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外山地城镇营建理论梳理

通过对国内外山地城镇建设实践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山地城镇的建设都不是盲目开展的，而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除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外，对传统理论的梳理对现代山地城市营建理论的建构而言同等重要。本节将分别对古典时期与近现代时期东方和西方山地城市营建的代表性理论进行比较与分析，希望从中发掘出对现代山地城市建设有益的营建思想。

2.2.1 古代营建理论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在此阶段，东方和西方山地城镇营建的理论大都呈现出顺应、利用山地自然环境的主张。同时，在东方和西方不同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本节将分别对东方和西方古代不同的山城营建思想进行分析。

2.2.1.1 西方古代山地城镇建设的营建理论

纵观西方山地城镇设计与建设的历史，不难发现：受到文明更迭轮替的影响，西方古代山地城市营建的总体思路并不连续，而是呈现出随社会变革而发展变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几何学、工程学，中世纪时期的神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分别从城市的空间形式、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城市的审美感知等方面对西方古代的山地城镇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待山地环境的态度和方法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1．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古典理性思潮影响下的形式秩序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在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引导以及对大量工程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下，古希腊、古罗马城邦中的几何学与工程学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催生了这一时期注重空间秩序、形式的古希腊、古罗马山地城市营建理论与思想。这一时期西方山地城市的建设便体现出了理性主义思想渊源下利用技术、工具对山地自然环境进行人工改造的技术路线方向。在上述城镇的具体设计中，人类主观意志是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表达的主题。但受限于当时工程技术条件，城市建设对地形的改造还主要局限于小尺度的层面。

具体而言，受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影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美的最高境界是秩序、对称和形式的确定性。”由此开启了古希腊城市对空间秩序、节奏、比例、尺度的重视，开创了西方山地城市注重“形式秩序”的先河。山地城镇建设中，雅典卫城（Acropolis）的营造便反映了古希腊时期山地城市建设利用几何数理关系探寻城市空间和谐秩序的营建思想。此外，古希腊的城市规划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还进一步将希腊文明追求几何秩序的美学传统演绎为了以棋盘路网为骨架的几何式山地城镇规划空间理论，在城镇街道的走向，公共建筑的位置、角度与视点关系等方面，充分利用古希腊的几何分析技术对城镇空间进行规划、定位。这种注重空间形式、节奏、比例、尺度的“形式秩序”原则直接影响了希腊化时期的山地城市建设，并在米利都城营建过程中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图2.20）。

进入古罗马时期，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罗马建设者更有能力通过人工技术手段对地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处理，进而在山地环境中创造出秩序感极强的人工空间。于是，在继承古希腊几何式山地空间规划布局的基础上，古罗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山地城市建造理论。公元1世纪末，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御用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通过对当时建筑、市政、机械、军工、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美学等各项技术的总结，著成《建筑十书》，总结了古希腊、伊达拉里亚、罗马建筑及城市建设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从一般理论、建筑教育，到城市选址、选择建设地段、各种建筑物设计原理、建筑风格、柱式以及建筑施工机械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设计思想。古罗马时期的营建理论是对古希腊山地城市营建“形式秩序”理论进行的系统总结和发扬，强调山地城市内部空间孤立的完整性、有序性，在形式上强调比例法则的应用和中心、轴线的控制感。这一理论后来被大量应用于山地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如罗马帝国的广场建筑群（图2.21）。

2．中世纪神学影响下的自然之美

发展至中世纪时期，宗教与信仰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城市营建思维模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阶段，中世纪的教徒们相信上帝主宰着世界，将城市与其所在环境的空间秩序视为上帝创造的杰作，尊重原生、自然的形态，在山地城市中尤其如此。如果说古希腊、古罗马的山地城市营建思想是在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作用下以一种几何秩序与形式化方式呈现，那么到了中世纪，西方山地城市营建的思潮则逐渐偏向于类似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价值体系下的有机式空间形态，注重从人的内心出发，在自然美中寻求与上帝意志的契合。在这一时期，城镇建设对待山地环境的手法主要是以结合、利用自然环境特征为主，营造出了风格独特但又天人和谐的城镇空间效果。

