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里克利：服务于公益的修辞

伯里克利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两年半中的真正领袖，修昔底德在第一次提到伯里克利时这样介绍他，“伯里克利，克山西普斯（Xanthippus）之子，在他那个时候是雅典的第一人（anēr prōtos），他在言辞和行动上都是最有力的（legein te kai prassein dunatōtato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39.4）。[11]虽然修昔底德在这里将“言辞”和“行动”并列，当作伯里克利同样擅长的两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期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读到关于伯里克利的生平以及在战争中行动的丰富描述，肯定会大失所望。除了在第一卷的附记中提到了一些伯里克利在战争之前的军事行动之外（I.111—117），战争开始之后，修昔底德只是非常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伯里克利率领军队进行的两次战役（II.31攻击麦加拉和II.56袭击艾比道鲁斯及周边的城邦），而且这两次战役都是伯里克利率领着大规模的舰队出战，却没有取得多大的战果，尤其是第二次（他本有机会攻下艾比道鲁斯，但是未能成功）。[12]因此从修昔底德的实际记载中，我们很难看到伯里克利在行动上的过人能力。修昔底德甚至（有意？）略去了伯里克利在行动方面的杰出成就，比如连续十五次当选将军、领导重要的军事远征、重建帕特农神庙、改革民主制度，好像这些都与他“第一人”的地位毫不相关或者毫不重要。[13]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看到伯里克利“行动”的一面，而只是看到了他在“言辞”方面的伟大力量。修昔底德记载了伯里克利的三次演讲，这些记载毫无疑问给每位读者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们充分领略了雅典“第一人”在说服方面的伟大技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伯里克利对于公益与私利冲突的解决之道。

修昔底德记录的第一次演讲（I.140—144）是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讨论斯巴达给出的最后通牒时所做的演讲。雅典人此时必须要做出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决定。伯里克利强烈反对妥协，[14]坚决主张要与斯巴达开战，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他首先敦促雅典人要守住现在的立场，因为任何妥协退让都只会导致斯巴达变本加厉，只会削弱甚至毁掉雅典的帝国，让它臣服于斯巴达的权威之下（I.140.1—141.1）；之后他列举了雅典的优势——金钱、海军、快速的决定和行动（I.141.2—142.1）；之后解释了自己主张的防御性策略，也就是将所有的雅典人搬进卫城，用坚固的城墙保护雅典的有生力量，避免与斯巴达优势的重装步兵进行正面决战，同时派出海军去袭击和骚扰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斯巴达的同盟（I.142.2—144.2）；最后伯里克利试图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让他们回想祖先的荣耀（timē），并且向他们承诺新的荣耀：

你们要知道，战争是必然的（anankē），我们越是自愿地接受它，对手的攻击就会越弱，从最大的危险中产生出城邦和个人最大的荣耀（ek te tōn megistōn kindunōn hoti kai polei kai idiōtēi megistai timai perigignontai）。我们的父辈抵抗了波斯人，他们的资源远不如我们，甚至连那点资源也都抛弃了，他们更多凭借自己的才智（gnōmēi）而非命运（tuchēi），更多凭借胆识（tolmēi）而非力量（dunamei），驱逐了野蛮人，将城邦引向那些成就。我们绝不能落后，而是要用尽一切办法对抗敌人，竭尽全力将一个没有受到减损的城邦传给我们的后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144.3—4）

伯里克利以这样一段激动人心的呼吁结束了自己的演讲，雅典人也似乎立即结束了辩论，很顺从地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提议（I.145）。他们按照伯里克利的意思回复了斯巴达人，正式对斯巴达宣战。

在简单看过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第一个演讲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之后，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伯里克利“教导性修辞”（instructive rhetoric）[15]的主要特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伯里克利的最后一次演讲，也就是他面对雅典人的起诉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演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线索：

你们对我的愤怒，针对的是一个在认识到该做什么（gnōnai ta deonta）以及解释它们（hermēneusai tauta）的能力上不逊于任何人的人，他热爱自己的城邦（philopolis），而且不会被金钱败坏（chrēmatōn kreissōn）。有知识而不能清晰地传授就好像全然不知，如果他兼具这两者，却对自己的城邦不怀好意（dusnous），就不会为了共同利益着想（ouk an homoiōs ti oikeiōs phrazoi），如果他不能胜过金钱，那么这一点就会让他的其他能力都待价而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60.5—6）

