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权力与真相

福柯拒斥近现代哲学大写理性主体的至上性，批判传统哲学的线性历史观，明确把考古学视野中的话语与政治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阐发了话语与权力、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任何社会的话语及其实践都受制于权力这一隐秘真相。

20世纪50年代有关科学的政治地位和科学所能传递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与知识问题凸显出来了。福柯认为讨论精神病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关系问题，能确切地把握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但精神病学、医学这样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却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福柯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监视与惩罚》等著作中专门探讨了精神病学、医学、刑罚学的科学结构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戒训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像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后斯大林主义者那样只注重数理化这些“高雅”、“严肃”科学的政治应用问题。一些亲近法共的医生一直无视作为政治的精神病学。只是福柯在《古典时代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几乎没使用“权力”这个词，因为福柯当时感到有一种与政治形势有关的无能为力。人们不知道从哪个方面提出权力问题。是从宪政、法治方面提出，还是从国家机器方面提出？人们更没有探讨权力行使的方式、特殊性、技术、战术这些细节问题，没有分析权力机制。只是在1968年以后，那些在权力网络最薄弱环节、在基层日常生活斗争的人们，才开始分析一直处于政治分析范围之外的权力机制，才揭示出精神病拘禁、个体的心理正常化和刑事制度等在权力机关的总体运作中所起重要作用。福柯在《词与物》中则要弄清楚在科学陈述之间流通的权力效应是什么，科学陈述的内在权力制度是什么以及为何、如何会发生种种变化。只是《词与物》对话语制度（régime discursif）和陈述活动特有的权力效应研究得还不够。

《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分析并未像结构主义那样把结构与事件对立起来，也不是唯事件主义，而是区分不同事件层次和网络，并重构作为诸种事件联系和展开动力的纽带。由于话语事件充满着偶然性、无序和争斗，由于话语实践既非意义关系，也非矛盾关系，而是权力关系，因此，福柯既不参照语言符号的结构模式，也不按照矛盾逻辑的辨证模式，而是依据战争战役模式，来分析历史事件。无论是结构符号学，还是矛盾辩证法，都无法分析冲突所固有的可理解性。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是一种回避始终危险和始终开放的现实的方法”，而柏拉图意义上的符号学则“是一种回避冲突之激烈、血腥和致命的方式”。

权力理论古已有之，但大多是探究“何谓权力？”的本质主义权力观。福柯也不是第一个向话语提出权力问题的人，只是对“权力如何实施？”作了非本质主义的分析。鉴于当时的法国右派只是用宪法、法权这些法律术语提出权力问题，而左派只用国家机器这样的用语来谈论权力问题，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未能探究权力实施的方式、战术和技术。鉴于西方攻击苏联政权为极权，而马克思主义又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但论战双方都未能分析权力机制。福柯要从权力机构的一般功能去审视在像癫狂、犯罪和性这些“边缘”经验领域中权力机制运行的具体情况。福柯断定，无论是现象学的起构建作用的主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起决定作用的劳动主体，都无助于用来分析权力机制的运作。由于主体是在历史网络中构成的，因而，只有谱系学能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的构成之历史形式，而无需参照某个超越事件领域的主体。

至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为何难以适用于权力分析，为何要加以审慎使用，福柯提出了三个原因。首先，意识形态概念与真相潜在地对立，而福柯看重的恰恰是要如实地了解真相效应如何在本身非真也非假的话语中产生，而不关注话语中哪部分是科学的、真的，哪部分是不科学的、不真的。其次，意识形态必定要参照某个主体。最后，意识形态相比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总是次要的。

政治权力不仅施加于意识形态之上，还施加在身体上。在法国，政治问题为何似乎聚焦于身体呢？福柯在研究刑事制度尤其是西方的戒训制度时发现政治权力并不唯一地施加于意识形态之上。“政治权力，甚至在施加于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之前，就以非常有形的方式施加于人们的身体了。”福柯以为，人们向身体强加姿势、态度、使用、空间分布、栖居样态的方式，人们的这种形体的、空间的分布，属于一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技术（une technologie politique du corps）。除了法国，美国加州也有这样的身体聚焦：人们用其他群体治疗（其基础是身体，其目标要加以废除或改正的，并非是施加在无意识上的压抑，而是权利形式、施加在身体本身上的种种联系）来取代意识—无意识话语的群体治疗。

至于某种弗洛伊德主义的压抑概念为何更不可靠，更具迷惑性，福柯认为主要原因是法律权力观的诱导。早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中，福柯也采用禁闭、压抑来说明权力的效能。而在《监视与惩罚》中，福柯已发现压抑概念完全不能用来阐明权力恰好具有的积极因素，权力还贯穿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应把权力视作渗透于整个社会机体的积极网络，而不是将权力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抑机制的消极机构。”17—18世纪的君主政体不仅有庞大的国家机器，也有一个新的权力经济，也有各种能使权力效应以持续不断、恰当和富有特色且高效的方式渗入整个社会机体的技术。即使在性这个敏感的领域，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也是行使积极作用，而不是起压抑作用。

