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大量的人文课题，由不同的亚学科通过不同视野、视角，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

1.心身医学作为躯体医学与精神病学之间的交叉边缘学科，最直接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心身医学提倡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既从横向也从纵向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看问题，用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用综合、整体的措施解决问题。其中，文化因素是在生物、心理和社会3个层面之间的强有力纽带之一，也是连接心身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必要桥梁。

在探讨文化与心身医学关系的学术努力中，社会精神病学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文化精神病学（cultural psychiatry）或跨文化精神病学（crosscultural psychiatry），为专门研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与精神障碍及心身障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观点和实用技术。

2.社会精神病学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分布、对诊断治疗的认识、服务可及性、疾病预后及处境的影响。除了运用流行病学之类强调客观事实和数据的方法对精神障碍分布进行调查、评估外，还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以下涉及“主观”的问题。

（1）针对心理疾患、心身疾病的社会反应。例如，医学人员对某类疾病的诊疗活动可能引起“标签效应”，使社会大众对患者，甚至对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和机构产生“污名化”（stigma）反应，使患者回避寻求帮助。相反地，某些疾病概念可能成为流行的诊断名词，引导医生和患者产生过多的诊疗行为。

（2）公众态度与专业知识传播的关系。例如，大量抑郁症、焦虑症的患者过去从不知道要去精神科、心身医学科或临床心理科就诊。随着科普知识的传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情绪活动具有心理、躯体两方面表现，愿意直接到相关科室就诊。

（3）“社会问题医学化”与“医学问题社会心理学化”的现象、机制及后果。例如，对于诸如抑郁障碍这样一些既有躯体表现又有心理紊乱的临床问题，价值取向不同的学说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单纯生物医学取向者倾向于用生物学机制解释，一味强调用物质手段就能治疗；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个人的影响，无视硬科学的发现。

3.跨文化精神病学与文化精神病学根据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比较研究精神病理现象的形式、内容、分布和演变规律，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卫生观念和实践活动；探讨文化与生物学过程、心理学过程之间的互动影响。

近十多年来，这个领域不再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待异族文化，不再提倡使用“跨文化”概念，而用“文化精神病学”名称，以此强调其不再是一门仅仅从西方人角度探讨异族文化中精神病理问题的冷僻学问，而是各国临床工作者必备的通识与技能。有学者认为，文化精神病学，一是要面对每个人、每个社会——包括本社会中多数的各个成员与少数群体，而不宜只是注重少数民族、移民、外国人等；二是除了精神科医生以外，对所有医护人员也需要提供文化有关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文化意识和技能。因此，文化问题不仅与严重的精神障碍有关，而且也被纳入与各科、与所有患者相关的心身医学的领域。

与社会精神病学强调应用社会科学方法，从“外位”（etic）的客观角度研究宏观因素有所不同，文化精神病学更多借用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较强调用“内位”（emic）的观察、体验方法，理解特定文化群体中人际系统的各种规则，以及个人的内心体验和行为。

文化精神病学有以下研究对象和内容：①文化对专业人员的影响；②文化对精神病理的影响；③文化对患者的影响：如何表现、表达、描述病痛；如何应对疾病；体验、经历应激的类型；是否愿意及如何寻求治疗。

美国精神病学界对文化的重视现在反映在了DSM-5中。在“SectionⅢ：Emerging Measures and Models”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临床评定范畴——cultural formulation。这个词组可直译“文化阐述”。从其内容看，相当于大幅度增加了个人史中全面记述、分析和解释与个人心身发展、精神病理、医患关系及其他与文化相关的因素的内容，相当于特别强调在完整的病历书写当中增加一个“文化史”的大项。DSM系统出现的此项变化，突出显示了国际学术界对文化精神病学应用价值的肯定，是将文化精神病学界多年来成果的具体操作化。

我国精神病学迎来了发展的良机，也面临着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的压力与挑战。急剧变迁的社会需要全面、人道的精神病学。不研究处理社会、文化、心理，一味追求硬科学特质、生存经济学效益和社会控制权力的精神病学已经老旧，既落后于世界潮流，又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巨大而且多样化的需求，前途堪忧。应该用大精神卫生观念，发展兼收并蓄、富于人文精神的新精神病学模式。这是学界精英和广大同道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