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一‘是’到底”成大道

国内学界关于being的讨论有很长的历史，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它在过去二十年间形成热点。回顾有关being的讨论，大概可以看出，人们有一个共识，即都认为being一词有多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是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但是人们也有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对它的翻译上。以下三种观点大概最具代表性：

其一，being应该译为“存在”，而不应该译为“是”。这一观点可以简称为“存在论”。

其二，being应该译为“是”，而不应该译为“存在”。这一观点可以简称为“是论”。

其三，being应该在不同语境下选择不同的译名，即有时候译为“是”，有时候译为“存在”。这一观点可以简称为“语境论”。

在以上三种观点中，表面上看语境论是比较有道理的：既然承认being是多义的，当然应该根据它在不同上下文的不同含义来选择不同的译名。相比之下，其他两种观点明显有局限性：无论“是”还是“存在”，似乎都无法反映出being一词的多义性。

我一直主张，应该以“是”来翻译和理解being，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人们称我的看法为“一‘是’到底论”，认为它比第二种观点还要极端。在相关讨论中，为了方便，我也常常借“一是到底论”之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指出，我在讨论中始终强调一点：把being译为“是”还是译为“存在”，这并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具体一些说，我所强调的并不是应该把亚里士多德说的“研究to on hei on”译为“研究是本身”，或者将笛卡儿说的“我思故sum”译为“我思故我是”，因而我所强调的并不是“是本身”或者“我是”这样的译文容易理解还是“存在”或“我在”这样的译文容易理解，也不是它们谁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我所强调的是，应该理解亚里士多德用to on hei on或者笛卡儿用sum表达了什么，因而究竟是“是本身”或“我是”这样的译文更好地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还是“存在”或“我存在”这样的译文更好地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在本书中，我仍然借用“一‘是’到底论”称谓自己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我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把being译为“是”；另一个是，为什么即使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把being译为“是”。前一个问题直观上即可以说清楚；后一个问题则要基于前一个问题的说明。因此这里我们只对前一个问题做一个大致的说明，待全书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之后，我们再对后一个问题做出明确说明。

在我看来，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地说明，为什么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应该把being译为“是”。

第一个方面是考虑举例说明。西方哲学家在讨论being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举例说明：“风是冷的”（柏拉图），“人是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金子是黄色的”（胡塞尔），“天是蓝的”“狗是在花园里”（海德格尔），等等。这些例子简单明了，不会有任何理解的问题。举例要与哲学家们说明的东西结合起来理解。如果把being翻译为“是”，就很容易理解，他们所要说明的乃是“是”，所举的例子都含有“是”，因而举例与所要说明的东西相一致。由于例子是自明的，因而有助于说明所要探讨的东西。但是，如果把being翻译为“存在”（或“在”），问题就来了：所举的例子与所讨论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例子中有“是”，而没有“存在”。

有人把being翻译为“在”，把例子中的“是”改译为“在”，比如“狗在花园里”。这样，上述问题似乎就没有了：所要说明的是“在”，例子中也有“在”，二者正好匹配。其实不是这样。“狗在花园里”中的“在”乃是介词，而不是系词。我想问：海德格尔所要说明的being，难道会是介词意义上或以介词所表达的东西吗？还有，“在”的翻译能够贯彻始终吗？比如前四个例子如何翻译呢？难道可以翻译为“风在冷”“天在蓝”吗？它们与“风是冷的”“天是蓝的”意思还是一样的吗？即便可以认为它们意思差不多，对“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又该如何改译呢？难道可以有“人在理想动物”这样的翻译吗？而且，这还仅仅是字面上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同样一个being，在一些例子中被翻译为“在”，在另一些例子中被翻译为“是”，难道这会是举例者谈论being的本意吗？

当being与其他概念组合使用的时候，这样的问题还会变换形式出现。比如，我们会看到“战士应当勇敢”这样的中译文例句。单看例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结合它所要说明的东西，比如“应当在”，问题就来了：例子中明明没有“在”！一个与“在”没有任何关系的例子又如何能够说明“应当在”呢？其实问题远不止这些。若是把being翻译为“存在”，原本讨论的问题乃是“存在”，但是到了与“应当”相关的时候，“存在”就变成了“在”。且不论“在”与“存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意思是不是相同，至少字面上是不同的。而到了举例说明中，不仅看不到“存在”，甚至连“在”也无影无踪。请想一想，这样的翻译难道不是有些太随意了吗？而这样的译文难道是可以理解的吗？

