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不平等的年代抚育子女
第1章 育儿经济学
使用经济学去理解父母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问题：直到近几十年，没有人会想到经济学家能够对育儿提供有用的建议。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与金钱及利润相关，更通俗点来说，涉及企业和市场中的活动。相比之下，抚育孩子在家中进行，尽管也涉及金钱，但养育子女最主要的还是爱与情感。
今天，“育儿经济学”的发展应当主要归功于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开创性工作。他是马赛厄斯在芝加哥大学时的论文导师之一。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用于分析人类行为的通用工具，不一定局限于狭窄的传统主题。贝克尔在他的研究中将经济学的领域拓展到诸如犯罪、政治、宗教和家庭等社会现象。[1]在我们读博士时，贝克尔的思想已经成为主流，他的著作对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以贝克尔为榜样，用经济学去理解原本主要由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政治学）所涵盖的问题。
用经济学方法理解人类行为的要点在于，人们在环境施加的约束之下，尽最大可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比如，当我们思考企业的决策时，我们可以想象管理者在给定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人技能、投入品价格和产品需求的约束下，通过雇佣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开发新产品来最大化企业利润。
在本书中，我们想使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人们作为父母所做的决策。为了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企业的例子中所展示的那样，需要先了解父母的目标和约束，即父母试图达到什么目标，以及他们的行为被施加了什么约束。
父母的目标和约束
让我们从父母的目标开始谈起。在日常用语中，“经济”作为形容词时常常指“货币的”或者“金融的”。在某些情况下，认为父母把孩子当成一种经济资源来追求经济利益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某些社会，年幼的孩子是家庭的收入来源。童工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也同样普遍存在（我们将在第7章具体讨论童工的问题）。同样，在一些社会，父母生养孩子是为了孩子能在晚年赡养他们。无论作为劳动者还是赡养者，人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孩子视作父母可进行投资的一种经济资产。[2]
然而，认为父母主要为了经济因素来抚养孩子是以偏概全的。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但对于更多的父母来说，抚养孩子首先是由于慈悲、共鸣与爱。父母不仅关心孩子的现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快乐），还关心孩子的未来（希望孩子们有所成就）。
如果父母的目标是孩子的幸福与成就，那么他们需要考虑什么约束呢？当我们谈到约束时，我们指人们在做决策时所有的自身局限和外部限制。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人们最熟悉的约束是预算约束：人们总是喜欢购买很多东西，比如大房子、豪车和昂贵的旅行，但他们受到财务负担的限制。
在育儿方面，有限的资金可能限制了父母为孩子支付最好的私立学校的费用或者为孩子买最新款的游戏机的能力。然而正如目标一样，约束也不仅仅是财务性质上的。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重要的限制是时间和能力。一些父母需要工作很长时间，因此削减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在一些例子中，时间约束是很极端的：一些父母被囚禁在监狱里，一些父母可能离家外出工作，长年忍受和孩子分离的生活。父母的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也同样重要。有些父母可能有时间和资源照顾孩子，但由于不了解不同食物的营养特性，无法给他们提供适当的饮食。有的父母低估了教育作为融入社会的方式的重要性，没有激励孩子在学校好好表现。在强调人们（特别是穷人和富人）面临的不同约束和机会时，我们的思想受到英国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研究的极大影响。阿特金森是法布里齐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不平等和贫困，要不是他已过世，他很有可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父母要面临某些约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认为他们带有目标地抚育孩子也不应引起争议。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人们基本上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优化其行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评论贝克尔在生育率方面的研究时所说，“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科；社会学是关于为何人们缺乏选择的学科。”[3]
最后，评估我们经济学家所研究的育儿策略选择方法是否有效取决于其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在某些育儿的具体例子里，经济学方法能够多大程度解释跨时间、跨地区以及跨人群育儿行为差异呢？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在已知父母的目标下，将育儿行为的变化与父母面对的激励和约束的变化联系起来。在本书中，我们将表明经济学方法能够非常成功地解释父母的行为。
黛安娜·鲍姆林德的教养方式
我们最想要理解的决策是教养方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发展心理学领域。因此，我们首先阐明发展心理学家是如何看待教养方式的，以及他们的方式和我们的有何不同。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教养方式指父母用于抚养孩子的广义策略。不少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我们在后面会回顾其中的部分研究）表明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发展很重要，换言之，在不同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会拥有不同的偏好、态度和技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对发展心理学中的教养方式理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鲍姆林德识别了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专断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4]我们接下来将简要介绍这三种教养方式。
