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糟粕所传非粹美，

丹青难写是精神。

——《读史》

王安石生前写的这两句诗体现了他对历代史籍所载事实的真知灼见，饱含着他对现实生活中人物评价毁誉不一的真实感受。也许，正是由于王安石对历史的深刻了解和对现实的透彻体悟，他对自己身后的是非也有充分的估计。他的这两句诗，也是对后人关于其历史功过的记载和评价的贴切概括。

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千秋，而且更以其政治革新的剧烈和思想学说的创新而影响当时。王安石首先是作为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而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他曾两度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正因如此，他在生前和身后都受到了大相径庭的评价。九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他的政绩聚讼纷纭，争论不休；而对他的文学成就，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封舒国公，改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故后人又称王文公。他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他从事政治、学术和文学创作的年代，主要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也正是北宋王朝开始陷于积贫积弱境地的时候。当时，宋朝开国已近百年。自从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之后，宋朝潜在的内外矛盾便开始暴露。国内，官僚队伍臃肿腐败，军队骄横而缺乏战斗力，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导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对外，宋朝还面临着辽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为换得边陲的暂时安定，宋朝每年要向辽、西夏输纳大量银绢作为“岁币”，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又落到广大人民的身上，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从青年时代踏上仕途开始，就把自己的一生同宋王朝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他执政之后，更是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政治活动之中，其进退也随着由他倡导的变法运动的发展而变化。有意味的是，当新法被推翻时，王安石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文学家像王安石那样与政治的关系如此密切。

王安石本人也以政治家立命，而耻以文士自名。他从小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立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因此，他的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王安石强调“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把文学的内容囿于“礼教治政”的范围，但并不轻视艺术形式，主张“文贵自得”（同前），以尽言其志。带有实践色彩，具有广泛的现实内容，这是王安石文论的一个特色。

王安石的诗文创作实践，虽然与他的文学主张之间存在着不尽相符之处，但总的说来还是后者的具体表现。其显著特点是，题材和数量随着政治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相应的发展变化。因此，按照王安石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来考察他的文学创作，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其诗文发展变化的轨迹。循着这一轨迹，这本小书将通过对选录的王安石各个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具体评述，向读者展示王安石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凸现出王安石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并力图在评述其文学作品的同时，呈现出王安石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面。至于对王安石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作具体的评述，则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承担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