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是经验的动物

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聚焦于死亡、癫狂、犯罪、性这样一些“界限—经验”，关注在家庭、工场、学校、医院、兵营等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双方，因为“人是经验的动物”，而特殊的、具体的、看似细小却重要的“界限—经验”却能使福柯摆脱绝对的主体观和宏大的政治叙事。基于这一信念，福柯毕生都在探讨人的具体经验，探讨人之如何成为主体/臣民的历史；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还是在人成为关切自身的主体的伦理层面上，人都是历史境遇中的经验主体。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经验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显然，空洞的、说教的、抽象的宏大理论思考一般不会关注这样的经验主体。传统政治哲学不是满足于阐发宏大政治范畴的要义，就是想方设法提出并解决原本复杂但被简单化的普遍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围绕棘手的政治问题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基于不同的阶级和政党立场，学者们卷入无休止的、无谓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发挥政治想象力，政治思维极其刻板、短视、狭隘，政治活动极其软弱、无效、无益。福柯以为改变这种混乱局面的有效方法，就是脚踏实地，立足当下社会政治生活，聚焦局部问题，凸显权力机制。

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斯基（Klossowski）因设法通过经验达到尽可能接近生活之不可能性的、处于边界的生活内涵，从而使福柯摆脱了当时法国大学哲学教育盛行的、旨在把握整个经验可能性领域的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按照福柯的说法，法国马克思主义渗透着现象学和人道主义，并以主体主义基调把异化理论视为能把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分析转变成哲学术语的理论基础。而阿尔都塞则表明了马克思的分析本身并未表明有关人性、主体、异化的人的想法。为此，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就是要像尼采、巴塔耶、布朗肖那样聚焦于“界限—经验”，像他们和阿尔都塞那样从事去主体的事业，把主体从其自身中“撕裂”开来，使得主体不再是其所是，完全不同于其自身，是其自身的否认和与其自身的分离。让主体处于它自身的不可理解性的界限。巴塔耶、布朗肖和尼采引导福柯在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中去质疑“主体”范畴及其首要性和原创功能，以造成主体的摧毁或分裂、爆炸或剧变，使其成为完全“有别”的某物。“人是经验的动物，人无限地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这个过程通过确定对象领域而同时改变人、扭曲人、改造人并把人变形为主体。”传统哲学中先验的、普遍的、奠基性的主体观占据主导地位，而福柯“非常怀疑和敌视这个主体观”。虽然萨特存在主义也反对先验哲学传统，但福柯断定萨特因让主体赋予世界以意义而忽视甚至无视主体及其身份在种种经验中得以获取和丧失的情形。福柯坚持特殊经验观和特殊主体观，这反映在政治思考中就是倡导微观权力分析。

在强制性实践中，主体就像客体那样被构建，主体双重含义得以彰显出来：施动者和受动者。要理解那种既把癫狂构建为客体又把主体构建为能理解癫狂者的经验，就必须把这种经验与作为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这种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相关于禁闭实践、相关于与都市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境遇，相关于与经济和国家的需要相抵触的波动的和分散的人口等。主体在“界限—经验”中发生分裂，知识的阐发导致主体自身发生变形。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在认识确定的、客观的一组事物时又在确定条件下把自身构建为主体。例如，西方人在被构建为理性主体时认识癫狂，在被构建为劳动主体时认识经济学，在被构建为犯罪主体时认识法律等。在界限—经验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同时构成。这也是尼采、康吉莱姆和福柯等人共有的观点。福柯设法表明人们如何把自己的某些界限—经验（癫狂、死亡、犯罪）归结为认识对象。