专断型教养方式
顾名思义，专断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用鲍姆林德的话来说：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中的路德会主教厄德瓦·魏格拉斯就是一位虚构的专断型父母。[6]即使是轻微的不服从和不尊重，肃穆、严格和缺乏幽默感的魏格拉斯也会对继子亚历山大施加无情的惩罚，包括殴打、鞭打以及羞辱这个可怜的孩子。亚历山大的悲剧被他对亲生父亲生前的鲜活记忆衬托得更加糟糕，他曾生活在一个艺术家庭（其中包括他的母亲，艾米丽）自由欢乐的氛围中。然而，魏格拉斯并不是一个施虐狂：他相信他是为了亚历山大的长远利益着想，这也是对上帝的尊重。
专断型父母常常会使用体罚。然而，我们需要在专断型父母和虐童者之间划清界限。在现实生活中，虐待通常是家庭功能失调的症状，父母通常有毒品成瘾、酒精成瘾或其他形式的心理障碍。我们在本书中没有涉及这种社会病态，当我们提及专断型父母时，我们也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这样的人。相反，我们关注的是总体来说善良的父母，他们认为孩子应该遵从父母的原因是这样做归根结底符合孩子的利益。
著名网球运动员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的父亲迈克·阿加西是另一个专断型父母的例子。作为退休拳击手和后来儿子的网球教练，迈克从安德烈很小的时候就向他明确表示他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无论是他对网球的个人兴趣，还是他对其他运动的热情，以及他对身体状况的任何担忧都不应该影响或干扰这一目标。在他的自传中，安德烈回忆，有一天他表达了想踢足球而非打网球的愿望时，他的父亲对他怒吼道：“你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你将成为世界第一！你会赚很多钱。这就是计划，毋庸置疑。”[7]迈克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父亲，和魏格拉斯一样不是虐待狂。相反，迈克·阿加西和魏格拉斯都坚信只有他们知道什么对他们的儿子最好。
虽然魏格拉斯和安德烈·阿加西的父亲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冷酷无情、近乎虐待的，但是专断的父母也并不总是苛刻的。一些父母可能很严格，并要求孩子服从他们，同时又充满爱和深情。专断型教养方式的较正面代表是玛丽亚的母亲（即法布里齐奥的岳母）特雷莎。在西班牙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玛丽亚在一个共有六人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特雷莎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相信她的任务是实施“一系列由最高权威制定的准则”。规则不需要被解释，不需要被商定，也不需要被理解，它们只需要被遵守。用鲍姆林德的话来说，特雷莎相信孩子们应该接受父母的话总是对的。与魏格拉斯和迈克·阿加西不同，特雷莎没有让孩子们生活得很悲惨。相反，玛丽亚的父母是很慷慨的，他们时刻准备为孩子的未来做出巨大的经济牺牲：所有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高等教育和物质支持，尽管总是在父母的旨意下。
当两位大女儿表达了20世纪70年代的反叛情绪之后——据称是由于过度的自由和“坏”朋友的影响——玛丽亚被她的父母送往一个由天主教保守组织天主事工会（Opus Dei）管理的寄宿公寓。她在瓦伦西亚大学上学期间住在那里。她的父母承担了寄宿公寓的全部费用，包括饮食、住宿和认真的管理员的监督服务。公寓的守则包括严格的宵禁和适当的宗教仪式。尽管玛丽亚认为她的大学时代是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她的母亲却坚称这是她能给女儿的最好的礼物，这为女儿未来成人后的学术成就播下种子。尽管玛丽亚和母亲对于这件事和其他事持有不同看法，但她深爱她的母亲，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马赛厄斯的祖父奥托的故事与之类似。马赛厄斯和他的兄弟姐妹都认为奥托是一位容易发怒的老头，对在他房子里吵闹的小孩几乎无法容忍，哪怕孩子犯的是最轻微的违规行为，他也会大声呵斥他们。对于马赛厄斯的父亲迪特玛来说，奥托的专断有更严重的后果。奥托的观点是，在他五个孩子生命的前24年里，他需要一人独自决定他们学习的内容和他们应当追求的人生目标。作为大儿子，迪特玛不得不忍受父亲的这种态度。对于奥托而言，迪特玛的未来职业毋庸置疑应当是继承农场。迪特玛的人生规划也因此遵循这一长期规划，他自己的喜好不重要。因此，在完成学业之后，迪特玛去给另一位农场主当学徒。他甚至不能决定他应该在哪个农场当学徒：奥托包办了一切，把迪特玛丢在了他选好的农场。学徒期满后，迪特玛学习成为一名教师，因为奥托（他自己也是一位老师，像他的父亲一样）认为教师是可以和经营农场兼任的工作。迪特玛自己的喜好（他更希望学习物理或法律）再一次没有在人生的决策过程中起任何作用。后来，奥托对迪特玛生活的蛮横干预导致了父子关系短暂的破裂。但总的来说，奥托达成了他的目标：迪特玛完成了学业，接管了农场，并且像奥托一样有一份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迪特玛的弟弟妹妹们有更多的独立性，但是也远远谈不上自由选择他们的人生道路。
放任型教养方式
黛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第二种教养方式放任型教养方式，恰好是专断型教养方式的对立面。放任型父母遵循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鲍姆林德写道：
正如我们不把专制型父母看成坏父母一样，我们也没有把“放任”这个词与任何负面含义联系起来。[9]当然存在一些父母忽视或完全对孩子放任自流，但我们借用心理学家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和约翰·马丁（John Martin）的术语，称这些父母为“忽视型”（neglectful）或者“不参与型”（uninvolved）。[1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放任型父母也关心他们的孩子并希望孩子好，但他们相信给予孩子很多自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方法。在我们的术语中，放任型父母的意思也可以用（我们偶尔会用）自由主义父母来替代。
艺术家与设计师布鲁斯·泽尼斯（Bruce Zeines）就是一个有意识地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的例子。作为独立学习这一激进形式的支持者，泽尼斯是布鲁克林自由学校（Brooklyn Free School, BFS）的创始人，这是一所在纽约的“民主自由学校”。这所学校对学生的唯一严格要求是，他们需要参加旨在让学生自由发言的全校民主会议。根据泽尼斯的说法，学校坚信只要学生不干扰他人，学生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确实发生了干扰行为，那么相关人员可以召集会议。
在他的文章《虎妈的对立面》（The Opposite of Tiger Mom）中，泽尼斯坦白他的观点来源于他自身对公立教育的体验。[11]“我花了很多时间绘画，但我对老师做的事情并不感兴趣……我开始了自己打造的学习之路，我从校外学到的东西比校内多。”这一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位放任型家长。“作为父母，我的观点几乎就是让他们自己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你可以称呼我们为悠闲的父母。”他决不会强迫自己的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相反，他会让他通过自己的兴趣来学习。“在公立学校，孩子因为你的要求而阅读，但强迫孩子做任何事都会让他们不喜欢它。公立学校充斥着遵从、尊敬权威的理念。我们想要听话的孩子吗？还是想要自由思想家，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人？”他认为，他的激进教养方式让他的孩子无所畏惧，并且敢于质疑大人错误的或肤浅的观点。