在这段辩护辞中，伯里克利提到了人民的教导者所需要的四项基本品质：（1）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政策的认识或知识，也就是关于什么最能够促进公益的知识；（2）向人们清晰地解释这些政策的能力；（3）对祖国的爱，这使得政治家总是将公益置于私利之上；（4）在金钱和任何形式的私利面前拒腐防变的能力。这四点恰好与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最终的评价和赞词完全吻合（II.65.8—9）。

伯里克利坚信“只有当城邦整体成功，公民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促进”（II.60.3），他也对雅典有着真挚的爱，总是将公益放在第一位；[16]因为有出色的政治知识和良好判断，他总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公益何在以及何种政策最能促进公益；而他的修辞技巧则让他能够用最恰当的言辞将最好的政策传达给雅典人；最后，由于他作为公众领袖的良好记录，以及从来不被腐败的品格，给了他崇高的声望和地位。这一切使得他能够“自由地控制大众，引领他们而不是被他们引领；无需用奉迎大众的不良手段去施加影响，他的地位足以影响他们，他甚至可以用反对激怒他们”（II.65.8）。而这样的成就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伯里克利的这个自我刻画将主要的关注放在了演讲者的品格（爱国和拒腐防变），以及修辞的理性方面（对公益的知识以及通过理性的方式将这种知识传达给大众的能力）。因此可以理解有人据此认为“伯里克利的教导性修辞将政策解释给人民，让他们因为理解了它而被说服，并采纳这个政策”。[17]伯里克利作为政治演说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赖于他用理性说服人们的能力，也就是用相对平实和结构清晰的言辞解释复杂的政治现实和相应对策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伯里克利修辞的理性方面，就会错失其他重要的元素，也就是情感的要素。说这样的忽视“可以理解”，是因为政治演说的这个方面大概是演说家或政治家（当然也包括伯里克利本人）不愿意在听众面前明确主张或强调的。在所有三个演讲中，伯里克利都试图用华美的言辞和情感诉求（这两者都有很强的“高尔吉亚体”的味道）来将自己至高的爱国热情传达给听众，并使他们产生同样的情感。在刚刚看到的第一个演讲里，伯里克利提醒自己的雅典同胞，他们的前人取得了什么样的荣耀，他们如今在希腊世界享受着什么样的荣耀，以及未来还可以享受什么样的荣耀，以此激发他们对荣耀的渴望以及他们对城邦公益的热爱。在伯里克利的第一和第三个演讲（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分类，它们分属于思虑性演讲［deliberative speech］和法庭演讲［judicial speech］），伯里克利将这种情感诉求放在演讲的最后，就在公民表决之前；而在著名的“葬礼演讲”这个展示性演讲（epideictic speech）中，他则将大段的情感诉求放在了中间，也就是演讲的高潮部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在崇尚男性气概，崇尚荣誉胜过生命的雅典文化中，这种情感诉求很可能起到了比理性说服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伯里克利的另外两个演讲，看看他如何通过结合不同种类的说服技巧来实现说服的目的，[18]我们同时还会看到他如何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张力。

我们上面看到，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那次公民大会上，伯里克利很轻易地说服了雅典人对斯巴达宣战。但是战争爆发之后，伯里克利的防御性政策，立即就要面对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巨大张力。因为他的策略意味着当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人只能龟缩在城墙背后寻求保护，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城外的农民，以及在城外拥有地产的城里人，都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乡和土地被敌人破坏，他们的庄稼、葡萄和橄榄被敌人践踏。[19]对于一直以充满胆识和勇气，并且以敏于行动著称的雅典人来说，这种羞辱是难以忍受的，即便伯里克利在第一个演讲中已经从理性上告诫雅典人，一定要避免与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展开正面交战，不要在意暂时的损失，而要期待远为光明的未来（I.143.5）。愤怒，这种几乎是最为原始和强大的人类情感，很容易地主宰了雅典大众，他们将之前的理性计算抛在脑后，只想与蹂躏自己土地的敌人一决雌雄。于是人们将愤怒指向伯里克利，指控他懦弱，要求他为目前的不幸局面负责，这也是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面对大众的公然反对（II.21）。伯里克利在自己的第一个演讲中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局面，他应对的方式是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不给人们在头脑最热的时候，让激情战胜理智的机会（II.22.1）。[20]雅典人虽然充满痛苦和怨气，但是鉴于伯里克利的声望和地位，他们还是服从和坚持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策略，没有冒险派出步兵与斯巴达人正面开战。

在第一年的战事结束之后，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的“葬礼演讲”（II.35—46），这篇演讲也成了“展示性演讲”这个体裁的巅峰之作。在其中伯里克利充分展示了自己作为演说家的才华。在这次公共集会中，伯里克利要面对私利与公益之间冲突的最高形式：为城邦牺牲生命。他要努力说服同胞相信，并且在将来也一直相信，他们所做的牺牲和遭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他们继续为城邦付出是必要的。在这里他要论证，公民牺牲的私利以及他们为之做出贡献的公益之间是可以调和的，甚至是可以等同的。