在我看来，把being理解、翻译为“存在”，然后由此出发，把being翻译为“存在”“在”和“是”，结果使同一个词变成不同的词，同一个概念变成不同的概念，或者使它在本该出现的地方甚至消失不见，乃是非常错误的。举例无疑是为了说明想要说明的问题。但是，难道西方哲学家们不明白这一点吗？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吗？

就中文而言，“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它不像“在”那样有歧义。翻译时遇到例子，“存在”一词通常是无法使用的。且不要说它对“人是理性动物”“天是蓝的”“风是冷的”这样的例子束手无策，即便对“狗是在花园里”这样的句子，它大概也是无能为力的。难道可以有“狗存在花园里”（或“狗在花园里存在”）这样的翻译吗？它的意思与“狗是在花园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而且它的使用范围很窄。在日常表达中，大概除了说“某物存在”或“存在某物”外，几乎没有其他用法。它的狭窄用法和明确含义决定了它根本无法反映出being的含义。所以，人们把例子中的“being”理解翻译为“是”，或者说在例子的翻译中不得不抛弃“存在”，而采用“是”，乃是很自然的。虽说例子是大白话，但也不是随意的事情：它们还会有一种与所要说明的东西的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当把所要说明的being翻译为“存在”，把例子中的being翻译为“是”的时候，中译文还能反映出这种联系吗？一旦字面上失去了这种联系，人们还能够理解这种通过字面联系而反映出来的联系吗？而若是不能理解这种联系，又如何能够理解举例所要说明的东西呢？

在我看来，以“是”来翻译being，不仅可以解决以上问题，而且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比如，西方人探讨“是”，并且把它看作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日常表达含有“是”，因而可以对它做出说明。而且，与“是”相关，用法很多，比如“是”与“应当是”乃是有区别的，它们可以表明一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休谟），或者可以表明一种理论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区别（胡塞尔）。正像以“战士是勇敢的”为例可以说明“是”一样，以“战士应当是勇敢的”为例也可以说明“应当是”。而且这样一来，“是”与“应当是”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得到说明。例子是自明的，当然有助于说明“是”与“应当是”的区别。而且这种说明，归根结底，还是对“是”的说明。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系词的考虑。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举例从古至今贯穿始终，而到了近现代，又出现了关于系词的讨论。无论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还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中，都是如此。如果说对于像“狗在花园里”这样的译文还可以作一些讨论的话，比如其中的“在”究竟是不是介词意义上的东西，但是对于系词，却不会有什么歧义。系词无疑是“是”，它是联系主语与表语的词，而不会是其他什么词，当然也就不会是“存在”。这样，在明确探讨系词的上下文里，如果把being翻译为“存在”，就会产生无法理解的问题：“存在”显然不是系词，系词也不会是“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系词意义上的存在呢？在这样的语境中，若是把being翻译为“是”，系词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又会产生与上述相似的问题：所要讨论和说明的是“存在”，而系词乃是“是”，它与“存在”无疑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系词的讨论又如何能够说明“存在”呢？

在我看来，这还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从没有关于系词的讨论到有关于系词的讨论，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关于系词的讨论与例子结合起来考虑，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以上那些例子，选自日常表达，句式都是一样的。若是看到海德格尔的重点强调，比如“天是蓝的”，则还可以看出，所说的乃是系词。由此似乎说明，举例的说明与关于系词的讨论其实是有联系的。区别仅仅在于，关于系词的说明是明确的，它要说明的乃是“是”，而且不用举例。举例是自明的，它要说明的也是“是”，无非是多举一个，少举一个而已。若是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关于系词的考虑并非今天才有，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那时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而已。实际上，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being的时候，不仅有举例说明，围绕举例，他们还有许多关于“being这个词”、如何“用”和“说”这个词的讨论和说明。

