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尤以美国为甚。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趋于成熟和专门化，社会科学的势头日益强劲。受社会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史学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政治、外交到经济、社会，从英雄人物的活动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事件到心态，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采用计量方法，实现了描述性史学向解释性史学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扩大，要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又有助于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和使用新的史料。伴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逐渐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
美国史学界长期热衷于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早在1912年，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就提出，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向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学习。[1]1925年，美国历史协会加入了两年前刚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合作。[2]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连续支持出版了数种著作，探讨历史学的理念、方法和前景。其中，1963年问世的《历史写作中的概括》一书，收入了当时一批知名历史学家的文章，讨论历史学如何在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采用新的方法，从而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女王”。[3]1971年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一书，则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汇集了当时美国历史学界对本学科的各种意见，倡导对研究生进行基本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4]次年，新政治史主帅李·本森把自己以往的有关论文结集为《走向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一书，对美国史学的状况提出尖锐批评，倡导“科学、进步和有用的”历史学，主张更系统地收集和处理资料，更广泛地使用计量方法，形成更为完善的方法论，更加重视理论和分析模式的建构。[5]这些情况表明，“社会科学化”一度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一种热切追求。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美国史学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历史学者大量汲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涉足历史领域。
美国历史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同那些熟悉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一道，在历史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创新，使史学的领域大为拓宽，方法得到丰富，解释更为多样化，理论色彩也更为浓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等人运用“反事实模式”对铁路问题和奴隶制所做的经济史研究，改变了经济史的面貌。[6]将政治学和行为科学引入政治史的结果，是形成了新政治史。李·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为新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7]一些机构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数据和国会表决进行了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计量化史料。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学家也加入这个营垒。种族文化分析模式和选举周期理论，乃是新政治史的重大成果。社会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和“自下而上”的史观的形成，促成了新社会史的繁荣。普通人的生活、风习的演变、社会流动、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人群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模式，都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和奴隶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赫伯特·古特曼和戴维·蒙哥马利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8]
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来说，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计量方法，人称“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和电脑的采用，使历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相信，计量史学乃是唯一科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必须成为计算机的程序员。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大众选举、移民史、经济史，并且使过去很少受到注意的教会登记、家庭账册、选举记录等资料产生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得意地宣称，“美国历史学家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方面领先于他们的欧洲同行”；“计量学派乃是美国的特色”。[9]
社会科学为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活力，丰富了它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使之呈现新的面貌。无论从观念和理论，还是领域和方法来看，这种经过社会科学改造的历史研究，乃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而且，这种“新史学”和当年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也有天渊之别。今天的治史者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如康奈尔大学教授迈克尔·坎曼所说，他们拥有从前的学者无从想象的计量方法和电脑等装备，他们使用的话语在几十年前也甚为罕见。[10]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甚为自信和自负，认为自己的课题和方法代表了史学的潮流，优越于传统史学。这种态度招致坚持传统史学的学者的反感和责难。[11]
在社会科学开始悄然向历史研究渗透之时，声望如日中天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无得意地宣称，当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均专注于狭隘的实证探索时，史学可能仍是人文性最强的一个学科。[12]可是，如果他能多活十年，那他一定会深感失望：史学在经历了社会科学化后，竟然变成了“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中的一种。社会科学之于史学，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史学带来生机，同时也损害了史学的特性和功能。
第一，社会科学化使史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面临挑战。新经济史实际上变成了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政治史更接近政治学，新社会史类似历史社会学，妇女史实际上不过是女性学。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历史成了附属和次要的东西，研究的目的不是考辨史实、解释史实和形成历史叙事，而是建构模式和创立理论。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第二，成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史学，出现各种非人文化的趋势。史家缺乏人文关怀，对知识没有某种超功利的追求，也不再将人的价值置于重要地位。在高度技术化的研究中，课题成为中心，手段乃是关键，人及其信仰、关怀、生活方式则被淹没在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材料和抽象庞杂的模式当中。史家不过是一种制作历史知识产品的技术工人，著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位、职位和晋升。[13]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史学研究者的培养中。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研究生课程，通常偏重专业方法和规范的训练，重视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而忽略思想价值的熏陶和整体素质的培养；一个学生修满学分、写出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以后，就可以得到学位，然后走向就业市场。像6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那种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方式，实在是凤毛麟角。缺乏人文底蕴的史学，只能生产合乎标准但不够精致的知识产品，不少论著只不过是如伯纳德·贝林所说的那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14]，能够陶冶情操和启人心智的学术经典，也就甚为少见。
