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谈起育儿时，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经济学。然而，经济学是一门旨在了解人们如何决策的社会科学，而作为父母做出的决策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我们将在本书中说明，经济学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进行多少教育投资，以及选择怎样的教养方式。
与许多其他讨论育儿的书相比，我们的书不是一本育儿指南。我们相信作为社科学者，任务不是告诉父母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力量。为此，我们采取的视角是假设父母基本上知晓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在这一前提下，做出他们认为的对自己也对自己所关心的孩子的最优决策。
我们认为，经济学视角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可以解释许多育儿现象，包括从最近的变化，如密集的（intensive）“直升机”式教养方式的兴起（即，“盘旋”在孩子上空，监督孩子的一举一动），到更早期的历史转变，如女性人均生育孩子数量的急剧下降导致了现代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崛起。
借鉴个人经验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不仅仅依赖于数据和经济学训练，还借鉴了为人父母的经验和早年的孩童经历。因此，在引言部分，我们将首先描述自身的背景。我们是两位生活在美国的欧洲学者，和我们的孩子相比，我们在地理、文化和经济条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能够常常旅行，并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养育孩子的习俗。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下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中观察到了巨大的多样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应用于育儿研究。
马赛厄斯在联邦德国萨克森州（Lower Saxony）的一个村庄长大，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靠近首都汉诺威。他的父亲是州政府的公务员，同时经营着一个农场。马赛厄斯的母亲是一位教师，但在马赛厄斯很小的时候就辞职回家，因为管理农场和照料四个孩子足以使她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她参与当地政治事务，并担任村长多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完成学业后，24岁的马赛厄斯移居美国，先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到芝加哥，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他娶了美国姑娘马里萨。马里萨的职业是电视节目和电影的选角导演。他们在洛杉矶生下了头两个儿子，奥斯卡和卢卡斯，然后在2010年移居芝加哥地区。他们目前居住在埃文斯顿的富人郊区，并在2013年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尼科。现在奥斯卡、卢卡斯和尼科分别年满10岁、7岁和4岁，他们精通德语和英语，均就读于芝加哥德语国际学校。
法布里齐奥生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Emilia Romagna），根据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一书[1]的描述，这是在意大利一个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位白领工人，更确切地说，一位为意大利国家公共广播公司（RAI）工作的技术工人，他的母亲则是当地时装业的女装设计师。在博洛尼亚完成学业后，法布里齐奥移居伦敦，并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妻子玛丽亚，一位西班牙姑娘。玛丽亚和法布里奇奥在欧洲搬了好几次家：他们先是住在巴塞罗那，然后是斯德哥尔摩、伦敦、苏黎世，最终在2017年搬来美国。现在，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诺拉现在是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学生。
当诺拉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上托儿所，然后在斯德哥尔摩上幼儿园和小学。当她搬到苏黎世的德语区时，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和她进行过德语交流：作为学者，他们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一直是英语。因此，诺拉必须掌握她父母不熟悉的语言和学校系统。如今，她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也能熟练使用法语，还记得早期学过的瑞典语。外语教授肯德尔·金（Kendall King）和艾莉森·麦基（Alison Mackey）在《双语边缘》（The Bilingual Edge）一书中对诺拉的案例进行了讨论，他们写道：“她的父母对她很自豪，小诺拉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恰好出生在促进多语言学习的理想环境中。”[2]
除了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我们也花费不少时间周游世界各地。法布里齐奥把大量时间花在中国和挪威，而马赛厄斯则时常造访德国和比利时。让人最震惊的是，我们观察到的育儿习俗哪怕在文化相近的国家也十分不同。中国和美国的父母育儿行为有差异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两个国家相隔甚远，经济和政治制度迥异，一直以来的文化也十分不同。然而，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育儿习俗在两个富裕的欧洲国家，比如连游客们有时也会混淆的瑞典和瑞士，依然相差很大。
教养方式的国际差异
瑞典是鼓励宽容和放任的教养方式的典型。慈爱的瑞典父母们认为，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违基本人权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赞同任何形式的纪律，包括言语恐吓，更不必说体罚，体罚自从1979年就被认为是非法的了。被大多数国家的父母认为不恰当的儿童行为，比如打扰陌生人，在瑞典被认为是孩子的天性而得到原谅。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曾经拜访过他们的瑞典朋友，当主人家六岁的小男孩冲他们尖叫：“闭嘴！我在看电视！”时，父母给出的回应是一个赞许的微笑，随后温和地建议我们换个房间，以免打扰孩子观看电视。