下面，我们列举两位虚构的放任型父母，即青少年喜剧电影《贱女孩》（Mean Girls）中雷吉娜的母亲乔治太太，和电视剧《吉尔莫女孩》（Gilmore Girls）中的两位主角之一罗蕾莱·吉尔莫。乔治太太称自己为一位“酷妈妈”，并表现得非常少女。她用青少年的流行语和女儿交谈，虽然看起来很傻，但也让她真正接触到了女儿的想法。她十分倡导自由主义并反对传统，甚至到了允许孩子们在家中饮酒的地步，她也不反对自己十几岁的女儿沉迷于滥交，甚至于在雷吉娜带沙恩·奥曼来家里时主动提供避孕套。简而言之，乔治太太是一位放任型母亲，因为她没有强加给女儿任何传统成人价值观，并支持小女儿的个人意愿。
罗蕾莱·吉尔莫并没有像乔治太太那样过分放任，她小时候母亲很专制，而父亲是个工作狂，导致罗蕾莱自身既叛逆又独立。怀孕之后，她离开家庭，以单身母亲的身份生下并抚养女儿罗里。作为母亲，她试图成为她母亲的反面。对于女儿她从不专断，而是保持开放、关怀、同情和支持。罗蕾莱总是认真考虑罗里的观点，事实上，她常常向女儿咨询她自己的工作和情感生活。尽管罗里拥有她生活中的所有事情的最终决策权，罗蕾莱归根到底还是一位非常尽心尽力的母亲。她关心罗里的日常幸福，也关心她的学业成就。有人可能认为她的教养方式中90%是放任型的，10%是权威型的，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后者。
权威型教养方式
权威型教养方式采取了折中手段。像专断型父母一样，权威型父母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达到目标。用鲍姆林德的话来说：
鲍姆林德的话读起来像是推荐这一类型的教养方式，这和最近一些书籍、网页和博客为寻求建议的父母提供的推荐一致。它和当下许多工业化社会中产阶级父母所追求的目标相契合。我们必须承认，鲍姆林德很精准地把握了我们二人作为父亲想要做的事。如果本书不过是另一本现代育儿指南，那么剩下的部分将提供如何成为真正的权威型父母的方案。然而，我们的目标有所不同，我们想要理解为什么父母采取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为什么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状况。在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探索不同的教养方式最后的实际效果。
教养方式对孩子发展的影响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许多研究致力于理解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的。在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中，一个主要的发现是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学校中比其他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表现得更好。斯坦福大学桑福德·多恩布什（Sanford Dornbusch）和其他学者合写的一篇被高度引用的文章使用了旧金山湾区7 837个高中生的数据，发现受到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成绩。[13]一些使用美国其他地区数据的研究也验证了他们的结果。[14]社会学家陈德荣（Tak Wing Chan）和顾静华（Anita Koo）探究了教养方式除学校表现外的其他影响。[15]他们使用了英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发现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不仅在学业方面表现更好，还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自尊感。此外，这些孩子健康状况更好，并且不太可能沉迷于如吸烟、吸毒或打架等危险行为。
是什么使得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呢？根据心理学家凯萨·奥诺拉（Kaisa Aunola）领导的一项关于瑞典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他们的成就策略（achievement strategy），特别是他们是如何应对挑战的。[16]这一研究表明，在面对困境时，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不太可能表现出被动和无助，他们更不畏惧失败，并不倾向于把失败归结为自身能力不足。此外，他们也不易抑郁，更善于集中注意力并专注于任务。有趣的是，她的研究也发现，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的瑞典儿童和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的表现十分相似。相比之下，无论是受到专断型教养还是忽视型教养的孩子都表现得更糟糕。在第3章中，我们将说明放任型教养方式在瑞典很受欢迎，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父母中十分普遍。因此，为什么在瑞典这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学校表现相关，可能还有其他充分的理由。我们将在后文再讨论这个问题。
权威型父母的孩子表现更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父母更多地参与了孩子的学校活动。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领导的一项对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9所高中的研究表明，权威型父母更有可能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参加学校项目，观看孩子的体育或课外活动，并帮助孩子选择课程。[17]此外，这些父母更了解自己孩子的行为和在学校的表现情况。最后，权威型父母比其他父母更推崇追求卓越和勤奋的重要性。
如果权威型教养方式能够导致更好的学校表现，那么典型的华裔美国“虎妈”是这样的吗？心理学家赵茹思（Ruth Chao）表明，尽管大多数华裔父母表现为专断而非权威，华裔孩子一般在学校表现很好。[18]这些孩子是特殊的吗？赵茹思指出，问题在于通常分为三种基本的父母教养方式隐藏了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中国父母可以制定许多规则和禁令，但也强调训练，并时刻准备投入大量时间来激励和支持孩子的学习活动。这种育儿方式结合了权威型和专断型教养方式的特点，与前面讨论过的玛丽亚的母亲和迪特玛的父亲的传统专断型教养方式有本质区别（尽管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它与迈克·阿加西的方法有一些共性）。[19]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会用“密集型教养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来指代结合了权威型和专断型元素的教养方式，换言之，它捕捉的是时常插手并强烈干预孩子生活的父母的行为。