他在演讲的开头说到了葬礼演讲的传统，而演讲的主体部分是他追溯祖辈的伟大成就，他们赢得并传给今人的荣耀（II.36）。与他在第一个演讲中所说的类似，只是在这里措辞更加华丽，语气也更加有力。之后他赞美了现在的雅典政制，因为它的自由、守法、赛会、节庆、财富、开放、教育以及在战争中的勇敢，而成为其他城邦的范本（II.37—40）。在激发了人们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之后，伯里克利转入了整个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公益与私利的统一：

我们的政治家既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务（oikeiōn）又要关心政治的事务（politikōn，或城邦的事务），而其他有自己事情要做的人也非常了解政治事务。我们看待那些不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的态度是独特的，我们不是将他看作无所作为的（apragmona），而是看作毫无用处的（achreion）。（II.40.2）

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人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并非将私人与公共事务截然分开，将它们看作彼此对立或冲突的，而是并存的和可以协调的。事实上，他们将私人与公共事务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管是更多参与政治的政治家，还是相对较少参与政治的大众，他们只是在生活中的侧重有所不同，并不妨碍他们同时擅长硬币的另一面。雅典人尤其关注公共生活，如果一个人不参与甚至蔑视公共生活，在某些城邦里可能会被当作贵族的象征，[21]而在雅典这些人则被斥为无用之徒。[22]

那么伯里克利找到的统一公益与私利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他给出的答案依然是人们对荣誉的热爱，在他看来这就是人类行动的主导动机，同时也是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动机。

伯里克利对公益与私利冲突的解决之道看起来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

（1）对荣誉的热爱是一个人最强烈的行动动机，给人们最强大的理由采取能够促进荣誉的行动。

（2）人生的荣誉和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所在的城邦总是弱小或失败，他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荣誉。

（3）因此，一个人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荣誉，就要促进城邦的公益，为城邦赢得荣誉。[23]

在雅典的语境之下，雅典公民个人的荣誉与雅典帝国的荣誉，也就是这个帝国的扩张和安全，密切相关。荣誉几乎总是由别人赋予的，不管正式的授予还是人们的口口相传，不管是接受朝贡还是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主导性的话语权，不管是被文人称颂还是被外邦人当作心向往之的乐土，当时在物质资源、文化教育、军事实力等诸多方面都首屈一指雅典帝国，都是集各种荣耀于一身的，也自然是最有希望被未来的人们铭记的，因此伯里克利在这方面表现得既自信又骄傲：

在现在的城邦中，只有雅典在面对考验时胜过了它的声望，只有雅典不会让自己的敌人因为败给这样的对手而感到难堪，帝国的臣民没有理由抱怨他们的统治者不配统治他们。我们的力量显然不缺少见证，而是有非常有力的证明，现在和未来一代代人都会感到惊叹；我们不需要荷马来为我们唱赞歌，或者任何赞美者，他们的诗歌可能一时有吸引力，但是之后就不再真实。事实是，我们迫使每片海洋和每片土地都为我们的胆识让路，不管成败我们都在各处建立了永恒的纪念丰碑。（II.41.3—4）

这段话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伯里克利甚至蔑视神圣的荷马，以及其他诗人，在希腊世界正是他们保证了人们对过去拥有鲜活的记忆，这种对诗人和诗歌的蔑视也呼应了高尔吉亚将诗歌神圣的地位降低为“有韵律的言辞”。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的荣耀已经在现实中一次次得到了证明，这些成就是那么明显、那么真实，甚至堪称永恒，因此丝毫不用担心有一天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果雅典公民与这样一个城邦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个人的荣誉也就和城邦的荣誉一起得到了保证。伯里克利认为只要雅典这个城邦保持强大，“雅典公民”这个头衔便足以保证每个人获得他所希望获得的个人荣誉。雅典的荣誉正是来自帝国的扩张，因此在伯里克利看来，保卫和进一步扩大雅典帝国就是每个雅典公民获得荣誉的最佳途径。雅典帝国的强大，雅典的公益，就不仅是城邦整体的目的，同时也是每个雅典公民的目的，符合每个雅典公民的私利。帝国的维系和壮大，证成了每个雅典公民为此付出的努力甚至牺牲；为城邦而战，为城邦而死，就同时变成了每个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的私利。每个公民，不管他为城邦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都会因为他是雅典公民，而被历史、被所有的民族铭记。正是这种荣誉实现了一个人最大的价值。为城邦而死甚至是最大的荣耀，因为生命的终结使得其他人可以盖棺定论地判断这个人整个一生的成败，而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既是为了城邦的荣耀也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战。这种高贵的死亡甚至足以掩盖死者生前的种种缺憾：

