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处于“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交往

一旦原始的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的交织状态被冲破，二者相对独立，社会便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三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精神交往作为其中一个因素（意识）的表现形式，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二者的共同制约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这三个因素的关系如下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3卷36页）我们的时代离消灭分工还相当遥远，一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缺少分工，所以消灭分工以后的精神交往这里暂时不去考虑。在三个因素中，生产力自然是基础，但社会状况和意识同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制约。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动，都会使另外两个因素发生变动；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与其他地区相异，那个地区的三个因素与这个地区的表现就会迥然不同。

例如将古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当的时期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建立在几乎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精神交往完全迥异。就这种情景马克思曾经说过：“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25卷892页）在各古文明地区，精神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于文明地区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即使在同一个国度里，具体的环境、交往政策的差别也会大大影响精神交往的水平。例如针对19世纪末的俄国，恩格斯这样对普列汉诺夫说：“在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的你们的国家里，在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里，出现各种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就拿可怜虫弗列罗夫斯基来说吧，他认为桌子和床都能思考，只是它们没有记忆。这是一个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39卷394页）桌子会思考，这是一种原始思维的表现，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为的交往障碍，以至使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弗列罗夫斯基，在这个小问题上却变成了可怜虫。

现代社会中的论战每每发生，除了阶级、党派的原因外，每个人用于交往的意识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生活状况的影响。因为他的意识发展，“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3卷29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分析过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的柏林学者。柏林当时虽然是都城，但不是工业城市，因而在世界变化面前，它成了一个地方性城市，生活在其中的学者“他们的世界就限于从莫阿毕特区到科比尼克区，钉死在汉堡门以内，他们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3卷296页）。正由于这种生活的封闭、环境的落后，使得那里的学者会指责英、法报纸上充满了交易所行情和政治，认为报纸被一种幻想迷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好讽刺他们为“乡下佬雅各”（3卷172页）。

纯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实际上也是当事的人们所处的社会状况的曲折反映。当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产生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但它却受到欧洲大陆许多人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了欧洲大陆的批评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写道：“大陆上批评李嘉图的人中，大多数甚至是从这样一种关系出发的，在这种关系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论合适的或不合适的，根本还不存在。这就好比一个行会师傅想要把亚当·斯密的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规律完完全全地应用到他的行会经济上一样。”（26卷Ⅱ册264页）“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脑袋里只有祖传的土地占有、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历史’观点就会大惊小怪。……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还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26卷Ⅱ册264页）同样的道理，处于世界交往中心的人由于无法深入那些被隔绝的世界，对那里产生的一些观点也会感到无法理解。

只有交往才可能使双方观点上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十分重视“交往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将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卷39页）。而发展交往的条件又是发展生产力，他们写道：“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3卷39页）。精神交往的发展就是这样在社会状况、生产力的夹击下发展自身，同时又推动着生产力和社会状况的发展。

当交往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而无法与外界沟通时，各种精神交往形态往往起着巩固现有社会状况的作用。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瑞士十分落后，主要原因在于与外界隔绝。恩格斯为此写道：“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绝的惩罚。”（4卷387页）德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局部地区仍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这种隔绝造成了一代德国人观念和交往水平的畸形发展。恩格斯这样描写自己的祖国：“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35卷256页）。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看，扩大的交往将改变人的环境。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古代社会，交往的扩大在其中就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观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46卷上册495页）原始公社的所谓“客观的个人”必须与外界交往，成为社会联系中的个人，这就是交往的力量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现代的情形也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这样概括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往（Kommunikation）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里讲的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方面。如果单就精神一面而言，结果也是一样。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6卷下册35页）

尽管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开辟着道路，但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把这种情形称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37卷462页）、“一个总的合力”（37卷462页）。其中社会状况、意识（包括精神交往）等等，每个力量都在合力之中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三大因素而言，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原因来解释社会的变化，但任何一个因素又摆脱不了其他两个因素的制约。当社会功能不耦合时，变化的原因是这三大因素的循环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