瑞典的学校也遵循了同样的自由主义哲学。大多数瑞典的学龄前儿童能够上免费的托儿所。这些都是平静欢乐的地方，由能干又积极主动的专业人士在禁止任何正式教学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管理。在托儿所，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调皮捣蛋的孩子当然会被教导，但很少受到惩罚。在瑞典，正式的教育要到7岁才开始，小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社会的共识是，让孩子承受压力和焦虑是罪大恶极的。一些教师甚至在公开场合劝阻雄心勃勃的小学生们不要“过于用功”，并且谴责“不负责任的”、咄咄逼人的父母给孩子们带来过多压力。瑞典孩子的竞争精神仅仅局限于体育活动，在这个领域瑞典人认为竞争是可以接受的。竞争心太强的父母们不被社会认可。当诺拉的父母去学校询问是否可以提前入学时（在6岁而非7岁），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啦，她可以应付的，但我绝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按照国际标准来看，瑞士同样拥有着自由的育儿文化。但其育儿和教育实践绝对比瑞典的要严格得多。在低年级时，学生得开始适应老师的权威。任何年龄段的孩子在进入教室的时候都应当和老师握手，并礼貌而正式地尊称他们“您”（Sie），他们从不直呼老师的名字，在老师讲话时一言不发地聆听。[3]孩子们从二年级开始接受评分并收到成绩单，但瑞典的同龄人此时才刚刚入学。在六年级，瑞士的孩子会面临一场入学考试，20%的人被选入更偏向学术的高中系统（Gymnasium）（在瑞士没有初中，孩子们直接从小学进入高中）。这场考试被俗称为高中入学考试（Gymiprüfung），它对于12岁的儿童而言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许多父母致力于为孩子提供额外的私教补习，大大削减孩子们的空闲时间，一些父母甚至请假辅导他们的孩子复习。这并不仅仅是某种偏执行为。学术型高中是获得大学教育的途径。尽管孩子们有机会在稍晚的年龄进入大学教育轨道，但学术型高中提供了更高级的课程以及筛选过的同龄人，因此，考试成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教育系统的组织方式会影响家长的行为，比如高中入学考试，但它不该被认为是瑞士父母的教养方式的最终驱动力。相反，学校的组织方式只是一种在整体上不同的获取教育的途径的表现形式。本着更有天赋的孩子应该被挑选出来并被提供更具挑战性的教育的理念，瑞士人比瑞典人更易接受竞争的理念。父母为孩子能在学习上脱颖而出感到骄傲，并且很愿意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支持他们的个人发展。
虽然存在这些差异，瑞士的教养方式并不是瑞典的对立面。在高要求和执着于学业成就方面，瑞士父母远非极端。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瑞士的父母不像法国和北美的父母们那样专制和咄咄逼人。而在美国，甚至典型的白人“直升机父母”也不如亚裔父母那样严苛。确实，许多美国白人用一种既恨又爱的眼光看待亚裔社区的严格教养方式，担忧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卓越和成功地位被亚裔赶超。然而，本土中国父母比美国华裔要更严苛。
是什么造成了国家和种族之间教养方式的巨大差异呢？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文化差异。然而，文化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有时甚至变得十分迅速，而且文化的变化通常是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果。比如，平均主义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而在70年代末，经济改革重塑了中国社会及其价值观，通过对个人差异的认可与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普通民众得以跨越社会阶层，亿万人摆脱贫困，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文化也发生了变迁。今天，中国也是一个十分强调个性的社会，中国的父母相信通过勤奋努力可以获得成功。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瑞典多年来是一个平均主义价值观主导的低不平等社会。但历史并非从来如此，在20世纪前，瑞典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也非常传统，阶级分明，等级森严。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的衰落共同导致社会平等化的变化，它们使得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随着时间推移弱化，从而改变了权力在拥有土地的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分配。中国和瑞典的例子都表明，文化（包括育儿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转型同步发展。
经济因素至关重要
我们的观点是，经济条件及其历史变迁的方式对育儿习俗以及良好教养方式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明确的是，本书并不是如一些读者想的，既然是两位经济学家写的，他们通常会假设，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决策也是建立在由金钱动机驱使的自私人类的基础上。恰恰相反，我们相信亲子关系主要出于爱与利他心理。不同的社会皆如此：大体而言，中国人和北欧人一样爱孩子。我们也不赞同富裕国家的父母因为了解良好的教学方法而做得更好的观点。像大多数欧洲父母一样，我们不喜欢通过打骂孩子来管教孩子。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用打骂来管教孩子的父母要么是愚昧的，要么缺乏为人父母的怜爱之心。
总的来说，我们相信，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育儿习俗的差异根植于父母自身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与子女互动，并期望子女成年后能适应这个环境。换言之，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在这样做时，父母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约束：他们可能富裕或贫穷，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的能力或高或低，他们的工作或忙碌或清闲，对于孩子的了解或多或少。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经济激励与约束（比如财务资源、能力或时间）能够解释大部分父母的行为。[4]
