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期希腊怀疑主义得以发轫的社会发展逻辑

古希腊怀疑主义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一是公元前4世纪左右以皮罗（前365—前274）和蒂孟（前320—前230）为主要代表的创始期，由于皮罗被公认为是怀疑论的创始人，怀疑主义因此也被称为“皮罗主义”；其二是“柏拉图中学园和新学园”的怀疑主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学园”的阿尔凯西劳斯（Arcesilaus，前268—前241领导学园）、“新学园”的卡尔尼亚德（Carneades，前217—前132）和克莱托马库斯（Cleitomchus）；其三是公元前后怀疑论在罗马时期的复兴，提出“怀疑论十式”的安尼西德穆斯（Aenesidemus）和提出“怀疑论五式”的阿格里帕（Agrippa）是该时期的主要代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怀疑论者开始了著书立说和理论体系的创建工作；其四是公元2世纪左右以梅诺多图（Menodotus）和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为代表的晚期怀疑论阶段，其中，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不愧为皮罗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皮罗学说概要》《反独断论者》（包括“反逻辑学家”2卷、“反自然哲学家”2卷和“反伦理学家”1卷）和《批判学校教师》（包括“反语文学家”“反修辞学家”“反几何学家”“反算术家”“反占星术士”“反音乐家”6卷）成了后人研究怀疑主义思想的经典资料。怀疑主义历经几百年演变发展而长盛不衰，并与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一起成为晚期希腊三足鼎立的思潮之一，其根源在于城邦衰落之后希腊化世界（前334—前30）那行将分崩离析的、异化了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了希腊晚期，差不多被“扭曲化”和“腐朽化”了：在发生于公元前431—前405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着“民主政治典范”之美誉的雅典城邦同盟竟然败给了军事专制、经济落后的斯巴达城邦同盟，这一历史性“屈辱”乃是雅典帝国民主政治“扭曲”的最为明显的例证；有着“民主斗牛士”之美称的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竟也殉难在“民主”的法庭之下，无疑也是民主政治“腐化”的最为显明的案例。昔日希腊人引以为荣的民主政治，既然已嬗变到如此的地步，如何还能让城邦的“公民”们对“伟大的城邦”依然坚信不疑、忠信如一呢？多思自危、犹疑不决、悬搁决断，自然也就成了那些明智公民首选的人生态度！所谓的“圣言”“法度”“政府”，所谓的“标准”“理性”“城邦”，其“公信度”和“合法性”在希腊化世界人的眼里还能留存几许呢？如果说在希腊的古典时期，个人与社会还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和谐和统一，国家还能以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公共财力宰制并教化城邦内的所有公民，而城邦公民不但不视国家之异化，还坚信只有依托国家的事业才能求得并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自由，从而有着古典“总体性”哲学的社会现实基础的话，那么，在城邦衰落后的希腊化世界中，小城邦的直接民主制被中央集权化的僧侣、官僚加君主的专制大国所取代，社会出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远远疏离于人民大众的、高高在上的“公共权力”，另一极是对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抱有敌对、仇视、漠然态度的个体。同时，希腊城邦经济的发展，到了希腊的晚期已达到相当“自由化”（市场化）的程度，社会生产的分工也已相当细化，私有经济的发展经过几百年的累积也已经上升到了空前的水平，因此，希腊化世界里的公民们，虽然在世风日下的情境中人人自危，在经济政治方面却不仅可以施展自己的个人才华，而且还能在文化展示和体育竞技方面大显身手，个人发展自己才干的机会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起自身的利害得失，思量起所谓得当的待人处事方式以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城邦和城邦之间、个人和城邦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越来越尖锐，个人意识凸现，由此促发了人们对沿袭了几百年的社会“公则”的质疑。所以，随着雅典帝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崩溃，原先希腊的那种“为整体而战”的社会氛围已全然改变：“希腊人爱好自由、勇敢刚毅、自我牺牲的精神被不纳税、不服兵役，已经为宁可接受国家援助的唯一愿望所取代。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破坏了昔日曾使雅典得以出色的城邦统一。”人们对城邦的道德规范框架（例如古典希腊之四大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笔者注）已不再有普遍的认同，对城邦的“理性霸权”也已不再有平均化的遵从，城邦的理性、普遍化的法律和平均化的伦理，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先前被视作不可超越的政治条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也日益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从传统的政治动物（politicalanimal，或译“城邦动物”）、城邦国家中游离出来的个人，顿然陷入了孤苦无援、彷徨自怜的处境，处在“异化”状态中的人们纷纷开始觉醒，对“至上”城邦的希望和热情也已全然不在，人们对个人的内在生命意义、人生终极价值和精神恒定的依托开始了独自的追寻，在苦苦地追思过程中，每个个体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的懦弱无助和消极无奈，并彰显出摆脱沉沦的多样性和异质性、重新争取个人话语权的渴求。因此，正是希腊化世界那“离散化”的社会现实，成就了“迷茫”和“困惑”的晚期希腊怀疑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