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人之辩与仁道原则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包含多重意蕴：它既涉及天道观，同时又关联着价值观。从后一意义看，天即广义的自然及本然，人则首先指主体的创造活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成果（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对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应超越自然状态？人文世界应当以什么为基本原则？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如何定位？这些问题更多地指向价值领域。当孔子对天人关系的价值内涵做自觉反思时，人类早已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自然（天）与社会（人）的分野也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对文明的历史进步，孔子无疑有着深刻的感受。他曾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一侧面，指出了这一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斯人之徒”即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的人。作为文明时代的主体，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人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了人文的价值。
文明的成果，当然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化的社会关系中，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内涵。在某种意义上，殷周的礼制便可视为文明进步的表征，而孔子对礼的考察，多少也着眼于这一意义。他曾颇为动情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这里固然表现出某种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但在其背后，却蕴含着一种更为深沉的价值取向：周礼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往古的陈迹，它同时也是一种广义的文明象征，从而，“从周”也相应地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辨”，表现的也是一种类似的价值趋向：夏之高于夷，主要便在于其文明程度优于后者。也正是从相同的前提出发，孔子对管仲赞誉有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在此，管仲的功绩首先即表现在避免了文明的倒退（“被发左衽”）。
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人文存在，文明社会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孔子提出了仁道的原则。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早在先秦，便已有孔子“贵仁”之说。当然，“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在《诗经·齐风·卢令》中即已见“仁”字：“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尚书·金縢》中亦开始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不过，以上文献所说的仁，似乎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价值领域中一以贯之的理想或观念。在孔子那里，“仁”则第一次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
《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对仁的界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可以看作对仁的内涵的最一般规定。以爱人界定仁，体现的乃是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它首先意味着确认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在《论语·乡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一次，马厩失火被毁，孔子退朝归来，听说此事，马上急切地询问：“伤人乎？”而并不打听火灾是否伤及马（“不问马”）。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人文的关切。它意味着相对于牛马而言，人更为可贵，因此，关注之点应当放在人之上。当然，这并不是说牛马是无用之物，而是表明牛马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存在，只具有外在价值（表现为工具或手段）；唯有人，才有其内在的价值（本身即目的）。在问人而“不问马”的背后，已多少蕴含着如上观念。
把人视为关切的对象，基本的要求便是尊重人。孔子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4]
敬是人格上的敬重。如果只有生活上的关心（能养），而无人格上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将人降低为物（犬马）。人作为不同于物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生命存在。它具有超乎自然的社会本质（人化本质），而这种本质首先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敬重，便是对人的内在价值的确认，或者说对人超乎自然的本质特征之肯定。孔子要求通过敬，把对人的关系与对物的关系区别开来，无疑有见于此。尽管他在这里主要涉及亲子关系，但以人格的尊重来凸显人不同于工具的人文本质，其意义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亲子之域。
