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柏拉图对修辞术的批判

作为一个极其敏锐和深刻的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当然不会无感于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可以从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一处评论清楚地看到：

一个人最关心他爱的东西……一个人最爱一个东西，当他相信某些对那个东西有利的东西同时也有利于他自己，并且认为如果那个东西做得好他也就做得好，而如果它做得不好他也会做得不好。（《理想国》III.412d）[1]

这段话很好地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普遍动机：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自己相关的事情。当城邦的好与他们自己的好不同时，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关于这种冲突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苏格拉底告诫对话者，如果“美丽城”中的护卫者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就会导致城邦的灾难：

如果他们获得私人的土地、房屋和钱财，他们就会变成家政管理者和农民，而不再是护卫者，成为其他公民充满敌意的主人，而非他们的同盟。他们会在一生中都去憎恨和被人憎恨，制造阴谋和被其他人用阴谋反对，比起外部敌人更害怕内部敌人，他们将会促使他们自己和整个城邦走向几乎立即的毁灭。（III.417a—b）

当柏拉图面对这个在公益与私利之间的冲突时，他毫不妥协地选择了前者，并且竭尽全力去约束甚至压制后者，他在解释自己建立美丽城的最高目的时将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并不是要让任何一群人极端幸福，而是要让整个城邦幸福”（hopōs hen ti hemin ethnos estai diapherontōs eudaimon, all' hopōs hoti malista holē hē polis, IV.420b）。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甚至拒绝将一个由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群组成的城邦称为一个城邦，“它们每一个都是很多城邦，而不是一个……它们每一个都由两个彼此战争的城邦组成，也就是穷人和富人，而他们各自还包括了很多。如果你将它们看作一个城邦，那就是犯了大错”（IV.422e—423a）。苏格拉底将城邦中最大的恶界定为“撕裂它，让它变成多而非一”，而最大的好就是“使它结合在一起，让它成为一”（V.462a）。

在看清了柏拉图对这个张力的认识之后，我们要去考察他如何解决这个张力。在柏拉图那里，终极的解决方式就是将私利等同于对城邦的爱，尤其是对于城邦中最重要的等级护卫者而言。通过将私利等同于对城邦的爱来解决这个张力，或者说让私利等同于公益，正是我们在伯里克利的演讲，尤其是葬礼演讲中，看到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柏拉图和伯里克利之间有两个重要的差别，一个是柏拉图并没有诉诸人们对荣誉的热爱去解释和实现护卫者对城邦的爱，而是首先将城邦的公益预设为要去实现的目的，然后用教育加上取消私人财产的方式迫使护卫者热爱城邦，因为他们只有城邦可以去爱。另一个不同就是实现这种爱的方式，也就是用什么方式让城邦中的公民相信献身城邦的公益同时也是促进他们私利的最好方式。在伯里克利看来，这种等同可以通过自己高超的修辞技巧，通过将品格、理性和情感的诉求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加强甚至直接在人们的心中实现这种等同；而柏拉图则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修辞彻底失望，充分认识到这种修辞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因此对它极尽贬损，同时依赖另一种完全不同于修辞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等同。柏拉图所依赖的就是立法，通过立法训练和约束公民，尤其是护卫者，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城邦，甘愿牺牲自己的私利去投身于城邦的公益。与修辞不同，立法有更大的强制力量，因此更能够确保这项事业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