在这一时期，西方山地城市的营建更多地从实践出发，按照有机体的三维空间形态进行修建，强调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有着美好的环境景观。并且，城中广泛分布的教堂与修道院建筑巨大的体量与华美的装饰在高低起伏的地形上创造出丰富多变的城市天际轮廓线，表达了中世纪城镇居民对上帝以及天国的追求（图2.22）。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理性思想受到神学的抑制，对工程技术方面的探索相对滞后，人们转而追求自然，因此城市所处的山地环境成为城市依附的基础，在设计中自然环境是尊重、敬畏的对象，城市顺应环境进行建设，山地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形成依山而建的效果。

3．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科学理性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西方中世纪以来因长期宗教崇拜而被压抑和禁锢的人性以充分肯定个体人性的“人文主义”姿态重生，开启了西方历史上城市空间营造中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伴随着天文学、几何学的进一步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山地城市建设也愈来愈注重科学理性。

由此，在注重人本主义的主体性与强调科学理性的双重思维交织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山地城市建设整体呈现出强调人的空间感受以及科学的规划建设的思想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为思想基础，以理性主义为表现形式，以古典主义为具体形态。”例如，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卡比多里欧山（Capitoline Hill）上设计的元老院广场便是此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典型的山地城镇空间营造风格，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山地城市建设中不再一味刻板地追求几何构图，而是强调从理性科学的角度分析空间，注重个人实景体验，对空间景深（Vista）与运动视觉的变化进行全面把握的理念（图2.23）。这一时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绘画、设计以及雕塑方面的巨大促进，平面、立面、透视图的绘制以及建筑模型的制作被广泛应用于现实城镇的空间建设中。于是，西欧山地城镇的建设逐渐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现场操作实践为主的模式转向了预先设计而后实施的工作模式，从中世纪时期“信手拈来”的现场作业，转变为经过反复图纸论证的方案实施，再次回归了理性的流程。

2.2.1.2 我国古代的山地城镇建设营建理论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营建大都讲究“礼制”与“风水”，其城市营建思想的哲学基础源于《周礼》与《周易》。“礼”源于古人对“天”（自然）的崇拜，进而逐步转变成一种“尊统于一、尊卑分明”的等级秩序以及社会伦理规范。在我国古代各朝都城与地方中心城市的设计与营建过程中，“礼”的传统直接反映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篇中“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典型城镇布局。“易”则源于周礼思想与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逐渐发展为一种“尊重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观。它同样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实践，尤其是在有着特殊山地环境的地域中，“易”之观念的影响更甚于“礼”的精神，具体体现在管子因地制宜的营城理论与各地强调象天法地的风水堪舆学说中，在对待山地环境方面，主要以尊重自然环境为主，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再结合城市的经济与政治职能，将“礼”制的规整形态融入山地自然环境之中。

1．先秦时期管子的营城思想（随形就势的“因借论”）

在我国古代山地城市营建的学说中，管子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思想首屈一指。与《考工记》中所强调的以“规整方正”“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对平原地区城市进行规划建设的“礼制”思想不同，管子（管仲）在《乘马篇》中提出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以及“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两条顺应自然、有机建设的山地城镇营建标准，指出在城市营建过程中，应注重城市空间选址与形态跟原生地域环境以及地形条件的结合，而不必过度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两大设计原则体现了管仲城市建设理论中的机变思想，对我国后世的山地城镇建设影响深远。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淹国淹城以及西汉时期的长安城建设都明显受到了管子因地制宜规划理论的影响：结合自身所处地形条件调整城市空间形态，并根据不同的场地条件，布局不同的功能建筑，将王城修筑于山地环境中的自然高地或人工夯筑的高台上方，以高起的地势防涝以及凸显王城至高无上的威严。尤其在汉朝长安未央宫的建造中，设计者充分利用城市所在的龙首山地形，因地制宜地先建造了宫殿的前殿，摈弃了传统宫殿建造中以人工夯筑的土台作为大殿基础的做法，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山地城市建造过程中充分顺应、利用山地地形，“体宜因借”的思想观念（图2.24）。