有些读者可能会质疑经济因素对于我们理解父母如何对待孩子的重要性。之前讨论的许多例子比较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无法用一个确定的关系式将教养决策和社会平均收入联系起来。但是，平均收入并不是解释教养决策的唯一变量。事实上，当谈论到教养方式时，我们发现收入不平等比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更确切地说，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且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阶层的社会，父母敦促孩子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然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以及那些好学校的毕业生）能够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不平等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之前讨论的各个国家的现象：不平等程度在宽容的瑞典很低，在以入学成绩为导向的瑞士较高，而在被忧心忡忡的“直升机父母”占据的美国则更高。
随时代变迁：从宽容的父母到“直升机父母”
育儿习俗不仅因国家而异，育儿文化随时代的变迁也同样有趣。当我们年少时，父母总是告诉我们，他们的家教比我们的要更严格。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典型现象：童年处于20世纪70年代，正当60年代掀起的反权威浪潮的巅峰。
虽然我们的中产阶级父母并不声称他们是反权威的，他们仍然吸收了这一文化运动的许多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一种新的宽容的价值观并不是孤立行为，而是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从小学开始，老师们会强调自由、独立和从传统价值观中解放的重要性。在法布里齐奥童年时期的意大利，任何形式的对权威原则的尊崇都会被迅速地（通常是过于迅速地）和“法西斯”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父母被敦促不要掺和孩子的家庭作业。传统主义在多个方面首当其冲。当我们的父母（就像六十年后我们的孩子那样）需要记忆乘法口诀表时，我们则接受了当时新潮的数学教学法：在接触到任何算术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集合理论、二进制代码和欧拉图。如果父母对子女在求和以及乘法运算上的缓慢进展有所不满，回应他们困扰的将会是老师满意的笑容。评分也被认为是过时的，并且被认为是对稍差的学生的一种侮辱，因此，评分逐渐被文字评估所取代（虽然最后也差不多，但文字被认为不如数字那样令人反感）。儿童和青少年也被鼓励在没有老师和父母的帮助下，积极解决同龄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向老师和父母求助将使得孩子变得格外不受欢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独立自主的孩子受到极大尊重。这些趋势同时也发生在法布里齐奥童年时期的意大利和马赛厄斯童年时期的德国。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最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更多。这令我们十分惊讶。在有孩子之前，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宽松型的父母，因为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但与我们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样，我们的教养方式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并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事实上，我们开始研究育儿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在于希望理解为何我们做父母时的行为和预期的如此迥异。
这种更多地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被今天的中产阶级父母们当成“标准”的教养方式，尽管在几十年前这种方式远非标准。我们为他们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安排游戏日，并和他们一起读书。此外，我们通常会密切监督他们，不是为了减少他们顽皮捣蛋的机会，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事。相反，我们的父母从未做这些事，至少没有达到与之相当的程度。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都是自由地玩耍且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今天，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老师瞧不起在他们眼中一些老派的家庭企图保留的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老师和父母之间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老师承受了来自要求甚高、固执己见的父母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富人区。一些父母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过于平庸缺乏远见，另一些则埋怨老师不能察觉他们亲爱的小宝贝的天赋。
我们教养决策的选择和我们父母的选择的差异体现了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整体趋势，这一特征贯穿本书。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同时期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经济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唯一因素。但是，回想40年前，我们的确意识到，当今父母的一些共同关注点在我们小时候几乎不存在。在德国和意大利，就读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质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常春藤盟校）。一个人只要能够以压线的成绩从高中毕业，18岁以前在学校做的事情不会对其人生产生长期影响。我们没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也没有任何录取委员会对我们的课外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对于没有去上大学的孩子，其前景也是光明的。在德国，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进入学徒项目，他们的收入（比如在附近的大众汽车厂工作）与教师甚至医生相差不大。当时，德国的失业率很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从敦促我们努力学习中收获甚少，因此，他们采取宽松的育儿方式并让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赢者通吃”文化的出现，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父母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子女可能落后于他人。因此，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敦促他们脱颖而出。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级的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使其在学校取得不俗成就。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的行为，以及采用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
