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崛起背后
要理解中国企业迅速到不可思议的崛起，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大背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腾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繁荣。它不仅帮助超过7亿人脱离贫困，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全方位地改善了就业、教育、消费、医疗、平等、城市化、所有制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稳定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催生出中国的巨型企业。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
投资是关键
横跨中国东海杭州湾、遥望钱塘两岸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之一。这座全长36公里的大桥于2008年5月正式开放通车，将宁波至上海的陆路距离从400公里缩短至180公里，车程从4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杭州湾跨海大桥按双向六车道设计，以钢箱梁斜拉固定，项目总成本高达118亿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资金（近60%）由国有银行和地方银行共同提供贷款融资，而其余部分则由宁波市当地的几家民营企业出资。不论按什么标准，杭州湾跨海大桥都算得上造价高昂，但它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过去40年，中国类似杭州湾跨海大桥这样的投资项目不在少数。访问过中国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在广阔的建筑工地上一座座高耸的起重机械。举例来说，目前中国每年生产8亿吨粗钢（占全球总供应量的50%）、24亿吨水泥（占全球总产量的近60%）、最高时高达37亿吨煤（中国煤炭的消耗量跟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相当）、2700多万辆汽车（占全球总供应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每年申请的行业专利数量也高达62，000件（是美国的1.5倍）。
中国也在诸多领域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商，包括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电力、化纤、机床、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衣物、鞋类、玩具、化肥、粮食、猪肉、鱼类、蛋类、棉花、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等。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居全球之首。全球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和将近50%的工业产品都产自中国。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们每两周开发的房地产面积就相当于罗马整个城市的面积。
大量的学术研究试图解释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其中普遍提到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最可靠的支柱。过去40年按固定资本形成来衡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40%以上，而近几年更是经常高达50%。比较而言，1970—2016年间，印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4%，而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内，这个比重也不超过30%。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
回顾过去，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模式是中国很自然的选择。中国的储蓄率一直以来居高不下，欠发达的金融体系又能较为容易地将储蓄引导至投资领域，形成高投资率[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把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事务上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省级政府官员和市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以及晋升评估标准主要是依据当地GDP增长率和税收等可衡量的客观指标。为了赢得“政绩竞赛”，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建筑、重工业及化工等项目上的投资。
长期依赖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体对能源、资金和大宗商品等生产要素的需求极为旺盛。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国。通过开采资源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和安哥拉等国也迎来了蓬勃的经济发展。此外，尽管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按M2衡量）按绝对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占GDP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美国水平，到了200%以上的水平。另外，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也已经占到GDP的1.6倍。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由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对要素的需求非常强烈，这当然也为要素领域的企业扩张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的名单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在表1.1中给出了中国2017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名单。仔细研读表1.1，有两个重要发现：其一，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能源、电力、钢铁、铁路、电信、建筑材料、金属产品和汽车等行业，这种行业分布情况显然与中国经济成长靠投资拉动这一特性密切相关；其二，仔细观察这些企业名字的头两个字，基本上是以“中国”或地方名开头。事实上，这里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央企或地方国企。2017年进入全球500强的109家中国企业中，国企超过85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只有20来家。20来家民营企业中除华为、江苏沙钢、中国平安、吉利汽车和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等，大多是最近一两年才进榜。例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企业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2017年才进入全球500强榜单的。虽然股票市值长期保持在两万亿元以上，但这两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在2016年才突破一千四百亿元。[5]进入500强的企业大部分是国企，这一方面反映了国企在中国经济的上游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成长模式使得被国有资本垄断的上游领域更容易出现规模巨大的企业。
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这一特性也体现在中国仍然年轻的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结构上。在反映中国股市综合表现的沪深300指数中，来自金融、能源和原材料板块的企业占到了市值总额的60%以上；而在标普500指数（Standard&Poor 500）中，来自以上三个板块的企业只占市值总额的30%。美国股市按市值计算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信息技术、医疗和消费品，合计占市值总额的50%以上，而这三个行业在中国股市市值总额的占比仅有23%。中国股市的这种结构特点也符合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表1.2分别列示了美国股票市场和中国A股市场按2017年年底市值来计算的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差别。首先，就行业分布而言，美国的大市值企业行业分布更加多元。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的前5家都来自信息科技行业；强生（Johnson &Johnson）来自消费品行业；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来自能源行业；通用电气（GE）有多种业务组合，但更像一家工业企业；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则来自金融行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A股市场上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7家是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有2家——中石油和中石化——则来自能源行业，茅台属消费品行业。其次，中国A股市场上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有9家来自要素领域，甚至，如果把茅台酒在中国商场文化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虑进来，那么茅台酒也可算成是一种生产要素！依靠投资拉动并且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从本质上讲对要素有着巨大的需求，也因此促进了要素领域大企业的出现。
表1.2 美国股票市场和中国A股市场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2017.12.29）
注：由于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在美国纽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故未列其中。