我已经歌颂过这个城邦的荣耀，但正是这些人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的德性（aretai）使得它获得荣耀，很少有其他希腊人的成就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在我看来他们迎接生命终点的方式就是他们德性的体现，不管那是第一次得见还是最后的确认。即便有些人有缺点，为他们的祖国战斗和死去的勇气也足以掩盖它们，他们用善抹去了恶（agathōi kakon aphanisantes），他们作为集体带来的好处远胜过他们作为个人带来的伤害（koinōs mallon ōphelēsan ē ek tōn idiōn eblapsan）……胜过敌人是他们最大的欲求，他们将这当作各种风险中最高贵的（kalliston），并且做好准备去为了胜利冒险，而不管其他……在那最短暂的一瞬，在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他们留下的不是恐惧，而是荣耀。（II.42.2—4）

用如此辉煌绚烂的、如此能够激发人们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的言辞去赞美阵亡的将士，去歌颂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同时给予他们永恒的荣耀，在场的雅典公民、阵亡将士的朋友、家人，怎么会不为之动容？在赞美了阵亡的将士之后，伯里克利又转向了出席葬礼的其他人，鼓励他们效仿死者，他向在场者承诺，只要他们效仿死者，为城邦勇敢奋战，就会和死者一样，为自己赢得不朽：[24]

在公共的意义上他们献出身体（koinēi gar ta sōmata didontes），在个人的意义上他们得到永不老去的赞美和最非凡的坟墓（idiai ton agērōn epainon elambanon kai ton taphon episēmotaton），并不是他们躺的地方，而是他们的声名会永远在言辞和行动中被人铭记（hē doxa autōn para tōi entuchonti aiei kai logou kai ergou kairōi aieimnēstos kataleipetai）。对于著名的人，整个大地都是他的坟墓。他们的证据不仅是故乡墓碑上的铭文，而是在他乡没有写下的记忆，它活在每个人的心中。（II.43.2—3）

伯里克利的这个承诺并不是着眼于牺牲者的整体，而是每个个体。为城邦而死甚至是对每个个体真正的和最大的贡献。在他看来，为一个荣耀的城邦荣耀地死去，并不像我们今天为国捐躯的士兵被埋葬在国家公墓，而是像那些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一样（比如赫克托耳和阿基里斯），永远将你个人的名字印刻在人们的心中。在伯里克利看来，人们对荣誉的关切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会爱身后的荣誉远远胜过此生的安危，宁可要身后持久的声名也不愿意在今生默默无闻地多活几十年。

这次演讲的实际效果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听众们在那时是如何充满了爱国情怀和对荣誉的渴望，并且比之前更愿意投身于这场可能会给雅典和他们每个人带来永恒荣耀的战争，比之前更加愿意为自己伟大的城邦做出牺牲。葬礼本来是悲伤哀悼之所，但是伯里克利却用自己的演讲才能将它变成了对死去雅典战士功绩的颂扬，对之后参战的雅典人荣耀的展望，从而将哀悼变成了赞颂和鼓舞。

但是紧接着这个雅典最辉煌的时刻，修昔底德安排了雅典人最为黑暗的时刻——恐怖的瘟疫席卷了雅典（II.47—65）。通过这个无情的并置，修昔底德一方面强调了在人类事物中命运或运气（tuchē）的强大力量，因为不管人类的才智（gnōmē）和技艺（technē）看起来多么强大，都无法抵挡命运的无情打击；[25]另一方面，修昔底德或许也是以这种直接的并置悄然表达了对伯里克利葬礼演讲的反对，反对伯里克利对公益与私利之间张力的解决方式。

伯里克利通过人们对荣誉的爱，论证了我们需要献身和牺牲，但是他这个论证的大前提——对荣誉的爱是人们行动最强大的动力，却并不正确。当一个城邦享受着命运的眷顾，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对荣誉的爱或许会成为最强大的动力，甚至不惜用生命冒险；但是当一个城邦面对无情的瘟疫，当城邦中尸横遍野，每个人都不知道下一个死去的人会不会是自己时，他们不仅不再关注荣誉这样虚无缥缈的价值，甚至变得无法无天、肆意抢掠、及时行乐，甚至连埋葬亲人的神圣习俗都不再坚持。不要说伯里克利宣扬的崇高理想，即便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都已经荡然无存。虽然荣誉是一种很强大的动机，但是恐惧，尤其是对毫无确定性的死亡的恐惧，才是人性中更加根本的要素，力量远远超过了对荣誉和祖国的爱。当伯里克利推理的大前提在瘟疫这样的极端情况面前崩溃时，他的整个推理，或者说他解决公益与私利之间冲突的整个计划，也就随之崩溃了。他的解决途径显然过于崇高和脆弱，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成立。

