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的意義及其獨特之處
有關香港日治時期的史料十分缺乏，涉及當時民生、經濟、田土、政務等內容的歷史檔案，大部分相信已被日軍燒毀，現時只剩下小部分田土檔案，如家屋登記處的檔案，和一些公司註冊法庭的材料仍存放在歷史檔案館內。如此薄弱的基礎，若要深入研究日治時期社會及民生的種種現象，會感到一籌莫展。藉着口述歷史的模式來收集資料，無疑是一個重要途徑。甚麼是口述歷史？它的作用和意義又在哪裏呢？
簡單地說，口述歷史是以錄音或錄影的形式，向選定的人物訪問得來的成果。它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範疇，把一般庶民的生活經驗注入歷史研究之內。若與正統文字史料相比，這種資料是全新的。
現存史料的觀點大都是正統及權威的，代表着當權政府的立場和意識，政府的歷史檔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了口述歷史之後，下層的聲音也得以保存下來，並且提出了評審事物的新角度及新觀點，平衡並補充了正統和權威的說法。
自從口述歷史出現之後，歷史研究的重心便開始轉移。例如教育史家由研究教育成效及教育行政的問題，轉為探討小孩子和學生的種種學習經驗；戰史專家由研究司令、指揮人員轉為研究下層軍官和軍人，這些人的生活層面、心理因素和士氣等問題都成了研究的主題；社會學家不再專注於研究官僚和政客的社會形態，也開始研究下層民眾的問題；兒童史和婦女史的研究資料，藉着口述歷史的出現而不斷得到豐富，從而推動家庭史研究的快速發展。
口述歷史的訪問工作打破了學者與民眾、學術機構與現實社會的隔膜。對接受訪問的長者來說，一方面增加了他們與外界的接觸，另一方面也增進了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友誼。更重要的是，長者因此獲得個人的尊嚴和自信心，為生活帶來了方向感。
最後，口述歷史的出現亦豐富了檔案館的館藏，民眾的生活紀錄成為館內的藏品，注入了新穎而積極的元素。
20世紀70年代，口述歷史著述沒有甚麼學術地位，也不被史家看重。因此當時的口述歷史學者，轉向圖書館及歷史檔案館的專業人員尋求支持。當時的口述史家（如Studs Terkel, Hard Tim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視自己取得的口述歷史資料不是歷史，而是記憶；又說他們尋求的不是事實而是事實背後的真理。
口述歷史工作可以總括為三個範疇：1）訪問技巧；2）訪問前預備工作的深淺；3）研究歷史方法的運用。訪問技巧是口述歷史學者的專長，只要準備充足，加上相關的參考資料，便沒有不能解決的難題。訪問前的預備工作，如詳細審核資料來源、提出文件憑證和小心衡量有關的證據等，問題也不大。
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便有點複雜了。有人說口述歷史的受訪者代表性不足，在統計學上意義不大，但其實這是史學研究的問題，與統計無關。眾所周知，口述歷史中的受訪者是經過挑選的，意義不在統計，是在史家對歷史概念的看法，如何以這些口述歷史資料去引證這種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個批評是說口述歷史資料的原始性不及文字史料。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口述資料不是原始資料，但口述歷史的價值在於資料的準確性，不是它的原始性，這是史家最關心的問題。還有，口述訪錄最終的產品（謄本）到底是史料，還是個人的自傳紀錄？有人說是史料，有人說是個人的自傳紀錄。其實口述歷史著述既有口述部分，也有史料佐證的部分，沒有相關史料的佐證，口述歷史就失去了被驗證的機會，變成了隨口說說的個人回憶錄。更重要的是口述歷史訪談，是訪者與被訪者相互交流的結果，訪談的範圍由口述歷史學者控制，因為訪談的問題、選擇的訪談大綱都是他定的，最後對這些訪談的詮釋更是他個人的，故此不能抹煞其中的主觀性。