我们必须说明，仅凭权威型教养方式与优异的学校表现之间的经验联系并不能证明这种养育方式是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的最终原因。为了确认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是由于接受了权威型教养方式，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理想实验，在这一实验中，父母被随机分配不同的教养方式。在这一虚构的研究中，负责实验的研究者告诉父母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抚养孩子，父母不论自身的信念或偏好，必须遵守研究者的指令。显然，这样的实验在自由社会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也无法找到足够多的愿意参与这种实验的父母。大多数读者会反对为了获得科学知识来体罚自己的孩子！
鉴于这样的随机实验是不可行的，之前讨论过的调查研究就提供了教养方式影响的最佳可得证据。这些研究表明，权威型教养方式与良好的孩子的表现正相关，特别是在学校表现方面。然而，很有可能这种相关性，至少一部分是由于某些导致更好学校表现的因素恰好在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中更普遍。比如，我们会猜测更富裕或者学历更高的父母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同时这些父母更有可能是权威型父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同等收入或者相同教育水平的父母的不同教养方式，至少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提供了在控制父母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因素后，在不同国家教养方式对于教育水平、考试成绩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的额外证据。我们也认为，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主要发现（比如权威型家长的孩子在教育方面表现更好）仍然成立。
教养方式的经济学视角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回顾了教养方式的影响的一些证据后，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心理学研究着重于探究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的，这通常是通过比较一些其他条件相同（比如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就学），但受到不同教养方式的孩子。我们的方法有三个不同点。首先，我们聚焦于父母，并探寻为何他们作出某个特定选择，而不是把这些选择作为给定的，只考虑它们的影响。其次，我们对更广泛的比较，即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父母的巨大差异十分感兴趣，探究为什么国家间和代际育儿方式如此不同，而非仅仅立足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了经济学方法，即我们认为父母是在给定约束下做出有意识的选择以达到特定的目标。[20]
遵循经济学方法，我们避免对父母分类为好或是坏。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父母都是专断型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的祖辈过于无知，不理解好的父母应当做什么吗？还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宽松化潮流是集体错觉？今天的父母终于被一些开明的专家拯救，并被授予了抚养孩子的正确方法了吗？这样看待世界的观点是肤浅而傲慢的，因此，本书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我们认为，父母的行为是由关心子女这一目标，以及对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教养策略的利弊的看法所驱动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设父母完全了解每种教养方式的影响：预测未来对于父母来说很困难，就像对于经济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事实上，实施某种特定教养方式的知识或能力的局限性也构成了父母需要面对的约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假设父母大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在给定的环境下，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我们同样需要说明经济学方法有助于父母有意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或许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父母，在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在表格上详细列出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就此进行明确的辩论，以选择他们的教养方式。更多时候，父母做出某些决策仅仅是觉得它们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并没有深入思考为何如此。尽管我们表明，这一过程的结果等价于父母在做决定前谨慎权衡了他们的所有可能选择。父母经常试图去设想孩子成年后生活的社会，经济学方法的核心是假设父母对于教养方式的选择是通过这些思考来实现的。如果父母预期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竞争会更激烈，他们会采取让孩子们在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并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教养方式。我们的论点并不局限于经济因素。比如，在高度民主的国家，我们预期家长会鼓励孩子直言不讳，而在民主程度不高的国家，父母可能更提倡克制。
我们想要通过经济学方法来找到驱使父母在实际生活中选择某种教养方式的动机，以及教养方式是如何随经济激励改变而变化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间采取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推动父母决策的主要目标归根结底是对孩子的爱与喜欢。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的育儿总是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孩子的即时幸福感，正如专断型父母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为了理解为什么爱与喜欢仍旧能够产生这样的教育方式的决策，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父母关心孩子的具体形式。
我们是如何关心孩子的：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