2．唐宋明清的风水思想（天人合一的堪舆论）

春秋战国时期，除管子的因借论思想外，《吕氏春秋·有始览》还曾论及：“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这种朴素的“天人”唯物观，伴随着我国传统山地城市建设实践过程的不断深入与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天人合一”风水堪舆理论，并具体反映在山地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选址与空间布局两个方面的营建方法与策略上。在选址方面，堪舆理论讲究“体国经野”“尝水相土”“辨方正位”，充分考虑城市建设基址环境周边的地理地貌情况、当地的土壤水质以及地域物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具有不同象征含义的灵兽形象作为城市在山水环境中定位的依据，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在《藏经》《灵城精义》等古代堪舆学代表论著中，这种有意识地选择自然环境的建城要旨即一种“背靠（祖山、少祖山）、朝案（朝山、案山）、左辅、右弼”的系统化环境标准（图2.25）。

而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布置上，风水学又分“形势宗”与“理气宗”等不同流派以及“阴阳八卦”“五行四象”“河图洛书”“天干地支”“元气”等具体学说。这些流派与学说共同反映了一种将山地城镇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进行营建、发展的生态思想。例如，前文所论及的阆中古城在城市的布局上北面有蟠龙山为靠，南面有锦屏山为案，以金耳、印斗二山为朝，以四周远近起伏如波涛般的诸山为砂；水口西入东去，以玉台山为天门，以塔山为地户，形成了“背靠蟠龙，面向锦屏，左有大象山蜿蜒，右有西山映衬”，嘉陵江绕城三面的“千水成垣”“金城环抱”之势，准确地体现了我国古代风水理论中“龙”“砂”“水”“穴”的布局原则（图2.26）。

综上所述，受东、西方各时期典型文明思想的影响，古代东、西方社会中都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山地城镇营建思想。相比之下，理性思想主导下的西方文明，其山地城镇营建理论更加注重城市空间的秩序与形式，而更加强调感性思维的东方文明的山地城镇营建思想则更注重人工与自然的预计有机融合（表2.1）。

2.2.2 现代营建理论

伴随着封建社会关系的瓦解、生产关系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主观关系的思考也更加深刻。而在山地城市的营建方面，现代社会的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结合的优势与必要性，并逐渐发展形成了相关的现代山地城市营建技术与理论方法，各种“主义”“流派”相继诞生。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现代山地城市营建的理论思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在此，本书将分别就国内外的最新动态进行梳理、分析。

2.2.2.1 国外的相关理论

国外与山地环境相关的现代城市营建理论大多以自然生态科学为学科基础，探讨如何结合山地城镇所在的自然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分析与规划设计，在不同时期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思想体系以及具体的设计、分析方法。具体而言，芬兰裔美国建筑师沙里宁（Eliel Saarinen）的“有机疏散”（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论、希腊建筑规划学家道萨迪斯（Apostolos Doxiadis）的“人类聚居学”（Human Settlement Science）理论、苏联学者克罗基乌斯（B. P. Koprnyc）提出的山地城市地形分析技术以及英国裔著名园林设计师麦克哈格（Ian McHarg）“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的思想都是对西方现代山地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理论。

1．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

“有机疏散论”由沙里宁在其1942年发表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率先提出，是一种为缓解城市过度集中产生的弊病，基于生物学思想基础而架构的关于城市发展规模控制及其空间结构布局方式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沙里宁认为：城市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现代文明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违背了生命机体生长的自然规律，从而造成众多城市问题。因此，在城市建设中，不能将城市中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而应对城市的功能与空间进行有机的分离与疏散，实现“多中心”的发展方式。此外，“有机疏散”理论还强调人们应居住在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城镇中的各功能组团应相对分散布置，利用绿化分隔；工业用地应疏散到城市外围，以腾出绿地服务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通过快速交通联系组团间的通勤，以避免穿越和干扰住宅区等需要安静的场所等具体策略。虽然“有机疏散论”并不是专门针对山地城市的建设而提出的，但其“多中心”发展、“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及组团绿化带隔离等规划设计手法，对处于崎岖环境中的山地城市的规划建设极为适用，很快就成为西方山地城市建设实践中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对后世的山地城市建设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道萨迪斯的“人类聚居学”

