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基于局部均衡模型的研究进展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大量的研究是基于局部均衡方法的实证研究，此类研究往往用于验证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或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汇率变动作用于贸易调整的过程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进出口的作用机制与作用程度。

3.1.1　汇率波动对贸易调整的分解效应：汇率传递的作用

汇率波动通过影响进出口价格的调整，进而作用于外贸进出口，这是近年来基于分解效应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进展。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依市场定价、菜单成本、不完全竞争等，进出口商往往会通过自己承担一部分汇率调整产生的成本效应，而不是将汇率变动的名义价格调整效应完全反映到市场上去，这就产生了不完全汇率传递效应。不完全汇率传递效应的存在，是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别产品进出口效应存在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的框架下，该领域的研究更容易与近年来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Brun-Aguerre等（2012）分析了进口品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目标国的一些经济要素可以解释总体传递程度的三分之一，而其余的解释因素主要来源于无法观测的特定国家要素。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汇率波动性、开放度和相对富裕水平对传递程度有重要影响，而产出缺口和保护程度则具有更加普遍性的影响作用。此外，由于汇率变动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非线性的传递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De Bandt和Razafindrabe（2014）分析了出口商发票货币对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多国框架下的有效汇率传递水平主要是由各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传递率决定的。短期内有效汇率传递程度是不完全的，但是长期是完全的。此外，通过估计汇率传递程度的时变特征，他们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曾使有效汇率传递程度短期上升，而从长期来看，汇率传递程度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Bernini和Tomasi（2015）发表在《欧洲经济评论》（Europe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就分析了汇率传递与产品质量差异之间的关系。他们重点研究了进口投入品质量与出口品质量差异对出口商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作用。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生产高质量出口产品需要高质量的投入品，而这些投入品是在外国市场上以垄断竞争方式供应的。他们的理论分析表明，使用进口投入品的出口商具有较低的汇率传递程度，但是对于出售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商而言，这种影响作用并不大。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提供不同质量进口投入品的外国供应商在面对汇率变动时，其价格调整程度是不同的。文章使用意大利在2000—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证实，对高质量出口品而言，进口中间投入品显著地弱化了其汇率传递幅度的下降趋势。

由于汇率传递效应会通过价格变动机制作用于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因而不完全汇率传递既能反映不同类型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还可能会影响一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方式与程度。此外，在贸易调整效应的作用机制上，汇率传递延伸了讨论的政策内涵，因为一国货币供应的波动会作用于价格，因而，通过汇率传递机制，货币波动也会间接作用于一国的外贸进出口。

3.1.2　汇率变动在贸易调整效应上的非对称性影响

关注汇率变动在贸易调整效应上的非对称性的文献，可以按照其研究视角分为两大类：一类研究汇率升值与贬值及其程度差异而产生的非对称效应；另一类研究同等程度的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别商品或总进口及总出口影响效应的非对称性。总体而言，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变动的方向、变动的程度、升值或贬值持续的时间等都会对贸易调整效应产生非对称性影响，而相同的汇率变动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不同目标国产生的贸易调整效应的差异性也是广泛存在的。

由于一国货币贬值或升值对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而言，其产生的出口或进口价格优势存在差别，因而，汇率变动产生的调整效应本身就会存在不对称性。El bejaoui（2013）研究了日本、德国、法国以及美国在1981年至2011年汇率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他在文中着重分析了汇率传递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差别。研究发现，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映程度依赖汇率变动的方向，而且出口商本币升值会降低其出口价格。从长期来看，货币升值对进出口价格产生的传递效应要高于贬值。

Cheung和Sengupta（2013）以印度非金融企业在2000—2010年的出口比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本币升值和汇率波动对印度企业出口比重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劳动成本是影响汇率变动的贸易出口效应的重要因素。此外，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要远高于贬值产生的正面影响。那些总销售额中出口比例较低的企业，其出口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及汇率波动的响应程度比较高。与出口货物的企业相比，服务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较为敏感。显然，在Cheung和Sengupta（2013）的研究中，汇率变动对贸易调整产生的非对称效应是广泛存在汇率波动的方向、商品类别、企业大小等维度层面的。

当然，也还存在另一类的非对称性调整效应，就是不同程度的汇率变化，可能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换言之，一次性或短时间的大幅度贬值与长期缓慢的贬值过程，其产生的贸易调整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别。也就是说，汇率变动的贸易调整效应可能会存在非线性的特征。

Baek（2013）以及Baek（2014）研究了汇率变动对韩国和日本以及韩国和美国双边贸易的短期影响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韩国对日本的出口和进口在短期内对双边汇率较为敏感，但是长期效应不明显。而汇率的不确定性和日本对韩国的FDI对双边贸易的作用不显著。在韩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中，韩国主要出口商品无论短期或长期，对双边汇率、汇率波动性，以及第三国效应都非常敏感。在上述贸易关系中，两国收入对双边贸易流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Hooy等（2015）的研究关注了亚洲各国在生产链条上的供求关系，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东盟各国与中国之间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所有出口商品类别中，收入弹性都为正，而且高技术产品的弹性值较大。另外，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东盟向中国的总出口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在中高技术产品出口以及零部件出口行业，这种影响效应尤为显著。但是，研究还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细分技术类别商品的出口产生的影响作用是不明确的。对于产成品类的出口商品，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人民币贬值的敏感度较大，这与收入效应是一致的。而对于零部件产品的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对人民币贬值的敏感度较高。笔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价格效应及最近几年跨国公司将生产从中国转向越南所导致的后果。