系词的考虑显然是关于语言的考虑，或者，这是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当人们明确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有了关于语言的考虑；即使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若是有相应的考虑，则也会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比如举例。在关于being的哲学讨论中，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与没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显然是不同的，所形成的结果无疑也是不一样的。中文翻译若是不能显示出这种关于语言的考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肯定是不利的。在涉及有关语言考虑的地方，中文翻译若是人为地给我们的理解带来问题，肯定是不对的。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逻辑的考虑。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常常会谈到逻辑的理解，并且从逻辑的角度来理解being。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是自然的，因为他是逻辑的创始人，又是形而上学的奠基者。但是，如果看到康德让人们从逻辑出发来建立哲学体系，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著作干脆命名为“逻辑学”，胡塞尔则把逻辑研究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就可以看出，逻辑与哲学研究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明确谈论逻辑并从逻辑出发来探讨being的时候，“S是P”则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句式，甚至当作探讨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讨论的东西乃是“是”，则逻辑的考虑有助于这样的讨论；而所讨论的东西若是“存在”，则“S是P”与它没有什么关系，至少字面上没有什么关系，因而人们不明白逻辑的考虑与关于“存在”的讨论怎么会有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也仅仅是表面上的问题，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因此，从逻辑的角度来探讨being，充其量只能说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事情。逻辑的探讨，并非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S是P”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句法形式，与此相关的其实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是与句子相关的，是与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相关的，也是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比如，“S是P”乃是肯定的形式，“S不是P”则是与它相应的否定形式。前者表示一事物是如此这般的；后者表示一事物不是如此这般的。当然与这些句式相关，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相关，也就有了真和假的考虑，等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固然有了一套被称之为逻辑的系统考虑方式，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前，难道就没有相似的探讨吗？应该看到，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人们就有关于判断的讨论，也有关于肯定和否定的讨论，还有关于真和假的讨论。比如，普罗泰戈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那）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那）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由于逻辑尚未形成一门学科，也许这样的讨论还不能被称之为逻辑的考虑或从逻辑出发的考虑，但是，它们却是与逻辑相近似的考虑。因此，同样是考虑判断、肯定和否定，由于逻辑的产生而有了不同的认识方式。从没有逻辑到形成逻辑，乃是一种进步。而凭借逻辑，哲学讨论得到深化，则又是一种进步。西方哲学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应该是这样。既然如此，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怎么能不考虑逻辑呢？

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可以明显看出，“存在”与“S是P”没有什么关系。即使不从逻辑出发，也不难看出，句子、判断、陈述和命题乃是与“S是P”相关的，而不是与“存在”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考虑，在围绕句子、判断、陈述和命题的讨论中，being究竟是与“S是P”相关，因而与“是”相关，还是与“存在”相关的吗？

在我看来，西方哲学家关于句子、判断、陈述和命题的探讨，乃是探讨being时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的核心与“S是P”相关，因而其中所说的being乃是“是”，而不是“存在”。相关的讨论，在逻辑产生之后是如此，在逻辑形成之前也是这样。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从逻辑出发与不从逻辑出发显然是不同的，从逻辑出发与从近似逻辑的思考方式出发无疑也不一样。中文翻译若是不能显示出关于逻辑的考虑，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肯定是不利的；若是不能显示出近似逻辑的考虑，则不仅不利于我们理解西方逻辑的产生和形成，也不利于我们理解西方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利于我们理解逻辑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分析，这一常识性的看法又如何能够得到正确而确切的理解呢？

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即关于举例、关于系词和关于逻辑的考虑，其实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西方哲学中关于being的讨论，从古至今一直有这些特征。举例的目的是要说明所要说明的问题。在讨论being的过程中，例子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含有being，另一个是自明。由此可以看出，通过举例来探讨being，实际上是借助being在语言中的出现方式来说明它。因此，举例其实也是关于语言的考虑。逻辑的考虑自成体系，但是在它产生之前，一直到它形成之后，关于判断的考虑，关于肯定和否定的考虑，关于真假的考虑，一直是最核心的事情。这样的考虑直接与句子相关，因此实际上也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所以，以上特征，最核心的乃是关于语言的考虑。

being乃是西方语言中一个独具特色、不可或缺的词。“是什么？”“是如此这般”，乃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主要表达方式，包括询问和回答。“是”则是它们的集中体现。因此，有关being的讨论，既反映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也体现了西方语言的鲜明特色。