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达到高峰期，导致了城市人工空间的蔓延以及对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相应破坏，对人类及其后代的生存和延续形成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希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道萨迪斯在对古希腊城市空间环境营建技术与理论进行详细分析与充分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聚居学”理论。该理论不同于传统的建筑学或城乡规划学科以单体建筑、个体城市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建筑、城市与其所在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从关于人类聚居生活环境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重点强调对建筑、城市以及风景园林等人工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间关系的思考，探索人类因其各种生存活动需求而改造自然、构筑空间、经营场所的规律与方法，使之成为一门具有综合意义的系统科学。具体而言，“人类聚居学”是一门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研究宗旨，以“人与环境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改善人类聚居环境的理论。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包括城市、集镇、乡村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环境，并强调从人居聚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技术等各个方面，对聚落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这种对人类生存环境进行综合认知与思考的观念，与山地环境中城镇与自然相伴相生的传统价值基础不谋而合，在西方现代山地城市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3．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

继道萨迪斯之后，英国裔景观设计师伊恩·麦克哈格于1969年撰写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一书，率先扛起了“生态规划”的大旗，成为景观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奠基学者。在该书中，麦克哈格扩展了景观规划的学科研究范围，并以一套基于适应性原理的生态分析、设计与实施操作方法将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提升到了一种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基于多因子评价的规划设计准则。在具体设计过程中，麦克哈格一反以往城市规划土地利用中“功能分区”的做法，强调土地利用规划应遵从土地固有的价值和自然演变过程，运用以单因子分层分析与因子叠加技术为核心的分析方法论对目标土地的适应性进行综合评测，从而确定其最终用途。此外，在具体景观设计实践中，麦克哈格也更注重自然环境独有的“自组织”以及“自修复”能力。他希望运用生态学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通过人工设计为自然环境创造出一种自然而然的景观效果与丰富多元的景观生态，做到人工场所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适应。虽然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的理论主要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但其设计思想中人工与自然结合的观念以及通过多因子分析评测土地适应性的方法都是极富启示价值的见解，很快就被应用到各地山地城市建设的实践中。

4．克罗基乌斯的《城市与地形》

1979年，苏联学者克罗基乌斯在通过对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日古列夫斯克（Igulevsk）、捷米尔达乌（Temir Dau）等苏联与部分东欧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山地城镇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城市规划学、地质学、卫生学、交通运输学、气象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撰写完成了《城市与地形》一书。在该书中，克罗基乌斯结合200多个具有特殊地形地貌的山地地形与山地城市建设实例，详尽地分析了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山地城市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分别在“在复杂地形上建设城市的实践”“影响城市建设的地形要素”“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合理方案”“结合地形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四个主体章节中具体论述分析了山地地形因素对城市建（构）筑物布置、交通与工程管线组织以及城市环境、艺术面貌等方面的影响，提出了在复杂地形环境条件下，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研究、评价地形与分阶段结合地形条件处理城市空间结构的设计方法。该书是西方现代山地城市研究中对山地地形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的一部系统性著作，通过大量的实践总结与类型归纳、比较分析，为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具体工程处理技术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价值。

2.2.2.2 国内相关理论

国内关于山地城市营建方面的现代理论主要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山地地区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引入国外相关理论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继承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形成了关于山地城市建设与环境营造的系统科学理论与思想观念。具体而言，由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理想模型、黄光宇先生建构的“山地城市学”以及吴良镛先生、赵万民教授所开创的“山地人居环境科学”都是此阶段国内对山地城市规划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科学理论。