来源：万得数据库；作者计算。
我们再以中国的银行业为例说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适度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有利于经济发展。通过金融抑制，国家能够把稀缺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这有助于该行业发展并迅速形成产业资本。为了实施金融抑制政策，政府会有意限制金融体系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就通过适度实施金融抑制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领域被国家严格控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利率的管制和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严格限制。
为了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减速下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中国的金融资产也因此而大幅增长。目前，中国按M2衡量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GDP的200%。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企业部门的总负债已经增长至GDP的160%，而美国企业部门的总负债一直只是在GDP的70%左右徘徊。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从2005年的5.6%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8%，已经超过美国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中国的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国家垄断的银行体系中，存贷款利差也受到控制。金融资产的激增自然会导致银行业的快速膨胀，大企业自然容易在这样的行业中出现。
中国的油气行业也属类似情况。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极为强劲。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这三家大央企控制了中国的能源部门，营业收入持续大幅上涨。在2017年《财富》全球500强的排行榜上，中石化和中石油双双跻身全球前5强，营业收入均超过2600亿美元。
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对能源、资本和大宗商品等要素的需求，再加上国家对要素市场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在银行、能源以及原材料领域出现了大量国有巨型企业。
有倾向性的政策
除了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模式以外，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也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迅速实现规模上的突破。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农村地区的管制大为放松，农民开始享有一定的利益分享自由。与此同时，因为国家的重视，农村信用事业得以发展，稀缺的金融资源也开始向农村地区倾斜。其结果就是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数亿人脱离了贫困。当时政府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成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借此将贫穷的农民转化成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人，这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9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分水岭。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再度加速。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国有企业的重组大规模启动，民营经济也开始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意义很大，因为它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年开始，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关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分税制改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外汇体制和汇率的并轨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
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政府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政策、法规，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向国有板块的倾斜均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迅速实现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同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2006年12月，国资委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具体行业和领域。根据部署，到2008年扭亏无望的国企基本退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户到100户，其中30户至50户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显然，这一系列政策举措都有利于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来迅速实现规模上的扩张。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所考虑的侧重点逐渐由村镇转向城市，由私营经济转向国有经济。美国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MIT）的管理学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村地区（rural area）最宽松的时候，其结果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乡镇企业和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涌现。政府当时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或城市居民成立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同时政府也在金融方面给予了乡镇经济大量的融资支持。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农村劳动生产率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难以计数的中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整整一批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黄亚生同时提供了详细的证据来说明中国政府的改革思路和采纳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逆转。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支持的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为了更好地推动城市和国有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增加赋予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宽松环境被收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向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集中。于是，一个更有活力的自下向上、市场主导的经济慢慢被自上向下、政府主导的经济所取代。在政府主导的经济里，更易出现规模巨大的大企业，而代价则是乡镇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减速。
用严格的实证证据去验证黄亚生的假设并不容易。但是，中国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在规模上实现突破；与此同时，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绝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这些事实与黄亚生的假设是吻合的。
与国家具有倾向性的政策相配合，地方政府和央企也把做大做强作为重要的业绩指标来追求。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增长主义倾向，因为GDP是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投资、做大规模是推动地方GDP成长的有效手段。仅以钢铁行业为例，2009年9月，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日照钢铁有限公司签署重组合作协议。这一由亏损的国企向盈利的民企发起的收购，虽被当事人描绘为重组而非收购，但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抛开对这起“重组”的种种争议，山钢对日钢的重组，使得山东省的钢铁行业获得巨大突破。山东钢铁集团是2008年3月由济钢与莱钢合并而成的一家企业，总资产850亿元，产能超过3000万吨。这次与日钢重组之后，产能将达到4000万吨，再加上山钢在建的日照精钢生产基地也有1000万吨产能，其总产能将达5000万吨之多。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集团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诞生了。
