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道国投资环境层面

（一）政局频繁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激烈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欧亚非大陆的广大区域，其中包括诸多国际热点区域，如中亚、中东、东南亚和非洲等。这些区域由于宗教、历史、域外干涉等原因衍生出来的政治风险一直影响着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与合作。

按地区来看，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所造成的相关国家政权更迭、街头政治或者暴力冲突常见，严重破坏了这个地区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使得东道国政府很多时候无心顾及与中国展开“一带一路”项目的谈判与实施。而且，由于中亚地区民族、宗教众多，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恐怖活动、投毒纵火和骚乱等频发，不断影响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另外，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权力真空，而这一地区资源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包括俄罗斯、美国等在内的大国都在此展开博弈。中亚国家采取的“平衡外交”策略有可能让“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实用性大大降低。

中东地区由于石油资源丰富和地理位置重要，也是大国角力的重要区域。加上这一地区民族众多、宗教林立、水资源匮乏等，这一地区暴力冲突、社会无序等不稳定因素非常突出。历史上，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国与国之间、各国内部之间的分裂状态；阿拉伯国家同西方和以色列之间的既有矛盾由来已久，伊斯兰教内部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端也很难得到解决，而近几年扩大膨胀的ISIS将恐怖主义阴影在这一地区加重并扩散到欧洲地区。具体而言，叙利亚国内巴沙尔政权与反政府武装、ISIS之间的斗争处于胶着状态；埃及大选没有根本上稳定政局，军队干涉政治情况依旧严重；伊拉克境内恐怖活动、各教派政治斗争屡见不鲜；伊朗核问题谈判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持续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安全，并将美国、法国、英国等大国卷入这一地区的争斗之中；巴以冲突不断，双方针锋相对，领土争端悬而未决。这些问题导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是最大的。

东南亚地区国家众多，区内的马六甲海峡是重要的“战略咽喉”，地缘优势明显。历史上这一地区受西方殖民影响很深，因此政治上也很难摆脱依赖，这一地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经济上依靠中国，但在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产生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其既想搭上共同建设的列车，又对中国缺乏政治与安全信任，经常在一些项目上临时变卦。而且，中国在东南亚还面临南海问题，包括越南、菲律宾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上修筑大量军事设施，加剧了其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冲突。

非洲地区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自身频繁的政局更换，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渗透和ISIS等极端主义抬头。首先，埃及、苏丹、利比亚等为代表的非洲国家近几年国内政治混乱，官僚腐败，各派系之间的斗争让各国陷入纷争不休的状况，“一带一路”的建设对这些国家而言吸引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建或者准备投入建设的项目，往往也会因为这些混乱迟迟没有进展或者长年处于停工状态。其次，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经营多年，精于引导舆论，对中国企业在非建设一直持敌对或者竞争态度，这些组织如果动员居民或者企业，也会影响当地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态度。最后，近几年在中东地区猖狂的ISIS在非洲地区也扩大了影响，增加了项目落地的难度。

因此，总体上来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是非常严峻的。以全球经济与和平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GPI）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当中，有近65%（42个）的国家是处于“中等和平状态”及以下的，另有9个国家和平状态为“低”，6个国家和平状态为“非常低”（见表1-1）。和平状态不错的国家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东欧国家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东道国政治动荡会导致很多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风险。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局不稳，各种矛盾交织，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地区局势紧张，企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二是市场风险。我国企业无法深入了解中亚国家投资贸易政策法规，投资前难以对投资风险做出评估，导致项目开工后无法正常推进，造成停工、工期延误，增加了成本。另外，由于企业不掌握当地政府吸引外资的真实意向，在洽谈中遇到地方保护、不合理要求等情况，项目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有的国家货币贬值较快，对企业收益带来不确定性。

境外投资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主要以电力、铁路等为主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巨大、工期长、回收成本慢的特点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策环境、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此外，由于我国承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多为国有大中型装备企业，且港口、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与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此项目本身通常被视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政治上的变动也经常对项目的开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据《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分析，2005—2014年发生的120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所致，其中8%的投资项目在审批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而失败，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损失。

因此，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合作时，面临着较大的由政治动荡和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这个因素不仅成为已经落地项目的隐患，也加重了有意向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担忧，阻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

（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投资壁垒增加

近年来，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资源竞争日益白热化，国际地缘政治和资本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与控制日益激烈和复杂，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对战略资源的控制，正在布局全球新兴战略性资源，而新兴大国也在加紧进入全球资源领域，这增加了中国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欧盟地区、日本、韩国经历的长期的经济低迷，很多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众认为，全球化对本国经济是一种冲击和伤害。

为了防止当地经济受到进出口以及外国企业投资的剧烈冲击，各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如反倾销、保障措施、反补贴等，世贸组织是允许的。但是很多国家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为了保护国内经济，也会把这种救济措施作为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使用。例如，2010年欧盟宣布对中国出口紧固件5年内征80%反倾销税、对中国输欧盘条反倾销案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以及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宣布中国铝挤压材存在倾销及补贴，需要征税等。