父母通常会关心孩子当前和未来的幸福。父母的行为方式，包括他们采取的教养方式，可能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目标重要性的权衡。一些父母认为，童年应该是人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因此应该主要帮助孩子享受它，而非为未来忧虑。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父母认为，童年是播种的时节，而成年是收获的时节。父母应该引导甚至推动孩子们为成功的成年生活进行必要投资。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理解父母的行为，将他们对孩子的爱分成两种不同的驱动力是有益的，这两种驱动力是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爱主义（paternalism）。[21]我们并不认为一些父母总是出于利他主义行动，而另一些父母总是出于父爱主义行动。相反，我们相信两种力量都存在于每个父母身上，尽管一些父母可能表现得更为利他主义，另一些可能更为父爱主义。
遵循加里·贝克尔的思路，如果父母总是准备着采取对他们成本高昂（无论是金钱意义上的还是他们内心的不悦）但能够增进孩子整体福利的行动，我们定义他们为利他主义父母。[22]在这里，孩子的“整体福利”不仅仅意味当下的快乐，而且意味着享受未来的快乐或成功。
什么是成本高昂的行动呢？比如，利他主义的父母可能会为了陪孩子去他们更喜欢的迪士尼之旅，决定牺牲他们自己十分热衷的爬山计划。或者他们可能愿意放弃去电影院或歌剧院，待在家里陪孩子们玩耍。作为父母，我们常常和孩子一起玩棋盘游戏，不一定有乐趣（有些棋盘游戏相当冗长乏味），但是希望孩子开心。利他主义并不意味着为孩子放弃一切：父母仍然衡量成本和收益。尽管玛丽亚是一位深爱孩子的母亲，她还是发现相对于看到她心爱的女儿的笑容而言，棋盘游戏要更无聊、更痛苦。
父母的利他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的完全共情。换言之，具有利他心的父母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他们有益的观点，他们通过孩子的视角看待孩子，而非给孩子强加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定义下，利他主义的父母认可孩子的偏好，那么完全由利他动机驱动的父母总是会让孩子来规划，也因而采取一种放任型的教养方式。[23]像泽尼斯先生那样，利他主义的父母从不逼迫孩子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甚至在他们自己愿意做出不同选择的情况下。[24]比如，虽然孩子被告知在早餐吃甜食会蛀牙而且将来看牙医会很痛苦，但是孩子对于甜食的热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认为值得承担蛀牙的风险，那么利他主义的父母会支持孩子的选择。同样，如果一个更年长的孩子决定从高中辍学并环游世界，那么一个完全利他主义的父母不会作任何反对。
大多数父母对孩子都有利他主义倾向，但原则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完全同意孩子的决定。他们会试图劝服孩子不要吃过多的甜食和辍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父母行为的第二个动机：父爱主义。正如利他主义父母，父爱主义父母也关心孩子，但他们相信有时孩子的自主权应该受到限制，这是为孩子好。这是因为父爱主义的父母对什么对孩子有益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可能和孩子的看法相左。因此，父爱主义父母可能会反对他们孩子想要做的事情，并且试图影响孩子的行为。父爱主义的父母不仅仅关心孩子的福利，还从成年人的视角权衡孩子行为的利弊。[25]
我们相信所有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父爱主义动机。毕竟，“父爱主义”这个词就来源于拉丁词汇“paternus”，意思是“像父亲一样”。在对待无法判断是非的幼童时，父爱主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对于更年长一些的孩子，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程度问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想象一个青少年加入街头帮派并染上毒瘾。如果孩子争辩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清楚后果，但是这实在太有趣了，以至于我不能放弃。”即使是十分开明的父母也会去阻止这一切发生。富裕的父母可能会考虑搬到另一个社区；其他父母可能会实行严格的家庭宵禁；有些父母可能会尝试从心理学家那里获得帮助。[26]同时，同样是这些父母，他们也认为其他选择（比如课外活动或恋爱对象）应该让孩子自主决定。
或许，最常见的亲子分歧在于享受当下的乐趣和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之间的权衡。父母总是比孩子自己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因此，父爱主义的父母时刻准备着做出可能减少孩子当前的幸福感、但他们判断符合孩子长期利益的代价高昂的行为。[27]
父爱主义动机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父母采取了权威型或专断型教养方式，这两种教养方式不像完全利他主义的父母会选择的放任型教养方式，它们都旨在影响孩子的选择。[28]
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育儿方式
说明了教养决策背后的基本动机之后，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父母会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呢？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流行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呢？一个可能的简单解释是，不同父母间存在差异。就像有的人喜欢足球，有的人喜欢歌剧，有些父母可能更为自由主义和利他主义，有些则更加父爱主义。一些差异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像布鲁斯·泽尼斯这样的艺术家往往比农民或公司职员更加自由主义，而宗教人士则更加倾向于父爱主义（见第5章）。然而，不是所有的个体差异都可以归因于社会因素：我们知道许多和我们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学者对孩子的教养比我们更宽松，我们也知道有同样多的人远远比我们严格。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也是更有意思的解释是，同样是父爱主义的父母，也可能根据生活环境来决定采用不同的教养方式。比如两位自由主义的父母，一位生活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另一位生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如果两位都有一位想穿超短裙的女儿，贝鲁特的父母（着装标准是自由化的）可能会表示支持或毫不在意，而在德黑兰的父母可能会表现得专断并禁止这一行为（在德黑兰，穿着“不得体”的女性会被道德警察找麻烦）。同样，马里萨和马赛厄斯没有让他们的儿子们独自在家附近闲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警察有时会接载没有人陪伴的孩子并指控他们的父母犯了儿童疏忽罪。当我们拜访德国家庭时，在那里，孩子们从很小就自由行动，马里萨和马赛厄斯也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允许孩子更多地自由行动。更一般地说，父母期望孩子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应该是育儿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图1.1 不同的教养方式