“微观权力生物学”所说的政治想象力首先体现为要不同寻常地对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思考，进行别样的政治思考，而不是对现成秩序和理论作合法化证明，不是对民众的言行指手画脚。福柯在瑞典、波兰、突尼斯先后经历了当地民众的严重不满甚至暴动，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或其他机构和压抑团体对当地日常生活实施了一种恒久的压抑。实际上，福柯当时之所以离开法国去这些国家谋职，也是因为感到当时的法国日常生活太过压抑，尤其是特殊的个人生活难以如愿地进行。看来，压抑无处不在。这种令人生厌的、难以忍受的压抑来自权力。当然，福柯反对依据一种本质（压抑、法律、经济）来理解权力，而是要询问权力如何实施。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明证。于是，人们开始质疑“治理”的方式。不过，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不能说明一切，而且权力本身是必须被说明的。

权力不再神圣，权力不再至高无上。福柯反对提出本质主义的权力观，而主张对权力做非本质主义的分析，研究权力机制的运作，分析权力关系的实施方式，探讨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强调权力不只起消极压抑作用，还具积极生产作用。福柯质疑权力的内在合理性，抗拒权力机制对个体施加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机制、程序、技术和效果，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典型的压抑形式。在福柯看来，启蒙的允诺，通过理性的运用获得自由这一允诺，已经在大写理性本身的领域内被推翻了，与其所追求的自由渐行渐远了。

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弘扬自由主义精神，驱除笼罩在国家上面的神圣光环，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因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国家治理的形式：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权的司法国家，产生于边疆型领土权的行政国家，以及依赖于人口和经济知识的治理国家。权力不再神圣，国家的首要性同样受到质疑。现代国家权力至少奠基于其他权力形式之上，正是其他权力形式才使得国家权力存在的。“我们如何能说存在于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家庭中、办公室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派生于国家权力的呢？如果人们想改变国家权力，那就必须改变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只能通过其他权力形式的支撑才能发挥其作用。具体的、多重的、发散的、自主的社会—民间权力是抽象的、单一的和集权的国家权力所无可替代的。“当人们仅仅依据立法或宪法，或仅仅用国家和国家机器的术语来提出权力问题，那就会使权力问题变得贫乏。权力极其不一样，要比一整套法律或国家机器更为复杂、更深不可测和更弥散。如果不同时拥有权力机器，那就不能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想象其技术发展。”福柯看到在军队、工厂那里也存在由最高点和最低点组成的权力等级体系，却不同于君主权力那样构成为生成权力的源泉或原则，因为最高点与较低点之间处于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如在儿童问题上，家庭、医疗、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学校、司法机关等因素在保留各自样态的前提下相互联系、关涉、补充、划界。福柯不仅强调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所中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还揭示了所有现代国家的两个深层特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屠杀民众和控制个体。

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要突破狭隘的历史知识视野，清除由权力机制强加在历史知识上的政治趋同性（conformité politique），把历史的内容和规范从政治标准中解放出来，任由我们自己做主去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福柯批评官方历史知识总是把政治权力或者表达为一个社会阶级内部的斗争的关键（贵族政治中的王朝争吵，资产阶级中的议会冲突），或者表达为贵族政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的关键，而无视像饥饿、税收和失业等民间活动也是为争取权力而作的斗争，无视民间为争取权力而斗争的历史，因而无视权力实施和维持的真实条件的历史。其实，民众梦想吃饱喝足与渴望权力并不矛盾。福柯把这种无视民间权力的官方历史知识视为传统人文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典型体现，因为“简言之，在西方，人们用人文主义来阻止权力欲望，禁止对权力的向往，排除掌权的可能性。在人文主义核心处的就是sujet理论（在该词的双重意义上）”。福柯这里说的“sujet”一词之双重含义，也就是“主动”和“受动”这两层意义。因为人文主义相继发明的四个概念都是屈从的主权，都具有双重含义：灵魂（君临肉体，却屈从于上帝）、意识（君临判断领域，却屈从于真相领域）、个体（其权利的最高持有者，却屈从于自然法则或社会规则）、基本自由（内在地是君主，外在地认同于和契合于其命运）。因此，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要或者通过权力意志的一种“非屈从化”，或者通过摧毁作为假君主的主体，来清算人文主义。