表现为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以孝悌为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孝主要体现于亲子关系之中，弟（悌）则展开于兄弟关系。一般而论，亲子关系及兄弟关系首先以血缘为纽带，因而带有自然的性质。然而，这种关系一旦以孝悌的形式展现，便开始突破自然之域而带有人文的意义：孝悌本质上已是一种社会的伦常关系。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其内在的含义便是要求将自然的关系人文化，它同时又从一个侧面强调了仁道原则超越自然的性质。按孔子之见，一旦人能从最初的自然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兄弟关系）中得到提升（使之进入人文的层面），那么，人之为人的族类本质便可以确立，而仁道的实现也相应地有了内在的保证。
有一种常见的看法，即以为孔子主张“爱有差等”，而爱有差等又构成了对仁道原则的限制。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当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时，确实有突出亲子手足之爱的一面。然而，由此而否定孔子仁道原则的普遍性，则似乎缺乏根据。如前所述，孔子强调孝悌为仁之本，其真正的旨趣并不是以狭隘的血缘关系来限制仁道原则，而在于将原始的（最初的）自然关系加以人化。就其本质而言，人的文化总是意味着普遍化，它体现的乃是人的普遍的族类本质。事实上，在孔子那里，以孝悌为本与肯定仁道原则的普遍性，并不存在内在的紧张，毋宁说，前者乃是后者的逻辑前提。从孔子的如下论述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6]
在此，孝悌作为原始自然关系的人化形式，构成了人类普遍交往的出发点；从亲子手足之爱到群体之爱（泛爱众），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而仁道原则本身则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规范。后来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体现的大致是同一思路。
就其要求超越自然而言，仁道原则无疑表现出天（自然）人（人文）相分的趋向。然而，天人相分并不意味着天人隔绝。在孔子那里，以泛爱众为内容的人道原则尽管突破了自然之域，但始终没有割断与自然的联系。这一点，从孔子对三年之丧的阐释中，即可窥见：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8]
父母去世后，子女往往饮食而不觉味美、闻乐而不觉悦耳等，这是思念父母之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三年之丧便是基于这种自然的心理情感。孔子以为三年之丧是天经地义的，这当然不免有些陈迂，但他把服丧与人的自然情感联系起来，则有其值得注意之点。按孔子之见，服丧作为孝的形式，本身即仁道的表现，既然三年之丧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内在根据，那么，以孝悌为本的仁道原则，也就相应地合乎人的心理情感的自然要求，而并不表现为一种人为的强制。在此，孔子事实上从心理情感的层面上，对仁道原则与自然原则做了沟通。以“食旨不甘，闻乐不乐”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情感固然并不能完全与自然的本性等而同之，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已或多或少被“人化”了，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确实包含着某种出乎天性（自然）的成分。事实上，即使是情感中的人化因素，也常常以一种自然（第二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
与上述看法相联系，孔子在强调超越自然的同时，又提出了“则天”的主张：“唯天为大，唯尧则之。”[9]所谓则天，也就是顺乎自然。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从文明的社会回到自然状态，而是指不应当把人文的规范，变成压抑人的律令。在孔子看来，超越自然绝不能被理解为反自然，自然的人化同时应当看作对自然的顺导与升华。《论语·先进》中有如下记载：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相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的社会抱负而言，曾点所向往的，是一种自然的境界。这种境界当然不是与鸟兽同群，但通过“浴乎沂，风乎舞雩”而陶冶、渲畅情感，毕竟更多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它意味着，在人化自然的同时，人本身也应当自然化（则天）；文明社会的原则，不应隔绝于自然。“吾与点”的感叹所蕴含的，正是如上含义。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孔子对自然原则的肯定，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作为价值的主体，人总是首先要经历一个从自然到人化（社会化）的过程，唯有超越了自然，人才能获得内在价值（使自身成为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人化结果的社会准则，特别是其中的伦理原则，也不应当敌视自然，相反，它需要逐渐内化于主体，成为主体的第二天性（第二自然），这也就是所谓人的自然化过程。社会的规范（包括仁道原则）如果脱离了自然的原则，那就容易衍化为一种虚伪的矫饰，或者蜕变为外在的强制。孔子在提出仁道原则的同时又肯定自然的原则，无疑已注意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不应当彼此排斥。
当然，就总体而言，在天人之辩上，孔子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突出人文（仁道原则）：对孔子来说，自然原则的最终意义，便在于更完满地实现仁道的原则（使之避免蜕变为人为的强制）。可以说，正是仁道原则，从总的趋向上定下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基调，并赋予儒家以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点。相对于儒家之注重仁道原则而言，后起的道家所突出的，主要是自然的原则。他们以人的自然状态为理想境界，主张“无以人灭天”，要求由文明（人化状态）返归自然。这种看法注意到了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某些消极面，并有见于文明社会的规范与准则不应当违背自然，但同时却未免忽视了自然的人化及人的尊严问题。与道家强化自然原则不同，法家将暴力原则提到了至上的地位，强调“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并把刑法等暴力手段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唯一准则。如果说，道家的自然原则表现出非人道的特点，那么，法家的暴力原则则具有反人道的性质。相形之下，由孔子奠基的仁道原则，尽管仍带有抽象的形式，但毕竟更多地体现了原始人文主义的人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