显然，汇率波动的贸易调整非对称效应是广泛存在而且影响显著的。这对于汇率政策的制定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相同的汇率变动，其产生的贸易调整效应在微观层面、时间阶段、贸易伙伴、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等领域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对于分析一国汇率变动的贸易调整效应乃至福利效应，都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

3.1.3　汇率波动风险产生的贸易调整效应

关于汇率波动对贸易进出口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由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牙买加浮动汇率体系后，就开始有学者关注了。总体而言，理论研究认为，浮动汇率影响进出口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机制：第一，汇率波动率上升意味着厂商承担的风险增加，如果企业没有有效的外汇期货对冲工具，那么它自身的风险程度就会上升；第二，如果汇率波动降低了未来的盈利能力，那么企业可能会通过增加生产和销售来弥补风险损失，结果可能导致贸易额上升。也有些学者认为，汇率波动对贸易产生的效应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其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De Grauwe, 1998; Dellas and Zilberfarb, 1993）。

比如，实证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对贸易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的研究有Arize等（2000）、Doganlar（2002）、Baak等（2007）。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汇率波动对贸易产生了正面影响（Mckenzie and Brooks, 1997; Doyle, 2001; Bredin et al. 2003）。Aristotelous（2001）和Tenreyro（2007）的研究则认为结论是不明确的。

Hall等（2010）使用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他们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区分为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EMEs）以及其他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使用GMM方法和时变系数估计方法分析了汇率波动对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对11个非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证结果与其他研究者的相近。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汇率波动并未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产生显著的负效应。作者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开放资本市场可能降低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生的影响作用。

Baum和Caglayan（2010）使用13个工业国在1980年至1998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对贸易流变化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但是对双边贸易波动率的影响作用却显著为正。具体而言，在143个双边贸易与汇率不确定性关系的方程中，只有30个显示汇率不确定性对贸易量产生了稳定且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其中23个影响关系是正向的，只有7个回归模型显示汇率不确定性对贸易量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在143个对关于汇率不确定性与贸易波动性关系的实证方程中，有81个方程结果表明影响关系是统计显著的。其中75个模型结果表明汇率不确定性对贸易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汇率不确定性增加了贸易量波动率，只有6个实证模型表明汇率不确定性能够降低贸易量的波动率。

Bahmani-Oskooee等（2013）使用美国和巴西1971—2010年双边贸易进出口数据研究了汇率波动风险产生的贸易调整效应。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大多数行业进出口变动并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但是，在那些显示出汇率变动产生了影响效应的行业中，汇率波动风险上升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进出口贸易对汇率风险的敏感性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那些贸易份额较小的厂商，在面对逐渐增强的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时，其反应程度要高于贸易比重大的出口商。

Naknoi（2015）使用美国与99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研究了贸易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与商业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美国出口的扩展边际以及从美国进口的扩展边际比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的产出波动幅度都大。另外，研究还发现，那些本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以及较大的国家，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模式的稳定性相对较高。

Choudhry和Hassan（2015）以英国自巴西、中国、南非的进口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汇率波动对贸易进口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汇率波动确实影响了英国的进口，而且对所有国家而言，第三国的汇率波动效应一直都存在且效应非常显著。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大，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双边或多边贸易额产生的影响。Nishimura和Hirayama（2013）以中日贸易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第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波动对双边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文章分别使用ARCH和标准差两种方法来衡量汇率的波动程度，并检验了汇率波动对双边出口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但是同期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受到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此外，汇率水平对日本的出口没有影响，但是对中国的出口有显著影响。文章认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是与两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出口商的经营成熟程度有密切关系。

3.1.4　汇率变动产生的经济效应：对贸易效应研究的拓展

1．微观层面关于汇率变动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结合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贸易发展在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Li等（2015）以中国海关统计的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研究了中国出口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研究发现，出口的人民币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响应程度非常低，也就是说，汇率变动对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具有较高的传递程度。而出口量对汇率变动的响应程度并不高，但是统计上是显著的。此外，研究还发现，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出口商更加倾向于采取依市场定价的策略，而其传递程度也仍然比较高。其他的影响因素，如进口密度、分销成本、目标国的收入水平，以及外商投资成分等因素对汇率传递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值得一得的是，文章的验证表明，出口商的价格在人民币升值时确实比贬值时的变动幅度要大。另外，文章基于贸易扩展边际的研究还发现，人民币升值显著地降低了厂商进入出口领域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厂商持续从事出口业务的可能性。印度学者Dhasmana（2015）研究了实际汇率变动对印度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他的分析表明，实际汇率变动对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影响的程度在不同企业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这种影响作用依赖市场力的大小、企业是否参与贸易、是否有外商投资参与、企业国内融资的便利程度，以及行业的集聚程度。他的研究还表明货币升值和贬值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由于近年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关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进展十分迅速，因而也影响到了汇率变动的企业竞争力差异方面的研究。此类研究往往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在对贸易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以此来阐述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一国的贸易竞争力或贸易进出口的变化。

2．宏观层面的拓展

随着宏观经济学领域里一般均衡模型得到广泛应用，有不少学者也开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宏观经济周期对出口动态调整的影响。Bergin和Lin（2009）分析了汇率制度对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调整作用。Cooke（2014）发展了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用于评估实际汇率和出口的扩展边际之间的关系。就模型所包含的作用机制而言，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明显影响了厂商出口决策方面需求所起的作用。在不完全传递效应下，实际汇率的有利变动增加了厂商参与出口贸易的意愿，从而增加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在模型环境中，虽然那些新增加的出口厂商通常具有较小的规模，但是在较低的贸易弹性条件下，他们也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Cooke（2014）的研究对于在商业周期变化过程中理解出口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