2010年5月，中国国资委同意鞍钢集团与攀钢集团这两家央企联合重组。联合重组后，将新设立鞍钢集团公司，并将全资拥有鞍钢集团及攀钢集团。根据公开资料，按照2009年的产量计算，鞍钢集团与攀钢、东北特钢联合重组后产能将达5422万吨；同时，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重组后的产能将达4930万吨；武钢整合柳钢以及扩建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后产能将达4034万吨；河北钢铁产能已达4024万吨，加上我在上文提到的山东钢铁集团，一大批中国钢铁企业在产能上迅速跻身世界一流行列。2014年，在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钢铁企业占了58家；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钢铁企业的数量高达80家。
类似钢铁行业里这些由政府主导的“重组”或“合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并不鲜见，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大量的规模、产能巨大的企业集团的涌现。我在这里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规模产能巨大的企业集团其实并不一定创造利润。根据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在A股市场十大亏损大户中，钢铁企业占据了5家。其中，鞍钢2012年亏损41.57亿元，最终被ST；马鞍山钢铁亏损38.63亿元；山东钢铁亏损38.36亿元；安阳钢铁亏损34.98亿元；华菱钢铁亏损32.54亿元。大企业并不一定能够盈利，大不等于伟大！
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热捧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在部分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按照惯例，当一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时，该行业即可被视为产能过剩行业。
在2012年后开启的“去产能”过程中，大规模的横向并购或是横向资产重组更是变为化解过剩产能最有效的手段。以钢铁行业为例，由于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大量的GDP驱动的钢铁行业投资，中国前十大钢铁企业的行业集中度由2010年的49%下降到2016年的34%。极低的行业集中度为通过并购和资产重组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了合理逻辑。可以预期，未来若干年跨地区、跨所有制、甚至跨行业的大型并购会频频出现，中国还将涌现一批超大型的钢铁企业集团。
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推动中国企业迅速崛起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企业所处的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全球化的推进和贸易自由化为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实现迅速崛起创造了绝佳的机遇。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以外，出口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稳定的增长引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按美元计价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4.5%，远超同期年均9.4%的GDP增长速度。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也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以上。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利用全球庞大市场带来的机会，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在中国成为可能。中国制造业快速扩张，涵盖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涌现。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关税，中国的出口总额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也大幅提升。贸易自由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的进口关税，导致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中国市场，给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带来了压力。为此，中国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产品服务升级以及与国际优秀企业合作等办法来积极应对。这些不仅增强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极大地扩张了它们的地域规模和业务范围。
在强劲出口的推动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攀升，一度超过4万亿美元。近两年，虽然外汇储备略有下滑，但也有3万亿美元之巨。庞大的外汇储备带来了显著的效果。一方面增强了人民币的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具体反映在不少中国企业尝试进行的跨境收购上。2011年吉利汽车成功赢得竞标，完成对沃尔沃（Volvo）的收购。收购前吉利的总营业收入仅为400亿元人民币，而收购后的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吉利的营业收入飙升至1500亿元人民币，于2012年成功跻身《财富》全球500强。
图1.2 中国进口（IT）和出口关税（OT）（行业平均）
注：纵轴里的数字是百分比。上面的曲线代表进口关税，下面的曲线代表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关税。
来源：Cai，Liu，and Yu，2013.
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集中反映在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中国企业进、出口关税税率的变化上。在我与北京大学的同事共同完成的一篇研究论文中[6]，我们测算了中国1997—2008年每一个由三位数代码来界定的行业的年平均进出口关税税率。具体而言，我们先根据行业中各项产品的进出口关税税率和进出口量计算出每个行业的加权平均进出口关税税率，然后再算出每一年所有被统计行业的平均值。我们发现，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时需要缴纳的关税）税率从1997年的17%降低至2008年的8%（见图1.2）。同样，中国的平均出口关税税率自2001年以来也出现下降，也就是说平均而言，外国各国政府也下调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值得一提的是，关税税率只是反映国际贸易难易程度的其中一个指标，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但总的来说，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享有一个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企业突破了旧体制的重重包围与束缚，成为全球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比如，华为2017年在职的非中国籍员工达到了3.2万名之多，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0%，海外市场对华为总营业收入的贡献达到50%。[7]
《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亚洲记者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他的畅销书《亚洲做对了什么？》（HowAsiaWorks？）中阐述了国际贸易在亚洲大型企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发现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从制造业开始的，并给出了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制造业主要依靠机器和设备，而服务业的提升依靠的是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和管理技能。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发展制造业，亚洲经济体能够克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的缺陷。对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相较于制造业，依靠人力资本的服务业的发展则要困难得多。
第二，乔·史塔威尔也指出，制造业对于亚洲经济体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推动制造业的国际贸易要比推动服务业的国际贸易容易得多。在国际贸易中，服务业的开放意味着人员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流动。即使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最忠实的拥护者也会觉得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多少还是令人担忧。当然，乔·史塔威尔没有特别强调的一个原因也至关重要。处于工业化过程早期甚至刚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甚至处于劣势。2017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顺差超过三千亿美元（注：美方数字），但是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是明显的顺差。
通过制造业，亚洲的企业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并从价值链的底端开始逐渐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企业扩大了自己的规模，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最终成为本行业的“巨无霸”。索尼（Sony）、现代（Hyundai）、三星（Samsung）和HTC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40年的成长故事也大致如此。可以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企业看似不可思议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