构建更好的制度
我们一开始即说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父母做出某种特定的决策，不是为了提供另一本题为“育儿方法”的书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抚养孩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从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得出任何经验教训。我们的主要论点是，父母针对抚育孩子的环境以及他们期望孩子未来可能生存立足的环境尽可能做出最佳反应。而这些环境则是各个社会不同政策导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在教育系统的设计中直接看到这一点：学校质量的差异、不同培养路线的学校系统、筛选学生进入不同培养路线的极度重要的考试和大学升学机制等特征构成了父母会做出反应的大部分环境。所有这些制度特征都可以归结为政策选择。其他相关政策包括这些社会为父母提供的财务支持、产假政策、不同程度的再分配收入的累进税和转移支付，以及养老金政策，因为它部分决定了老年人是否需要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安享晚年。
我们可以并且应当探究不同政策对育儿行为造成的影响，以及是否可能改善政策和制度。我们在此强调两个需要政策干预育儿行为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涉及所有儿童的机会平等。我们会讨论最近在工业化国家出现的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导致了更加密集的抚育行为，还造成了来自不同背景家庭的育儿投资差距拉大。如果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能和其他人拥有相同的机会，会造成低社会流动性以及代际不平等加剧的恶性循环。我们将讨论公共政策在应对这一威胁时可以发挥的作用。
可能需要政策干预和制度改进的第二种情况是，当育儿变成零和竞争时，所有家庭都会变得更糟。考虑在一个虚构的国家中，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16岁时的一场考试（比如，前100名能够获得受人尊敬的公务员职位）。更进一步，假设这场考试考察的知识与现实生活无关，考试的唯一功能在于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在这样的国家，人们可能有强烈动机让他们的孩子为考试努力学习，为他们请辅导老师，或者让孩子参加应试的“填鸭式”学校。然而社会整体变得更糟糕了，因为所有的学习和临时死记硬背都没有任何实际收益。当然，努力学习可以让某个特定的孩子获得他心仪的职位，但其代价是另一个孩子被抛弃了：在职位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争取职位的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此时，需要设计一个允许父母和子女能够共享更多时光的教育系统才能够使这样的社会有改进。
诚然，没有国家完全符合我们描述的零和博弈。尽管在许多国家，“一考定终身”在孩子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总的来说，这些考试考察的知识是有现实相关性的，因此，孩子学习这些知识是有价值的，并且它们有助于筛选出最具天赋的那些学生。在一个人人拥有均等机会的理想社会里，准确的选择对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让最有能力的人担任企业和政府的负责人将使整个社会获益。
我们仍然可以问是否有某些制度可以达到最优均衡。比如，在美国，进入顶尖大学现在取决于一个学生卓越的综合能力，包括其近乎满分的课程成绩、完美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和一份罗列了各项课外活动如音乐、体育、志愿者活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历。父母对这些激励的反应是给他们的孩子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导致学生比某些企业高管拥有更繁忙的时间表。此外，某些测试和选拔孩子的方式不成比例地选拔出了来自更富裕家庭或者高知家庭的孩子。一个例子是只接受富裕家庭孩子的私立学校和地方公立学校，它们成为进入精英大学的垫脚石。另一个例子是昂贵的课外活动。随之而来的选拔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背景而非孩子的个人能力。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分析是否存在更好的政策。
即使在考虑政策和制度的作用时，我们并不认为会有一个适合每个社会的单一的最优设计。我们当然认为不同的育儿习俗会形成不同的社会，但哪些是更理想的并不总是很明显。美国是一个倡导个人主义、创新和工作导向的（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工作狂型的）社会。北欧人通过更强的合作和团队工作能力来弥补他们更轻松的工作习惯。人们往往依赖自己的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认为欧洲太放松，不够精英；相反，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竞争过度，压力很大，而且不平等。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了不平等和教养方式是如何互相影响并加强的，甚至影响了对不同制度的取舍。瑞典的不平等程度很低，这导致了他们选择一种继续保持低不平等的教养方式。在平均主义的瑞典传统下成长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支持高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更不平等、竞争性更强的社会中（比如美国）成长的孩子长大后更不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政策。我们认为这些社会可以互相吸取经验，尝试不同方法也是有道理的。
本书大纲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经济环境会影响父母的决策和与子女互动的方式。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更详细地阐述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思考育儿行为，并将其用于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教养方式的特征。
