，而是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包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列，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们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广阔的空间。

三、经济运行机制不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生产不可逾越，因此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在1.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市场开始之处，便是社会主义终止之地。因为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对资源的配置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摒弃市场交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对于蒲鲁东一面批判资本主义，一面却主张永久保留商品生产的观点，马克思嘲讽道：“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而“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然而，当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的时候，消灭市场的观点面临着极其明显的实际困难，以致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地把走市场化道路作为一种改革的举措。2.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代表模式有：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以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初形态），以及60～80年代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第一次尝试）。尽管从可能性与必要性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并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让科尔奈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倡导者都纷纷改弦更张，他提出，一旦人们拒绝接受苏联型“社会主义”，则除了各种形式的西方资本主义中的某一种外，别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有生命力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

3.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中国的生产力国情和社会主义国情出发，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僵化教条，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在弊端，还超越了前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固有缺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它“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直接指出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四大报告直接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经济制度上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核心是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其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又能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二是在经济体制上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其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又能适应经济运行高效率的需求。

四、历史任务不同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如果说2.0版和3.0版都致力于回答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二者的区别在于如何实现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的统一。2.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过于强调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把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当作修正主义批判，把发展商品经济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3.0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承担建设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把国家发展与人民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了从生产目的论到人民中心论的转变。邓小平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习近平在2013年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相继朝着两个宏伟目标前进：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九大报告为全体中国人民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报告将中国未来发展分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2017—2022）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圆满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从2020年到2050年，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突出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核心目标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标志着中国进入强国时代；二是现代化目标内容更加全面，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文化上的文明、社会上的和谐，还包括生态上的美丽，充分体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目标之间的联系。3.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既立意于生产力的发展，也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更立志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任务可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强调，要完成以上历史任务不能离开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这既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表现，更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所充分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标榜所谓“价值中立”，鼓吹经济学要远离政治，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而且是十分虚伪、自欺欺人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政治、国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存在，而在于政治、国家关系如何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必要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五、国际责任不同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公平与正义。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应当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3.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责任。1.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替代，与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存在继起关系。2.0版提出“两个平行世界”理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处于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而在现实中，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时空并存，在中国国内则是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1.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广大落后国家人民指明斗争的方向和目标，2.0版的“苏联模式”也被第三世界国家所广泛借鉴。但自东欧剧变以后，整个世界风行“比较性”的辩护，即资本主义的运行无论怎样不完美，但比人类所能设计的所有其他制度都要好。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无可替代”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主义替资本主义辩护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可以看出，在全球化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对不同性质的经济存在着矛盾和竞争的关系。因此，3.0版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在世界市场中积极提升社会主义经济竞争力。而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所取得成就，恰恰凝结了包含着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经济发展理论，比如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共同向往和追求的消除贫困、共同富裕理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理论。这些理论既反映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是中国经济为人类共同进步贡献的中国智慧，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竞争力的充分体现，反映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

3.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承担着寻求合作共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的国际责任。3.0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时期也正是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发展生产力、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如何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并实现自主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竞争格局和“游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他们利用其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和对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控制权，力图固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近年来，由于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世界生产、国际经贸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正在形成。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努力“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各国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顺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已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巨大影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综上所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20世纪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即：21世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已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在经济运行上，正在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新体制；在历史任务上，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体化，作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在国际责任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这些不同之处，也就构成了3.0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