第三，对理论、量化和模式的迷信，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史家未能恰当把握理论和史实的关系，不是用理论来分解或排列史实，就是使史实服从于理论。史家忽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资源的特殊性，导致牵强附会，如心理历史学分析往往缺乏可靠的心理资料，计量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只能对有限的问题有意义。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是某种抽象的模式所能容纳，而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只有用以观照史实时才有意义；量化和模式只能是历史研究的部分手段。[15]
第四，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使历史著述沦为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报告，内容枯燥，文字死板，了无生气，面目可憎，传统史学的叙事性和可读性荡然无存。有的美国学者谈到，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已经丧失，史学训练中对技术性和专业性因素的注重，遮蔽了优美写作、讲述故事、进行综合乃至教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的写作变得十分糟糕，历史成了枯燥和不相干的东西，新闻记者取代历史学家成为受欢迎的历史作品的作者。[16]
这种状况引起了“新”“旧”两派史家的不满。“旧”派史家坚持真正的史学应当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中心，非如此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主线，非如此不能产生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们虽然也承认新史学的成绩，但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持抵制和诋毁的态度。“新”派学者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对传统史学的长处不能完全抹杀，必须克服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弊病，新史学才有光明的前途。像伯纳德·贝林这样较早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者，甚至在自己的著述中刻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以免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新的基点上回归叙事，力图以分析性叙事重新构建美国历史体系。
[1]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新史学》（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纽约1912年版；中译本见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另参见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A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纽约1960年版，第147页。
[2] 罗伊·尼科尔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Roy F．Nichols，“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历史评论》，第50卷第3期（1945年4月），第491—499页。
[3] 路易斯·戈特沙尔克编：《历史写作中的概括》（Louis Gottschalk，ed.，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芝加哥1963年版。另见雅各布·库克对该书的评论（Jacob E．Cooke，“Review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y Louis Gottschalk”），《宾夕法尼亚史学》，第31卷第2期（1964年4月），第266—267页。
[4] 戴维·兰德斯、查尔斯·蒂利编：《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David S．Landes，and Charles Tilly，eds.，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另见托马斯·科克伦对该书的评论（Thomas C．Cochran，“Review of 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 by David S．Landes and Charles Tilly”），《美国历史评论》，第76卷第5期（1971年12月），第1515—1516页。
[5] 李·本森：《走向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李·本森论文选》（Lee Benson，Towar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Selected Essays of Lee Benson），费城1972年版。另见理查德·柯肯德尔对该书的评论（Richard S．Kirkendall，“Review of Towar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Selected Essays of Lee Benson by Lee Benson”），《印第安纳历史杂志》，第68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351—352页。
[6] 罗伯特·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的增长》（Robert William Fogel，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巴尔的摩1970年版；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磨难时期：关于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研究》（Robert W．Fogel，and Stanley L．Engerman，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波士顿1974年版。
[7] 李·本森：《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以纽约为例》（Lee Benson，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New York as a Test Case），普林斯顿1961年版。
[8] 尤金·吉诺维斯：《奴隶们创造的世界》（Eugene D．Genovese，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纽约1974年版；赫伯特·古特曼：《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作、文化与社会：美国工人阶级历史论文集》（Herbert G．Gutman，Work，Culture，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Essay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History），纽约1977年版；戴维·蒙哥马利：《作为公民的工人：19世纪美国工人在民主与自由市场中的经历》（David Montgomery，Citizen Worker：The Experience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纽约1993年版。
[9] 转引自坎曼：《我们面前的过去》，第32、36页。
[10] 迈克尔·坎曼：《一个美国研究者的重新起步：历史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的史学著述中的广泛影响》（Michael Kammen，“An Americanist's Reprise：The Pervasive Role of Histoire Probleme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oncerning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60s”），《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1页。
[11] 参见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Gertrude Himmelfarb，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剑桥1987年版，第22页。
[12] 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第466页。
[13] 例如，美国高校的年轻教师中间流行一句话：“不出版即灭亡（publish or perish）。”
[14] 伯纳德·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Bernard Bailyn，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马萨诸塞州汉诺威1994年版，第37页。
[15] 据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说，“新史学”受到的责难包括：其分析方法未能把握能动的历史运动；计量方法只限于考察那些可以量化的课题和资料，从而使历史变得狭隘和细微；心理分析的解释更多地来自先入的理论而不是经验证据；社会学的模式过于抽象，不能阐释具体的历史现象；流行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历史学家倾向于认同于自己的课题，将自己的态度和价值放进课题之中；以大众为中心的史学模式不能容纳那些对塑造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等等。见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第14—15页。
[16] 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42—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