1．山水城市

“山水城市”的概念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于1990年7月31日在给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出的。信中，钱学森先生提出了融合我国古代山水诗词、国画山水以及古典园林意境，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支撑，创造“山水城市”的想法。这一构想看似通俗，实则背景深刻、内涵丰富。从钱学森先生“山水城市”概念形成的过程来看，这一概念植根于我国悠久的建筑历史传统与丰厚的古典文化底蕴，反映了先生对当时城市建设实践的反思，并且面向未来的城市建设。它既蕴含了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又充分融合了“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理想主义”等现代价值。此外，钱学森先生“山水城市”的思想中也体现出了人工活动对自然的能动改造。在城市建设中，如果自然环境不能尽如人意，城市应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辅以人工调整，从而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但人工对自然的改造应以保护自然为前提，避免建设性的破坏。而在城市景观营造方面，“山水城市”的理念还强调了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之美的交融、顾盼、辉映，即城市中的人工建筑、园林与自然景色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统一，使城市空间浸润在自然山水之中，即管子所言“人与天调，而后天下之美生”。综上所述，“山水城市”的理念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山地城市人居环境的一种理解与期望，它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并不只是物质层面有山有水的城市，而是融合了我国传统城镇天人合一的环境特征与精神内涵，既是一种生态模式，也是一种人文模式，对现代山地城市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引，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底蕴与气质。

2．山地城市学

“山地城市学”为我国山地城市研究领域知名学者黄光宇先生提出。他通过对大量山地城镇规划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大胆的理论探索以及毕生的系统研究而建构、充实形成我国当代关于山地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科学理论。通过对早期主持和参加的重庆、乐山、宜宾、丽江、大理、遵义、桂林等典型山地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黄光宇先生深感山地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并认识到山地城市规划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山区的经济发展与山地城市的建设较其他地区面临更多问题，矛盾更加尖锐。基于这一观点，黄先生认为应从根本上提高对山地城镇形成、发展与演变规律的认识，减少山地开发中的盲目性与破坏性，增强山地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为此，先生从山地城市结构的分析入手，渐及城市景观、形态、环境、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区域发展等各个领域，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系统归纳了山地城市布局的典型结构模式，对许多山地城市的空间规划结构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见解。1991年，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黄光宇先生融山地科学与城市科学于一体，独创性地提出了“山地城市学”的构想，并从山地城市建设的勘察、选址、类型、规划、设计、交通、生态、灾害、美学等方面初步奠立了“山地城市学”的理论框架，系统建构出一套关于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方法，并出版了《山地城市学原理》等相关权威著作，为后人关于山地城市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指明了方向。

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

自希腊学者道萨迪斯“人类聚居学”理论提出后，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系统地将该理论引入我国，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并在道萨迪斯提出的关于人（Man）、社会（Society）、自然（Nature）、房屋（Shells）、网络（Networks）五要素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自然系统（气候、土地、植物和水等）、人类系统（个体的聚居者，侧重人的心理与行为等）、居住系统（住宅、社区设施与城市中心等）、社会系统、支撑系统（住宅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五大系统。在这一宏大理论支撑下，重庆大学赵万民教授等专家学者结合山地地区人居环境的研究与探索，将城市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起来，逐步摸索建构出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该理论重在探讨如何构建一种理想的山地人居栖境，完美处理山地环境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建构思路主要是以自然环境背景为出发点，考虑山地环境的承载容量，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潜力与人的创造力；在城市建设中，将对自然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以最小的成本、代价为人类创造最舒适的聚居环境。与此同时，山地人居环境科学还认为山地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道路、建筑物等硬件设施，还应包括人、动植物以及地域气候等软性影响因素。因此，在山地城镇设计与营建的过程中，应将城镇与自然山水、整体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孤立地以一座城市、一座建筑来进行分析，而应将人居环境五大系统中的各种要素上升到一个整体的角度系统看待，强调山地城市总体设计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山地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专门针对山地环境中人居聚落环境分析与规划建设的学科理论。它从系统、整体、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山地城乡聚落分析与规划设计的具体方法，对我国现代山地营建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东、西方近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对山地城镇规划建设影响深远的著作与理论，在不同学科背景的支撑与影响下，交织、融汇形成了多元化的山地建设思想（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