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隼飞来了

博物馆院子里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荨麻蛱蝶飞舞着。动物学家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用一件大事来纪念这一天：博物馆的敌人——甲虫爬满了内墙。他把许多干叶收集到袋子里，经过筛选，我们长久地看放大镜下这些肮脏的甲虫怎么活动。

“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我问，“在您收集的这六万只甲虫中，大概有哪一种是您所喜欢的，并由此而开始这一切的吧？”他没有明白我的话，于是我重复说：“您有喜欢的甲虫吗？他沉思良久。

“您个人喜欢的某只甲虫？”我低语。

“有，”他活跃起来，说，“只不过不是单只甲虫，而是某一种甲虫。”

原来是……种类。我之所以问，正是要跳出种类，回忆他个人喜欢的一只甲虫。也许，在他绝望的最后时刻，这只甲虫以其世界的美扭转和拯救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生命。但是既然他爱的是某一种类……

“即使是一种，”我说，“是哪一种呢？”

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身躯臃肿，长满体毛，自己就像一只大甲虫，但他学识渊博，诚实肯干。他容光焕发地说：

“步行虫！”

后来我们去室内看步行虫——玻璃瓶里有好几千，棉花絮上有好几千，每一只虫都有自己的画片、卡片。

我听着讲步行虫，仍然很想问他遇到的第一只步行虫的事，想知道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与把喜爱的步行虫用大头针别住的事联系起来的个人的细节情况。

给自己找到一只可以永存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步行虫并且一辈子就只从事这件事，这是一生都吸引我的愿望。有许多次我甚至都开始做了，但是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尝完了它的全部甜头，而工作却徒劳一场，没有结果，没有欢乐。就这样，如果不把敏捷地记录生活现象算作专业的话，我未能有专业。

在某个时刻我吸取到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搜集中的精华，眼睛又滴溜溜地寻找起新的来。我发现，红隼在空中颤动，湖岸边浅蓝色的带子越来越宽了。有人说，如果冰这样融化下去，那么过一个星期在佩列斯拉夫尔湖上就可以开始捕捉狗鱼的战斗了。我采取了坚决措施以便更加接近大自然，就召集了博物馆委员会，做了一个研究地域的报告。

我有研究方志学的经验，头脑里酝酿着某种类似于方法的东西，这种方志学方法的实质是，用最平常的乡土感情，其中包括大自然的感情，甚至无疑还有艺术的综合，来理解地方的面貌。至少，这与平常的科学研究方法有同等权利。我觉得，出身普通百姓、出色的蹑迹追捕野兽的猎人抵得上一个甚至两个好学者。

在与一流学者谈话中，我有好几次都说出了自己的这些想法。原来这些睿智的人完全像我们普通的追踪生活的人一样工作，而当我对普通的好学者谈及这些时，他们高傲地看着我，心不在焉地听我说，因此我想，大概，我还没有活到可以用自己的思想让人信服的时候，所以我就对此缄口不言，只是报告青年自然研究者索科利尼克生物站的工作，并建议在佩列斯拉夫尔也建立这样的站。

“但是那里，”我说，“索科利尼克，在莫斯科近郊，资源比较少，因而那里研究的总基调可以称作微观调、微气候、微禁区，最优秀的著作是论述蚊子；而我们这里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在呼唤采取宏观调查：浩渺的湖泊，无边无际的森林。如果在我们地区设立一个带地理部的生物站，并与索科利尼克紧密合作，那就好了，让他们做微观研究，我们做宏观研究。”

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激动起来。他明白，我想避免必要的劳动、烦琐的寂寞的工作，其实，这种工作是可以培养孩子的。

我完全不想说这一点，但是我准备争论：培养孩子的不是微观劳动本身，而是根本的爱好，有了这一点才能忍受寂寞，干各种活儿都会觉得是轻松的。

意见有分歧：我和历史学家主张宏观研究，附和我们的还有县委的代表；站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一边的有国民教育处长；气象学家，一个消瘦病态的人，则动摇在两者之间。

讨论最后和表决前，我说：

“请注意，茶杯里和普列谢耶沃湖里水波动的规律是一样的，但是茶杯里的波纹和普列谢耶沃湖里的风浪毕竟不可等量齐观。”

这时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大概想表示什么意见，无意地挥动一下手，把盛有热茶的杯子打翻到气象学家的膝盖上。气象学家跳起身，奔了出去，很快他回来了。大家都不安地问他：

“怎么样？”

“没什么，”气象学家平静地回答，“你们有主张宏观的，有主张微观的，而我只有湿观了。”

委员会作出决议：1.为弄清生物站研究方向问题，邀请索科利尼克站的代表来度假；2.在“小艇宫”里为物候学观察主任提供一套四居室向阳的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