我们想应用这些观点来理解父母如何在图1.1所示的教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该图设想了父母教养方式是由亲子互动的两个维度产生的，即父母对孩子的反应程度，以及他们是否会干预孩子的选择。在这一框架中（这构成了许多关于教养方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包括后续章节中我们研究的基础），既不对孩子做出反应也不试图影响孩子行为的父母被认为是“忽视型”的。由于父母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孩子（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父爱主义），可能会出现疏忽，因而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最重要的教养方式之间的选择：放任型、专断型和权威型。育儿的目标和约束如何引导父母选择？父母何时决定最好不要对孩子施加压力并选择遵循放任型教养方式，而何时他们更喜欢咄咄逼人？父母何时强调规则，又何时强调自由？
教养方式的权衡：放任型与密集型
首先考虑在放任型教养方式和密集型（权威型与专断型）教养方式之间的抉择。关键区别在于，密集型父母会干预孩子的选择，而放任型父母不干预。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对孩子的利他心是推动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力量，而父爱主义是推动密集型教养方式的力量。因此，我们将看到一位完全利他主义的家长是放任型的，而一位完全父爱主义的父母会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然而，大多数父母同时拥有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动机。对于这样的父母，在放任型和密集型教养方式间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
所有一定程度上有父爱主义的父母对孩子的理想选择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常常和孩子希望做出的选择不同。父母是否决定干预的关键在于他们眼中孩子的选择导致的后果有多重要。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做出的选择的利益攸关程度，而这与环境相关。当选择的利益攸关程度很低时，也就意味着采取“错误行动”不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任何重大影响时，父母可能会让孩子按照他或她的方式行事。当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做出正确的事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时，那么进行干预的驱动力会强很多。
具体利益大小视具体问题而定。比如，父母可能担心孩子的健康、职业前景或未来的人际关系。父母甚至很有可能根据某个特定行为采取或多或少的父爱主义态度。因此，一些父母可能在涉及受伤的风险上非常具有保护性（以及父爱主义），而在职业选择上表现得比较宽松。
经济不平等与危险行为所发挥的作用
父母和孩子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如果要挑出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就是如何在当下的乐趣和对未来的投资之间做出权衡。我们还不知道有哪个父母会希望孩子在作业上花更少的时间，在电子游戏上花更多的时间。大多数时候，父母会担心孩子的未来前景，而孩子更倾向于片刻的满足。
当父母决定需要对孩子强加他们的意愿并敦促他们学习时，需要考虑的是这件事是否重要到要付出这么多努力。这时，经济不平等就成为了教养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假设有一个孩子发现上学很无聊，并且决定辍学，找一份低技能的工作。相比在竞争性较强、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的父母，在工资差异很低、蓝领工人享有较高地位的社会中的父母可能更不担心孩子的受教育程度。换言之，在一个辍学者的收入仅仅比医生和工程师稍低一点的社会，父母承担得起宽松教育的后果，因而放任型教养方式会更普遍。事实上，密集型教养方式（不论是专断型、权威型，还是二者结合）在这样的社会可能会不必要地束缚了孩子的独立能力，阻碍她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例如，选择一个最适合她的职业）。相比之下，在一个教育和努力能得到高度回报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生活艰难的社会中，即使以抑制孩子的个人发展为代价，父母也会有很强的动机督促孩子。因此，我们会看到经济不平等和密集型教养方式相关。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一预测无论是在教养方式随时间的变化还是教养方式在国家间的差异上，都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持。
如果父母生活在一个好工作取决于一个人的出生地位或社会关系而非美德或技能的社会中，他们也有可能不太关心孩子的教育。法布里齐奥的叔叔詹尼，现在是一位退休工程师，还曾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主，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由于当时他出生于中下阶层，父母对他的教育干涉较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不工作的成年孩子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相比之下，他许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同学要远远放松得多，仅仅在大量的聚会中穿插一点学习时间。在一个上大学是富人特权的社会中，学习散漫、花十年毕业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这些富家子弟知道对他们而言，找一份工作毫无困难，因为工作并不取决于他们最终获得的学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
为未来成就而努力的重要性与及时行乐的冲突并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紧张关系的唯一根源。另一个根源在于孩子沉迷各种父母可能不赞同的危险行为的倾向，包括从骑摩托到婚前性行为，这些对于青少年而言尤为重要。父母通常比孩子要更加厌恶风险。事实上，我们观察到许多社会中父母越来越倾向保护型。这一态度的缺点在于可能会使孩子变得怯弱、不主动。在这里，环境再次起到塑造激励的作用。在帮派和贩毒者居住的贫困社区，更易接触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可能导致孩子做出毁掉他们生活的选择。而住在中产阶级社区，这样的风险要小得多。在这种更安全的环境中，父母可能更容易让孩子冒险并采取自主行动，而不必担心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会遭受严重后果。这种成长经历可能会使得在未来的生活中，孩子对涉及不同类型的风险的选择抱有更积极主动的态度，这些风险包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如何成为一位密集型父母：禁止还是劝说？