从全球范围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加强。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GTA)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国正加速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2015年全球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736个，较上年增加了50%，是此期间实施的促进自由贸易措施数量的3倍。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如2016年7月，土耳其经济部、印度商工部分别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彩涂板发起反倾销调查，而2016年以来印度已经针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了5起贸易救济调查，已成为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国。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不丹、波黑、文莱、缅甸、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马其顿、塞维利亚、叙利亚、东帝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15个国家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占全部65个国家的23.1%。由于没有承担WTO关于自由贸易的义务，这些国家随时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对在这些国家投资的我国相关企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些发达国家将贸易保护主义泛政治化的行为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有些国家产生示范性影响。例如，2016年5月，福建宏芯(FGC)宣布以6.7亿欧元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但德国经济部后来撤销了9月8日对福建宏芯的批准。德国《镜报》后来在报道中指出，德国经济部是在受到美国国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建议，才重新考虑审查这次收购。而德国《商报》则更加直接地指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方不断地对德国总理府施压，并警告“福建宏芯可能将爱思强的产品用于中国的核项目”，才导致德国经济部最终决定撤销批准。这种将商业收购泛政治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多方利益。无独有偶，CFIUS在2015年以相似的理由阻止了中国财团Go Scale Capital^（1）收购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旗下的照明公司Lumileds。

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安全等方面因素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限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案例有很多，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外投资的壁垒。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由中国提出、旨在加强区域间合作并推动全球投资合作发展的战略，除前面提到的贸易保护外，还受到投资保护主义的阻碍。投资保护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损害是巨大而深远的，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金的浪费、成本的增加、利润的减少。跨国投资项目一旦搁置或中止，或要求追加投资，其中产生的人力成本、租金、税收、库存压力都是巨大的。特别是一些股权投资的项目，股东的利益受损，短期内项目就有可能夭折，这对所有项目相关方来说损失是极其重大的。

二是对中国企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实施投资保护措施的政府往往会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企业和政府身上，并在对外宣传时强调这种外部因素。长此以往，中国企业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在其他的投资项目、进出口业务也会受到阻碍。

三是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贸易、投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投资保护几乎是双输的结局，而且会产生链式反应，对政治、外交等一系列领域产生负面影响。严重的保护措施甚至会引发“经济战争”，对双方合作产生长期的负面作用。

（三）东道国国内腐败，政府办事效率低

腐败也是影响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职能的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其政府机构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监督不力、处罚不严，不仅会影响项目的进程，严重时，甚至会造成项目失败。

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2015年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CPI）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里面，有近71%的国家（46个）得分低于50分，即处于“严重腐败问题”（Serious Corruption Problem）之下（见表1-2）。

透明国际发布的CPI排名并不能完整地说明一个国家的腐败情况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强度，但英国机构的研究表明，CPI与黑市活动、过度监管有极强的关联性。处于“严重腐败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司法腐败严重，主要原因是司法系统工作环境恶劣，员工工资低并缺乏培训，司法程序不透明并缺乏监督，以及对清明法官的迫害等。另外，这些国家和地区海关管理尤其混乱，官商勾结严重，在办理项目审批手续的过程中，报关公司和海关官员勾结敲诈投资者，海关、税务等工作人员经常索要高额小费。而大多数外国公司为了获得商业合同不得不向有关人员行贿，甚至包括执法人员。

腐败还会影响办事的效率。在这些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政府机关人员及企业员工即使在收到贿赂的情况下，由于长期积累的恶习，往往还会采取拖延的行为，以图更大的贿赂或者仅仅是习惯所致。因此，腐败会严重损害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四）制度不稳定、法律体系不完善

法律能够对双方的行为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在法律框架内处理争端是损失最小、效率最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体系与我国不同^（2），其大致可以分为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由于法律体系不同，其在出现法律争端时国家之间的处理方式也不同，这将进一步影响项目的进程（见表1-3）。

另外，有的国家法律体系也不完善，法律条款经常修改，在执法力度上往往会歧视外国或外资企业，甚至会基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有针对性地对某些跨国公司或者海外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而且，由于制度不稳定，政府更换后对原有的法律制度会做比较大的修改，那些在原有法律制度框架下达成的项目协议就会面临成本增加、协议暂停或者取消的风险，不确定性非常大。

（五）语言、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情况复杂，为中国企业投资增加了沟通障碍。语言是最明显的一个因素，不仅影响双方人员之间的沟通了解，也影响着双方对各自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的理解，进而影响了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语言有英语、俄语、印地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以及东南亚、东欧、中亚等各国家自己独立的语言，除了阿拉伯语、俄语，几乎是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据统计，从官方语言上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有52种官方语言。而这仅仅是官方语言的种类，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都相对较多，语言资源丰富。以印度为例，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也是世界上拥有语言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语言数量几乎同整个西欧的语言总数相当。据统计，如果加上各地的方言，印度语言和方言的总数大约是1652种。

再以白俄罗斯为例。白俄罗斯是个多民族国家，境内有一百多个民族，其中主体民族为白俄罗斯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1.2%。俄罗斯族是第一大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1.4%，波兰族是白俄罗斯第二大少数民族，人口占3.9%。俄语是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之一，尽管俄罗斯族人口不多，但多数白俄罗斯族人会讲俄语。除俄语外，白俄罗斯最为普及的少数民族语言是波兰语，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只在国内局部地区普及，其他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拉脱维亚语、摩尔达维亚语、摩尔多瓦语、德语、乌兹别克语等。主要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我国目前小语种人才急缺，培养难度大，更为投资项目增加了困难。

宗教信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了世界主要的宗教类型，即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然而，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所指出的，目前只是根据一个国家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宗教来定义一个国家的主要信仰，在一个国家内部，除去主要信仰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少数信仰，情况非常复杂。

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是潜在而又重要的，它形成当地的风俗习惯，影响人的价值观与沟通规则。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如果不对当地宗教禁忌与风俗习惯足够熟悉，在谈判过程中就会容易产生矛盾分歧，或者在投资后期发生冲突。国内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义乌为阿拉伯人建立了清真寺、清真餐厅等专门的场所，供阿拉伯人礼拜、用餐。这体现了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也促进了阿拉伯商人在义乌的商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