为何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不采用积极的技术方式，而只是采用消极的法律方式来研究权力问题呢？福柯认为主要原因是：确立于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以一种法律的和消极的方式行使制止战争、结束暴力的权力职责。鉴于西方政治学说长期关注君主、法律、禁令（interdiction）和君权，福柯的政治哲学则不仅要砍去国王的头颅，还要砍去国家这个庞大主体的头颅。从国家角度提出问题与从君主、君权角度提出问题一样，都是从法律角度提出问题，都把军队、警察和司法机关视为压迫机器。国家是一种基本上围绕某些重大禁令职能而被构成的超权力（métapouvoir）。福柯并不是要贬低国家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诸种权力关系及其分析必须超越国家范围。原因有二：首先，国家层面上的权力关系只是众多权力关系的一种，远未能包含事实上存在的所有权力关系；其次，国家只能在现有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运转。从贯穿于身体、性、家庭、态度、知识和技术的一整套权力网络的角度看，国家是必须奠基于一系列多样的、不确定的权力关系的上层建筑。于是，国家是能使自己得以运转的多种权力关系的规则系统。

福柯摆脱了权力分析的法律模式，而用战争模式来分析权力机制的运作，把权力视作具有战争特性的统治，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提出权力问题。“权力不就是一种在某些时候以和平和国家形式出现的全面战争吗？和平是一种战争形式，而国家则是一种驾驭战争的方式。”需要研究的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有：战争双方是谁？战争和军事机构在这场持久战中发挥什么作用？战术和战略概念在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分析中有何价值？战斗力量对比的性质和变化如何？福柯指责传统权力理论把阶级斗争问题简单化了，而看不到其战争的实质。

福柯发现西方社会权力机制演变的两个重要阶段：如果说封建社会权力主要是通过各种忠于领土的抽象象征性表达和仰仗税赋、狩猎和战争来敛财的压制性形式得以行使的，那么，17—18世纪创立的新权力技术则是具体地借助于生产劳动，关注人口问题，使得权力抵达人的身体、举止、态度和日常行为。“自17世纪起，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制度和一个控制人口积累的权力制度已成为两个相关的、不可分离的现象。”人们探讨人口学、公共健康、卫生、住房、长寿和生殖等问题，而性恰恰处在身体戒训和人口控制的交会点上，性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了。

由于发现像达尔文这样的进化论者和后达尔文主义者从19世纪末起就开始通过掌握的局部科学真相来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福柯就主张从权力与真相的角度，而非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明确拒斥像伏尔泰这种作家—法学家类型的普遍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是普遍价值的代表和所有人的良心，否认知识分子通过道德、理论和政治选择就能拥有普遍价值。理由是：“二战”以后，理论与实践建立起来的新联系，决定了知识分子只能是像奥本海默这种专家—学者类型的特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习惯于不在普遍的、典范的、对所有人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事情上劳作，而是在特定部门，在他们工作或生活条件（住房、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关系或性关系）所处的那些确切点上开展工作。”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具体的、特殊的，因而斗争也是特殊的、直接的、现实的、日常的。在此意义上，特殊知识分子愈来愈接近无产阶级了。以往的普遍知识分子往往同工程师、法官、教师等特殊技能者形成对照，而现在的特殊知识分子（法官、医生、教师、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则可以通过相互交流、相互支持，在各自领域内参与到知识分子的总体政治化中去。西方知识分子受到政治权力的折磨和纠缠，成了一种政治危险，这并不是依据其掌握的普遍话语，而是根据其拥有的知识。随着西方社会的技术—科学结构的发展，生物学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新型知识就成了政治权力所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些特殊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民众的生死大权，他们与局部知识有着特殊关系，以往作为社会良心的作家型普遍知识分子已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然，福柯也指出，由于局限于部门的和应急的斗争，特殊知识分子有可能会被部门的政党或工会所操纵，甚至有可能因为缺乏整体战略和外部支持而难以开展斗争。在法国，围绕监狱、刑法制度、警察—司法机器展开的斗争步履维艰，就是一个实例。

真相并不在权力之外，真相产生于权力的约束。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相制度，都有其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确认方法，都有获得真相的技术和程序，都有负责讲真话的人的地位。福柯概括了有关真相的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中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真相以科学话语的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那些制度为中心；真相受到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的需要之恒久激励；真相以各种形式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真相是在某些巨大的政治或经济机器的监督下被生产和传播的；真相是整个政治争论和社会对抗（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赌注。

福柯概括了特殊知识分子的三个特殊性：其作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特殊性，与其知识状况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西方社会中真相政策的特殊性。这种知识分子为真相而斗争。斗争是围绕真相的地位以及真相所引起的经济—政治作用而展开的。福柯所谓的“真相”，是指一整套有关陈述（énoncés）的生产、规则、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则的程序，是人们用来区分真假并赋予真实以特殊权力的效能的全部规则，而不是指真实的知识或思想。福柯所谓的“真相体制”是指：真相以流通方式与一些生产并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与由它引发并使它继续流通的权力效能相联系。这个真相制度并不简单地是意识形态的或上层建筑的，它是资本主义之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条件。知识分子所要思考的政治问题，并非与科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而是如何确立有关真相生产的制度、政治、经济规则。由于真相本身就是权力，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如何使真相摆脱任何权力制度的束缚，而是使真相权力脱离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支配形式。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福柯得出的结论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意识形态不该是政治问题，只有与权力密切相关的真相问题，才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