若從史學研究角度而言，口述歷史資料的採擷方法仍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最基本的是訪談形式。怎樣才算是一個完整的口述歷史（form of a completed interview），當然不是它的謄本，也不是訪談的錄音帶或錄影帶（除了從機械技術層面而言），而是它的獨特形式，和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人際關係。
所以，訪談可以說成是“交談說故事”（conversational narrative）的形式。交談突顯了訪者與受訪者的關係，說故事指訪談以故事形式來說明有關的情況。基於這種獨特的形式，訪談不能說成是個人的自傳回憶，因為它不是個人的，而是訪者與受訪者互動的產物。任何口述歷史成果都應顧及這種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人際關係，也是整個口述歷史結構內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種人際關係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語言和符號在整個訪談中的地位，沒有了它，整個訪談根本不可能完成，因此它涉及訪談內容語言學、文法及文學意象運用等問題。這點對訪談者的事後詮釋有很大幫助。
第二是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表演”關係。所謂表演，是指兩人在訪談過程中投入和互作反應的結果，如果要從“交談說故事”的形式分析口述訪談的話，我們必須從當事人的社會和心理關係中下工夫。愈能明瞭受訪者的社會關係，受訪者的故事就愈能變得立體。愈能了解受訪者的心理運作而加以適度的推動，訪問的內容就愈多姿多采。
第三是受訪者接受訪問時，他不單是對自己和訪問者說話，他還通過訪問者向群體說話，甚至向自己心目中的“歷史”說話。這點是十分抽象的，但也是最有趣和最能深入理解口述歷史內涵的關鍵。
在口述歷史訪談中，我們愈能把握以上的三種關係，訪談的成果就愈突出。
有人說口述歷史可以讓一些目不識丁的群眾和社群說出自己的心聲，留下他們的歷史，並且替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保留一點紀錄。驟然聽來，似乎合理，但想深一層便發覺並不全對。群眾託交別人代寫的信件，不也是文字記錄，同樣起着“存檔”的作用嗎？而口述歷史之特點，必在於它的口述形式，即語言部分。說話有聲調的高低、音量的大小和節奏的快慢。這種口語形式往往含有一定的隱晦意義和社會的內涵。只要聲調、音量和節奏有分別，說話的含義就會改變。
口述資料經編輯後變成的謄本，必定與口語不同，因為編輯時需要運用標點符號，標點符號很難與原來口語的停頓和節奏互相一致。謄本內的文字也難以完全表達受訪者說話中的感情，這只能聆聽訪談內容才能感受得到。
在訪談中，說話速度的快慢可能代表不同的意義。有時語調放慢可以表示受訪者正在強調某些論點，也可以表示他對某些說話有點難以啟齒的感覺。語調加快一方面表示受訪者希望輕輕帶過一些話題，也可表示他對談論的題目十分熟悉，所以覺得應付自如，而這些內涵從直述文字中是無法表達出來的。由此可見，口述歷史最獨特之處就是以話語形式交代事件的經過。
口述歷史是一種敍事式的資料，如何把握與詮釋這種方式就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在訪談中，常會出現一些繁簡及話題改變的情況。例如受訪者有時以極簡短的幾句說話交待一段很復雜的事件，又或是以極長的篇幅談論一件瑣事。如何衡量這種變化並無準則。花時間討論瑣事，可以表示受訪者很重視這件事情，也可以表示他對某些事情有所隱瞞，藉此引開訪問者的注意力。無論如何，敍事繁簡與受訪者所欲表達的意思是有些關係的。
一般來說，口述歷史常涉及一些不為人知的事件，或是一些已為人知卻被忽略了的內情，記錄下來可以增加對草根階層的人物及事件的認識，也豐富了這方面的史料。
口述歷史與其他歷史研究最不同的地方是受訪者的主觀性。口述史料給予我們的不單是人們做了些甚麼，還包括他們想做些甚麼，為甚麼這樣做，以及他們如何看待以前做過的一些事情等等。