第1章介绍了育儿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我们着重展示了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如何为理解父母和孩子的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我们的研究和发展心理学进行了有益联系，发展心理学领域也关注育儿行为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发展心理学语境下教养方式的概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不同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但我们认为经济学能够帮助解释为何父母最终选择了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
第2章通过对比我们和父母之间不同的教养方式，讨论了富裕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教养方式的变化。我们认为，社会风尚和育儿习俗的变化，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宽容的潮流以及近期“直升机父母”的流行，可以用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来解释。我们展示了育儿密集程度上升的经验证据，并将这些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联系起来。我们还讨论了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及这一结果如何反过来影响教养方式的选择。
第3章转向了各国教养方式的差异，比如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在抚育他们的女儿诺拉时经历的瑞士和瑞典的教养方式的对比。我们讨论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一些国家的父母比较放任自流，而另一些国家的父母则比较严格。为此，我们使用了跨国数据并着重分析了某些国家。我们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对育儿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同时展示了随着时间发展，在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国家，父母们变得越来越强势，在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国家，父母们变得更加宽容。
第4章聚焦于国内社会经济不平等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我们检验了不同群体根据收入、教育和种族背景所做的育儿选择，以及这些差异在经济环境变化时如何影响育儿行为的变化。我们讨论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日益增加的“育儿差距”可能导致下一代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以及降低不同群体间的社会流动性的可能性。我们也根据这一探讨提出政策建议，并探究哪种政策有助于减少育儿差距，从而有助于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平等机会。
从第5章开始，我们将分析拓展到了历史维度。我们认为，育儿经济学同时适用于几百年前的父母和今天为如何抚养孩子发愁的父母们。我们首先描绘了从圣经时期到今天教养方式的演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值得注意的主要的特征事实是，严苛的专断型教养方式，例如频繁使用体罚，正逐渐被人们抛弃。我们也探究了不同经济和文化因素（比如宗教）如何解释了育儿实践的差异。
在第6章，我们考虑了性别维度，并讨论了父母对待女孩和男孩的差异。历史视角在此处又一次发挥作用：尽管今天的父母努力用性别中性的态度对待子女，但在这种观念形成之前，女孩和男孩经历了非常不同的童年。我们将这些差异和近几十年来工业化国家渐趋平等的性别角色联系起来。这些差异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仍然显著。
第7章跳出教养方式，转向父母更基本的决策，比如，要几个孩子。我们展示了孩子数量从以大家庭、广泛使用童工以及高死亡率为特征的前工业化时期，到以工业化国家一孩或二孩家庭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的变化。我们检验了家庭规模大小的决策是如何与抚育方式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对童工和教育投资的影响，我们也探讨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二战后的“婴儿潮”。
在第8章，我们探究了在社会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的抚育决策。我们特别关注了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当时贵族、工人阶级和由工匠及商人构成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截然不同。我们认为经济激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阶级信奉截然不同的育儿价值观。比如，中产阶级的父母强调耐心和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与今天的父母类似），贵族阶级则培养下一代对于劳动的不屑和对于追求闲适的高度赞赏。我们也讨论了早期社会中鲜明的社会分层的结果是否能给当下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提供经验教训。
在第9章中，我们讨论了制度的作用，以及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对育儿行为带来的影响。在历史概述之后，我们详细描述了中国、日本、芬兰、瑞典和法国等国家的教育体系，以及它们如何反过来影响父母的育儿选择。
在整本书中，我们反复围绕这样一种观点，即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寄予何种期望和抱负，他们就会如何行动。这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育儿行为：我们常常思考卢卡斯、尼科、诺拉和奥斯卡未来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在终章第10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些反思。如果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持续下去，教养方式会怎样改变，以及公共政策在塑造下一代的教养方式时会扮演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