假设经济环境使得父母认为有必要引导孩子，因而采取了密集型教养方式。这样的父母倾向于影响孩子的选择，使得他们和成年人的偏好一致。父母可以通过两种策略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可以采用的第一种方法是强迫——也就是说，禁止某种行为或让孩子做特定的选择——这是专断型教养方式的特征。与这种教养方式相关的还有直接监控和通过惩罚来执行严格的规则。专断型父母并不试图让孩子相信他们希望孩子做的是正确且符合孩子的自身利益的，他们只是告诉孩子要这样去做。[29]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劝说，也就是说，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偏好，从而使得孩子能够自愿地做出和父母所希望的选择相一致的决定。比如，父母可能给孩子灌输很强的对勤奋的信念感或者对于毒品的厌恶（或恐惧），或者，更贴近生活经验的，他们可以试图说服孩子学业成就在生活中应该被放在首位。这一方法和权威型教养方式相一致。它还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国际关系背景下创造的软实力概念相呼应。奈将软实力与强制和贿赂区分开来，将其定义为通过感召力、吸引力和微妙的沟通来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30]根据奈的说法，软实力是引导他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行动的有效途径。这正是权威型父母试图在孩子身上做到的。
如何在这两种方法中做出选择呢？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哪一种明显比另一种更正确。诚然，作为专断型教养方式一部分的强迫具有负面含义，如果这种强迫依赖于公认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体罚的话。然而，我们也承认，与放任型父母相反，权威型父母不会完全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而是试图引导（有些人可能会说操纵）孩子的思考和行为，使得他们与成年人一样。比如，如果孩子天性喜爱与同伴玩乐，权威型父母有可能会试图贬低这些游戏相对于做作业的乐趣。权威型教养方式在所有教养方式中可能会被认为是最具侵入性的，因为它旨在重塑儿童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即便是专断型父母也会接受孩子的本性，他们只是规范孩子的行为。
当两种方式中没有哪种明显更好时，选择取决于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所有教养方式都需要一些成本。专断型父母花时间和精力监督他们的孩子。同样，权威型父母努力给他们的孩子灌输观念，比如使他们相信延迟满足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他们应该从长期的成就来评估他们的选择。有些父母也可能花时间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在他们喜欢的方向上塑造孩子偏好的活动。例如，古典音乐或田径运动可以培养孩子集中精力、坚持进取的能力。然而，这些活动通常对于父母来说是昂贵且耗时的。
除了这些直接成本之外，父母还可能存在心理负担：由于所有父母都有利他主义的自我，他们可能不喜欢侵入性教养方式对孩子施加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宽容的教养方式比密集的教养方式成本更低，因为宽容的教养方式可以使父母免于监督孩子或给孩子灌输观念。然而，即使是放任型教养方式也有成本，比如父母受孩子的摆布，或者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邻居和朋友。法布里齐奥有一位来自北欧的朋友，他是一位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狂热信徒。他们的孩子年纪相仿，在孩子们小时候，两家人有时会一起组织野餐。但好几次，那位朋友四岁的孩子会发脾气并要求做别的事。那位父亲就会宣布：“抱歉，我的儿子感到压力。”——野餐就结束了。盘子和桌布被迅速地收起来，整个计划在道歉中被取消。告诉孩子，“不，我们现在正在吃饭”从来都不在他的选项之中。
不同的教养方式也有不同的好处。当孩子长大时，权威型养育方式的许多好处得以实现。例如，坚定的对于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可能会培养孩子的韧性和毅力，这是大多数人职业生涯中重要的品格特征。放任型教养方式也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典型的，北欧孩子不太会成为书呆子，而是可能成长为更独立和自立的人，而且更有能力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给孩子洗脑去喜欢“有用”的科目，如数学或金融，对许多父母来说可能听起来很明智，但也可以扼杀孩子们隐藏的才能。一些在密集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可能因此无法成为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或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放任型父母的孩子可能会对喜欢的东西保持自信，并遵循他们的天性，而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可能会接收来自父母的所有恐惧。对于职业选择，甚至专制型教养方式也不如权威型教养方式具有侵入性。玛丽亚的兄弟（他回忆说，自己有一位善良温和的专断型母亲）是一位成功的职业画家。与之相比，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的女儿就从未考虑过与艺术相关的职业，她的权威型父母会用尽全力劝阻她选择一个经济前景如此不确定的职业。[31]
专断型教养方式的一个重大缺点是它依赖于父母的持续监控。如果需要在无法进行监控的某个时间或地点做出重要决定，那么这些孩子将无法独立自主做出正确的选择。相比之下，由于权威型教养方式让孩子内化了成人的价值观和态度，如果实施成功，孩子即使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成人风格”的决定。换句话说，相对于专断型教养方式，权威型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即使在直接监控不可行的情况下也能发挥作用。我们相信这个好处对于解释数据中在两种密集型教养方式之间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书中表明，在父母能够密集监视孩子的情况下，例如孩子会继续与父母一起住在家庭农场，专断型教养方式更为常见。相比之下，当孩子需要独立做出重要选择时，例如在需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就学才能获得成功的社会中，权威型教养方式占主导地位。
先天差异与后天教养
我们认为，权威型父母的目标是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偏好。但是，父母真的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吗？关于教养方式的实际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论，一些人认为孩子的性格主要是先天的，即由遗传而不是教养方式决定。[32]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来自中上阶层的孩子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环境而成功，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优越的基因。人类学家和人口遗传学家之间关于先天差异和后天教养相对重要性的争论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33]但是，目前毫无疑问的是，后天教养很重要。例如，对领养儿童的研究表明，家庭抚育非常重要。[34]