受訪者這種主觀性表達了他們對歷史的看法，和他們與歷史之間的關係。所謂主觀，其實是受訪者所深信的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而真正發生過的事與深信的事實到底是兩回事，這點有必要弄清楚。兩者雖有不同，但並不表示受訪者在蓄意作假。
既然如此，應不應該相信口述歷史呢？口述歷史是可信的，但這種可信度不在於它與真正事實是否完全相符，而在於它的想像力、象徵意義和由此帶出的個人意念。即使受訪者的口述並不準確，甚至與事實不符，但他的心理狀況卻是真確的，因為他深信自己說的是實話，並無作假。這點與真確無誤的資料同樣重要，而資料是否確實則可以其他史料來證實。
口述歷史的記錄，必定在事件發生之後，因此記憶模糊是肯定的，但以文字記錄的史料又何嘗不是靠記憶來記載？有些史料的內容甚至並非作者親歷其境，而是靠採訪或打探得來。可是口述歷史的受訪者卻不同，他們一定是親歷其境的過來人。所以口述記憶雖有失準之處，卻由於是親身經歷，被訪者敍述時便多了一份親切感和投入感，這是平面文字資料記載所缺乏的。
最重要的是人們的回憶，並非只是一個收藏往事的倉庫，還具有創造的特質。就歷史學者而言，發掘和保存史料固然重要，但從口述歷史的回憶中，找出受訪者對歷史的看法和觀點，及觀察其中的微妙轉變，可能更吸引和更重要。
這種轉變顯示出受訪者如何整理個人的往事，如何把自己的經歷安排進歷史之中，再進而如何把這些往事在歷史中定位，這些對歷史學者而言，是非常有意義的。
口述歷史客觀不客觀？必須承認，並不客觀。所有歷史材料大都不客觀，但口述歷史卻有其獨特的不客觀性，因為它是人為的（artificial）、分歧的（variable）和片面的（partial）。
文字史料是一種靜態資料，引用這些史料的歷史學者只可以詮釋和選擇使用。相對而言，口述歷史是一種潛藏的材料，如果訪問者不主動搜尋，它是不會出現的，甚至可能永遠埋藏在人們的心底裏，不見天日。所以口述歷史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訪問者通過提問、對話與個人關係把史料發掘出來。
由此必須承認每個訪談之中，都存在着二重的微妙關係，一方是細緻地研究受訪者的訪問者，另一方是也在研究訪問者的受訪者。口述歷史學者必須徹底了解這二重關係而加以利用，因為這裏並沒有中立，問題都是由訪問者主觀設定，內容圍繞着他希望了解的事情，所以無所謂中立、客觀。
正因為這種二重關係，每個訪問都可以說是未完成的。因為只要受訪者一息尚存，他就可能有更多話要說，因此，他提供的口述史料可以是無窮盡的。由於這種特性，口述史料的歷史研究，可說是未完成的，因為隨時都可以補充。
歷史學者的研究總有敍事的部分，以文字史料作敍述時，他只能以第三者身份引述。口述歷史則有所不同，歷史學者除了是第三者，也在與受訪者的互動中被扯了進去，成了其中一個角色，成為故事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口述歷史改變了傳統歷史的撰述形式。
總而言之，口述歷史人言人殊，各有觀點和立場，沒有一個統一的主題。史學研究一般要求的全面性，在口述歷史中由不全面性所替代了。這裏的所謂不全面性，是指每個訪問都是未完成的，每個訪問的訪問者都因為與受訪者的互動而被扯入訪問的故事內，變成講述故事的一份子，失去了中立的身份。所以口述歷史是口語化的，對訪者與受訪者而言是主觀的、是人言人殊的，而且是無法保持中立身份的研究工作。
除了口述史料的獨特性和不全面性外，它的結構與真確性又如何評定呢？有關這點，可以分兩方面談：一方面是訪問中口述史料的可靠程度，二是受訪者述說的經歷有多可靠。
先談史料的可靠程度這一點。這裏涉及的問題是受訪者的回憶到底有多可靠？甚至可以問，是否有可靠的回憶？其實，回憶並非純粹打開個人的回憶倉庫，再把裏面所藏的釋放出來這麼簡單。因為任何事件的回憶，都是經過經驗的折射，和受個人的特定意識和立場刺激而來的，過程頗為複雜。
總的而言，口述歷史的撰述，是重構歷史的工作，如果要審定它的真確性是可能的，只要把它的內容與其他相關的史料對證一下便可以。
這些只可判定受訪者在訪問中述說的資料，那些沒有說和遺漏了或者是故意隱瞞的又如何？這涉及受訪者述說個人經歷的可靠性問題，即涉及個人深層意識的複雜問題。