存在论者担心，把being翻译为“是”有太强的逻辑倾向，仅从逻辑来理解being是片面的，这样会削弱甚至瓦解其中有关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含义。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存在”这个概念才能反映出being的哲学含义。有人甚至建议像“人是理性动物”这样的句子应该翻译为“人作为理性动物而存在”。我不这样看。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在讨论being的时候，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举例？他们为什么要考虑语言？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逻辑？逻辑是理论的和科学的。利用逻辑来讨论问题，无疑是想借助科学的或理论化的东西，从而使讨论更加可靠和有说服力。语言是日常使用的，人们对它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利用关于语言的考虑来讨论问题，显然是想借助一些已经被理解的东西或比较明白的东西，从而说明尚不太理解和不太明白的东西。且不论being是什么意思或者可以有些什么意思，至少它在语言和逻辑中的表现形式是明确的。因此，利用语言和逻辑来讨论它，至少可以有比较明确的东西可以借助和依循。恰恰是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考虑上，即在系词这一点上，语言和逻辑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我要问，若是看不到西方哲学家的这种思考方式，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他们以这种方式所讨论的问题呢？中文翻译若是在字面上就阉割了关于这种做法的思考，人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其中的形而上学含义呢？在理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缺乏逻辑的考虑，难道就不是片面的吗？而忽略了关于语言的考虑，我们还能够获得正确的理解吗？

语境论者认为，由于being是多义的，因而应该把它看作两个词。“是”仅反映出它的一种含义，因此一是到底乃是行不通的。我也不这样看。

我认为，就being的多义性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对一个词与它所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有清楚的认识。当人们说being是多义的，指的当然是它一词多义。假如把它看作两个词，则相当于说两个不同的词各自有不同的含义，这与一词多义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把being有时译为“是”，有时译为“存在”，结果也是一样。这样至少在中文字面上没有反映出being的一词多义，而是反映出对它的两种不同理解。就是说，外文中的一词多义在中文里演变为两个不同的词，各自有不同的含义。且不论其中关于存在的理解是不是正确，至少字面上消除了关于系词的理解，而且也消除了being的一词多义性。因为很清楚，在汉语中，“存在”的意思很清楚，用法也很明确，所以它不是一个多义词，不具备一词多义的特征。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being一词的多义性与其语境相关，好的中文翻译就应该保留这种导致多义性的语境，使中译文有助于通过being的语境反映出它的多义性。由于“存在”一词的含义非常明确，其相应语境也没有问题，因此无法体现being一词的多义性的语境。

相比之下，一是到底论没有存在论和语境论的问题。这是因为，“是”这个词字面上保留了being一词的系词特征，因而保留了对它做系词理解的空间和可能性。而且，“是”乃是一个词，它同时保留了对它做存在解释的空间和可能性。字面上即可以看出，“存在”也是一个词，当我们说“是”一词有存在含义的时候，我们无疑是以“存在”这个词来说明“是”一词的一种含义，即它所表达的一种意思。不仅如此，一是到底论可以避免翻译的随意性，可以避免依照自己的理解随意选择翻译用语，从而避免消解西方哲学中有关being的探讨的一脉相承。

以上仅是一个大致的说明。本书将对以上观点做出详细说明。在第2章，我将围绕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看法来讨论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相关论述，以此说明，应该把他们所说的being理解为“是”，而不是理解为“存在”。在第3章，我将针对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对我的观点，尤其对一是到底论的观点的批评做出回应，以此说明，在他们的批评论述中，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基于这两部分讨论，我将在第4章详细说明，为什么要把being理解为“是”，为什么要一是到底。最后在第5章，我要回到一是到底论的核心，即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我要说明，“是”的理解，尤其一是到底论的理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理解和视野，会对我们理解西方哲学提供什么样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