虽然伯里克利的这个理论性的解决办法，并不能永远奏效，但他在实践上却依然成功，而这主要赖于他的良好品格、卓越功绩和出色的修辞技巧。即便是在恐怖的瘟疫期间，当他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依然能够将雅典人团结在一起，坚持之前的防守策略，甚至能够多少提升雅典人低迷的士气。在战争的这个阶段，雅典人已经遭受了斯巴达人对城外土地的洗劫、瘟疫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军事上无所作为带来的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将全部的失望、愤怒和绝望都指向了伯里克利，因为正是他将他们带入战争，并且主张这样一种战略。为了将雅典人从绝望的情绪中挽回，伯里克利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发表了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最后一次演讲，为他的战争策略辩护（II.60—64），“为了重新树立信心，并且将他们从愤怒的情绪引向更加平静和充满希望的思想状态”（II.59.3）。

伯里克里的这个演讲包括四部分。在理性的层面，伯里克利提出了三点：第一，他为自己做了辩护，论证了自己的正直，同时强调宣战和防御的战略都是公民大会的决定，因此如果说有谁要为雅典现在的处境负责，也不该是他一个人。他们应该坚持现有的战略，并且坚定地战斗下去（II.60—61）。第二，他提出了一个更加现实的观点来强调雅典帝国的伟大（II.62），他指出雅典的实力主要依赖海军，相比主宰整个海洋，在陆地和房屋上的损失几乎不值一提，因为战争的前两年雅典的海军力量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减损，这个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们收回损失的东西”（II.62.3）。[26]第三，他从另一个角度重述了雅典帝国的荣耀，指出如果现在后退，放弃这个帝国，不仅是危险的，甚至不可能的。在这里他将雅典的帝国比作僭主制：“占有它似乎是不义的，但放弃它则是危险的。”（II.63.2）演讲的最后一部分还是对听众情感的诉求，伯里克利最后一次用华丽的言辞强调了私利和公益在雅典帝国的荣耀中可以达到统一，最后一次展望有着永恒荣耀的未来：

你们要记得，雅典在整个世界拥有最伟大的名字，这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在逆境面前屈服，它比任何别的城邦在战争中付出了更多的生命和艰辛，由此为它自己赢得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未来的人们会永远记得这个力量……仇恨是短命的，而制造了今天的辉煌和未来的声名的东西将永远被人铭记。（II.64.3—5）

和往常一样，伯里克利又一次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并且重新点燃了他们抵抗斯巴达的热情，让他们像之前一样坚定地将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继续为了雅典城邦的公益而战，虽然他们私人的怨恨、愤怒以及损失依然让他们倍感煎熬。修昔底德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显明的对照：

在公共的层面（dēmosiai），他们被他的言辞说服了，他们不仅放弃了派使节去斯巴达议和的想法，而且将精力集中在战争上。但是在个人的层面（idiai），他们依然为自己的损失感到愤怒。一般人被剥夺了他们本来就不多的财产，而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则损失了他们美丽的乡村地产和有着奢华家具的房子。（II.65.1—2）

虽然雅典人依然悲伤愤怒，虽然就个人来讲，他们依然不满于伯里克利的消极政策（只有在罚了伯里克利一笔钱之后，他们才多少缓解了心中的愤懑之情），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将自己的私利置于雅典的公益之下，保持了雅典的稳定和正确的战争策略，并且再次将伯里克利选为将军，依然将雅典的统帅权交给他。

但是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三年的第六个月去世，修昔底德没有记录他在第三年的任何行动（或许是由于瘟疫也让他染病）。在伯里克利长达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确实关心公益胜过一切，通过他不容玷污的品格和无与伦比的修辞技艺，他在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危急关头成功地说服雅典人，献身于城邦的公益。修昔底德最后以自己的名义给伯里克利献上了一份赞词，赞词以这样的话结尾：“发生的只是名义上（logōi）的民主，而事实上（ergōi）则是第一人的统治。”（II.65.9）伯里克利的死结束了雅典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一个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同时给雅典在战争中的防御策略画上了句号，而这也导致雅典一步步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