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恰当的想象力

对于福柯的政治想象力问题，笔者拟作以下几点评论。

首先，在“二战”以后的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铁幕笼罩的年代里，人们太多地关注国家、阶级、政党等宏大的政治范畴和普遍的政治问题，而轻视了人口、生命、健康及其相关的安全、财富和资源问题，甚至忽视了癫狂、犯罪、性等边缘问题，福柯所说的政治想象力贫乏这样的情况确确实实存在着，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各党派之间的纷争不仅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变得尖锐和突出了。这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是相同的情形。

其次，“要解放政治想象力，就必须摆脱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福柯这个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福柯去世以后，苏东发生剧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似乎验证了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出的理论分析。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否就必定束缚政治想象力呢？不一定。这取决于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如何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当今，国家、阶级、政党的意蕴和功能发生了一定的甚至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特殊经验问题进入了政治思考的视野，源自日常生活的越来越丰富的政治词汇进入了人们的头脑。面对全球化、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世纪之交的政治想象力异乎寻常地丰富，有时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和党派争端，这恐怕是福柯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再次，对于政治想象力，笔者以为“恰当”与否是最重要的，而“丰富”与否倒是次要的。无论是国家层面上的权力机制，还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权力机制，政治想象力都必须恰如其分、一视同仁地加以研究。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所有权力机制都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环环相扣，密密交织。谈论哪个权力机制重要，哪个权力机制次要，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毫无意义。有此视野，宏观政治哲学思考与微观政治哲学思考就可以相辅相成，携手安顿既作为理性动物又作为经验动物的人。与其把福柯的微观生物权力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思想的对立面，倒不如看作是对后者的一种理论反拨，一种把政治视野从云端拉回大地的有益尝试。

最后，拥有恰当的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具备了政治智慧。所谓的政治边缘问题与中心问题其实并不对立和冲突，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组成了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完整整体。福柯真切地看到了这种联系，在边缘问题被轻视甚至被忽视的情况下，福柯想要凸显边缘问题相对于中心问题所具有的基础作用。福柯曲折地展现了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德里达在去世前不久就“新启蒙”发表的看法中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政治智慧。德里达拒绝在美国霸权、中国崛起和阿拉伯—伊斯兰神权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既要继承和保存欧洲的启蒙遗产，又要充分意识到并悔恨过去的极权主义、种族大屠杀和殖民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既批评美国霸权又不至于被指责为同情萨达姆伊斯兰政权，既批评以色列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不至于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既要反对全球化，又要承认全球性组织所起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恰如其分”并不就是折中和妥协，而更类似于辩证综合。

正是由于把哲学、历史和政治这三者整合在一起加以思考和研究，并扎根于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境遇，才使得福柯具有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正是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才促使福柯把有关癫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基本经验与最为复杂的知识系统和最为紧密的权力结构之游戏结合起来探究双重意义上的个体之形成问题：作为主体的sujet和作为臣民的suj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