受訪者如何述說自己的歷史，常常受當時的價值取向和立場所左右，亦影響他的口述歷史的價值。例如年輕人總比較激進，老來就變得穩健，如果在年老時接受訪問，敍述一些自己經歷過的衝突和火爆場面時，難免輕描淡寫，或是為自己開脫，甚至故意漏去。
對於這種情況，要判定其中的真確性便很難了，而且並無令人滿意的方法，因為這涉及個人的意向，很難判斷或左右。唯一可以做的是注意內容的一致性，看看有否前後矛盾的地方，再把他所說的情節，與其他相同的史料對應互證比較，看看有否失實的地方。
完成訪談之後，如何處理和利用這些資料，屬於口述歷史撰述的工作。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用甚麼形式表述這些資料？關於這點，有兩個考慮因素：誰是作者或是編者？以甚麼媒介來發表這些資料？
以口述歷史的原創性而言，因為訪問是合作而成的，受訪者與訪問員，應是這些資料的作者和編者。如果是集體完成的，則所有參與者的名字都應列出，以確認全體的辛勞，就出版及著述規範而言，這是不能有任何疏漏的。
用甚麼媒介來發表呢？以現今的技術而言，可以是以單一文本或是以文本、聲音、圖象和影片混合製作成多種媒介來發表。單一文本多輔以圖片，並以書本的形式出版（本書就是一例）。如果混合製作的，則以光碟的形式最為普遍，有些甚至書本與光碟一同出版，而光碟則附於書本之內。
口述歷史對歷史研究的確帶來不少積極的元素，例如口述歷史的工作令歷史研究變得更個人化、更社會化和更民主化。歷史學者為此必須走出斗室，與外界接觸。不單如此，由於口述歷史涉及範圍非常廣闊，促成了不同學科的聯繫，例如歷史學、社會人類學、方言研究、文學和政治科學等等。更重要的是，口述歷史的工作打破了上下層的界限，為老師和學生、學者與民眾帶來了互相了解和融合的機會。
但它也帶來不能忽視的消極元素。第一是口述歷史令學者由純粹的史料使用者，變成史料撰述者和使用者的雙重身份，這是歷史研究的一項大忌。因為歷史學者總力求客觀研究，而口述歷史的主觀性則可能損害客觀的判斷。如何取得平衡，是口述歷史學者的一個重要課題。
第二是口述歷史資料是現代的產物，如果弄不清楚時間上的分野，偏差是很容易出現的。以個人於1995年訪問英軍部隊與日軍作戰時的歷史為例，這些史料是1995年的口述歷史，而不是1941年的歷史，是1995年有關作戰人員關於1941年的回憶。
第三是在口述歷史的訪問過程中，訪問者常常有意無意地要求受訪者解釋他們的行為，如問及受訪者為甚麼在日治時期離開香港就是一例。對一些很個人的事件和行為，一般人是不會解釋的，但這個問題是要受訪者解釋，把受訪者逼進歷史之中，要他為自己的行為解釋，為歷史留下註腳。如果訪問者不提高警覺的話，對日後撰寫口述歷史的工作就會有所影響。
第四是口述歷史是很個人化的工作，訪問者與受訪者一對一地交流他們的經歷，這種溝通方式很容易忽略其他的歷史元素，以為個人的元素至高無上，把國家制度和社會力量等的元素擺在一邊。如此一來可能會扭曲了歷史，或對理解歷史造成障礙。這種影響是在潛移默化中達致的，比起個人對歷史的誤解和偏見影響更大。
最後，口述歷史的蒐集工作可以令人全情投入，感到趣味盎然，但切記不要過分投入。正如替約翰·甘迺迪圖書館做過口述歷史訪問的研究員說，在工作上訪問了甘迺迪家族的成員，朝夕與共，但並不會把自己變成甘家的一員，更不會讓自己成為上流社會的一份子。又如替福特基金做過口述歷史的研究員說，他訪問了大量的窮苦工人和低下層黑人，但這並不會把自己變成他們圈中的一份子。即使出於同情，工作人員也應與受訪者保持距離，否則就會喪失觀察力，失去平衡偏見的警覺性（Ronald J.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1991）。
本書訪問了17位日治時期在香港生活過的幸存者，每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讀者可透過本書分享他們的經歷。這些經歷除了為日治時期香港人的生活留下一鱗半爪的回憶外，也為香港日治時期那段歷史增加一些鮮活的資料。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