基因因素的确对于基本的人格特征有很大影响，比如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相反，教养则是培养技能的核心。权威型父母试图影响的大多数儿童特征都是所谓的非认知技能，比如耐心、风险厌恶和对于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35]例如耐心，可能部分取决于冲动等个人特征，但也部分由后天习得。当父母试图帮助他们的孩子变得更有耐心时，他们会教孩子仔细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并设想这些行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对自身的长期影响。做出这些考虑的能力不是孩子天生具备的，而是一种需要后天教导的技能。
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对非认知技能产生强烈影响的证据目前尚无争议。例如，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证明，针对弱势家庭的财务支持项目可以对儿童的非认知技能产生很强的积极影响。[36]相比那些在没有得到财务支持的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这些孩子变得更有动力去学习，更不可能从事犯罪活动，而且更倾向于考虑他们所做的选择的未来后果。由于财务支持能够影响家庭的育儿行为但不能影响他们的基因，这一证据表明非认知技能并不完全是遗传决定的。这些软技能对个人生活的成功至关重要。在与一些合作者的一项研究中，赫克曼表明非认知技能是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行为成功的驱动因素。[37]许多实证研究特别关注风险承受力和耐心的传递，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特征具有重要作用。一项使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精力的父母可以塑造孩子的信任和对风险的态度。[38]总而言之，证据有力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教养方式的选择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决策。
其他约束：思辨能力和父母的意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社会经济环境如何影响父母在养育子女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教养方式如何随施加的约束条件而变化。当我们考虑为什么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父母的教养选择不同时，其他因家庭而异的因素也很重要。例如，父母通过使用软实力来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的能力或机会可能不同。因长时间工作而远离家庭的父母与那些在家附近工作并能够很容易监督孩子的父母相比，可能很难对孩子严加管教。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可能具备更多的论辩技巧，这使得他们能够为他们的“成年人”视角辩护，从而更有效地劝服孩子。更富裕的父母可能不必为音乐课和体育活动的费用发愁，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专注。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有助于解释不同的父母对教养方式的选择。
另一个可能存在的约束是知识：一些弱势家庭可能不知道各种教养方式的影响。经济学家奥拉乔·阿塔纳西奥（Orazio Attanasio）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父母没有为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比如，父母并不总是意识到诸如与孩子交流这种简单互动的好处。[39]这种信息匮乏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尤为显著，因为在这里文盲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信息传播缓慢。然而，在信息易于获取的工业化国家，这些知识差距当然不那么严重，也不那么普遍存在。
在一项经济学家进行的关于育儿行为的早期研究中，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认为，贫困的父母缺乏能够通过金钱奖励影响孩子行为的资源，因此必须依靠体罚来控制他们的行为。[40]例如，富有的父母可以向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承诺买一辆摩托车或者报名一个昂贵的网球俱乐部，以换取孩子的某种行为。贫穷的父母则根本无法以这种方式奖励孩子的合规行为。温伯格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体罚在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普遍。
我们相信，教育甚至比收入还要重要。一些父母发现很难说服自己的孩子听从他们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更专断的教养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能更容易地积极补充他们对于“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比如，他们可能会帮助孩子完成微积分和拉丁文的家庭作业，这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些科目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瑞士，许多六年级学生必须通过一项考试（引言中提到的Gymiprüfung）才能进入学术型高中。考试通过一系列复杂问题来考察数学能力，对于拥有更高级的数学知识（例如，如何求解方程组）的孩子而言，这些问题相对容易。因此，孩子必须证明他们能够使用基本逻辑来解决这些问题，而非使用复杂的技巧。此外，当地的教务人员试图安排一种能够识别儿童的认知能力并且无法通过死记硬背来准备的考试。尽管如此，训练仍然是有效果的。对于有数学素养的家长来说，这要轻松得多，他们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教师，并自信地告诉他们的孩子：“（在我的辅导下）你可以成功！”这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处于弱势。
理解社会变迁：从放任到“直升机父母”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基础知识，以便于使用育儿经济学来理解为何教养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时代间存在差异。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确定教养的重要性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以及不同教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如何因家庭而异。
我们首先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许多成长于反专制主义的20世纪70年代的、被教导要质疑权威并蔑视物质主义的孩子，成年后却成了“直升机父母”？在第2章中，我们将表明，“直升机家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发生的重大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