福柯之所以选择癫狂、犯罪和性这些人类边缘经验，不仅因为他对它们有着浓厚兴趣和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更因为他可从相关权力机制中把握癫狂与理性、非法与合法、不正常与正常之间关系的演变史和文化意蕴，他可以从中探知主体是如何与自身相分离和撕裂的。人是经验的动物，思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治想象力当然得关注这些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经验。

按福柯的说法，他在研究监狱时，既要考虑监狱外部的话语，又要聚焦监狱内部的话语，还需关注所有的决议、规定，监狱自身的运转机器策略和未成形的话语。福柯要揭示所有这些话语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权力实施从惩罚转向更有效和有益的监督，表明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形成了新型的权力实施。而福柯所说的权力机制是指其毛细血管般的存在形式，是权力与个体们切身相连，进入人们肌体，嵌入人们举动、态度、话语、初学期、日常生活的那个点。18世纪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神经突触式制度，权力是在社会机体中实施的。新的微观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就形成了，这种权力促使社会机体抛弃了像宫廷和国王这样的要素。创设监狱本意是为了让监狱像学校、兵营或医院一样完美地、精确地作用于个体，但死刑、苦役、徒刑或监禁这些措施并不能改造犯人。根本不可能存在无罪的社会。管治及其机构的正当性正是基于犯罪及其危险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景敞视式监视主义盛行的社会里。”福柯是说：我们不仅身处一个连续监视和惩罚的制度之中，也受到惩戒机制不停的排斥。监狱对那些出狱的和受监狱折磨的人们进行有时直接或几乎总是间接的身体排除，使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生存手段，不能重组家庭。福柯在法国成立监狱报道小组主要并不是为了监狱改革，而是为了把少部分人整合进政治斗争。当时法国的刑事和监禁制度主要针对并不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并不受工会庇护的少部分人。无产阶级斗争并不涉及监狱问题。但实际上，工厂内的斗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与工厂外的斗争密切相联系。犯人们必须接受实际上都来自统治阶级的整个道德体系和法律规范。某些毛主义者犯人要求被当作政治犯，以区别于普通犯，这在福柯看来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如果人们接受了政治犯与普通犯之间的差异，那从根本上意味着，就尊重他人财产和传统价值而言，人们承认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人们不再区分普通犯与政治犯。因为权利就是政治：从根本上，正是资产阶级出于政治原因并基于其政治权力确定了人们所说的权利原则。毛主义者们应该懂得，从根本上说，刑事制度与道德制度一样，都产生于由资产阶级确立起来的一种权力关系，并构成了这种权力得以实施和维持的工具。鉴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姻而偏离了暴力活动，“我们今天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这至少是我们小组的观点——真正革命性的力量恰恰都是由所有这些难以融入社会、永久被拒斥而又抛弃了资产阶级道德秩序的阶层组成的”。失业者、妇女、妓女、同性恋、瘾君子，甚至犯人就是这样的阶层。社会要清除他们，他们起而反抗，这就是真正的政治斗争。

虽然都反对工具理性，反对极权主义，逃避“文明”，但福柯的政治想象力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的政治想象力。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差异取决于他们各自对马克思的“人产生人”这个命题的不同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把“人对人的生产”基本上理解为：把人从相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压抑体系中或相关于阶级社会的剥削压抑中解放出来，而在福柯看来，“人对人的生产是一个摧毁我们所是、创造完全不同事物、全新事物的问题”。鉴于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恢复我们“丧失的”身份，解放我们被束缚的本性，揭示我们最深层的真相，而福柯则必须要造就尚未存在而且我们不知其将如何存在和为什么存在的人，必须造就出并不与自身相等同的人。前者是恢复已有者，而后者是创造未有者；在此意义上，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要比法兰克福学派丰富得多、创新得多，也困难得多。

福柯关注局部问题、特殊问题，是否意味着福柯不关心整体问题、普遍问题？福柯是否就不想改变世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