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力

在上面几节中我们分别从家庭传统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讨论了杜甫成为“诗圣”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必需的，但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杜甫之成为“诗圣”，还必须具备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力等内在条件。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诗人受到时代的“玉成”，那些人中肯定不乏具有诗礼传家的家庭背景者，然而只有杜甫一个人赢得了“诗圣”的桂冠。

伟大的人格是造就伟大诗人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伟大的人格”，不仅包含正直、善良的品性，而且必须包含阔大的胸襟和弘毅的精神。诗人薛雪说得好：“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对于身处乱离之世的诗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的话，即使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灵魂，也难免要为乱世的精神重负所压倒、摧毁，除了沉重的叹息之外，不能给诗坛留下任何东西。《箧中集》诗人就是一个例证。乾元三年（760），元结编《箧中集》，收录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位诗人的作品，元结在《箧中集序》（《元次山集》卷七）中说：“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于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沈千运等人也许确如元结所言，有“正直”、“忠信”、“仁让”的美德，但他们的诗作则大多表现个人坎坷失意及亲友生离死别等内容，情调十分低沉。即使是元结誉为“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的沈千运，诗中所写的也无非是“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山中作》，《箧中集》）“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濮中言怀》，《箧中集》）之类的句子，既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等广阔的社会现实，又缺乏理想的光辉，事实上根本没有达到元结所说的上继“风雅”的高度。这显然是由于沈千运等人缺乏伟大弘毅的人格精神而造成的结果。杜甫则不然，正像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说，杜甫具有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伟大人格和丈夫气概，他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挫折和打击都不能使他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穷愁潦倒之极，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溪诗话》卷一〇），他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他遭遇到“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的反应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苦处境中希望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何等的胸襟！在杜甫笔下出现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的贤臣，“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前出塞九首》之三）的战士，乃至“下愍百鸟在罗网”（《朱凤行》）的朱凤和“急难心炯然”（《义鹘行》）的“义鹘”，其实都是诗人的自我画像。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关键之处。

此外，杜甫性格的复杂性也值得注意。杜甫的性格中有狂傲的一面，《新唐书·杜甫传》载严武欲杀杜甫事：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

此事出于唐人范摅所作《云溪友议》卷上，而《云溪友议》作于唐僖宗时（874—888）或稍后，距杜甫之卒已有百余年，书中又多传闻失实之处，故后人多以为此事不可信。⁽⁴⁷⁾我们认为诗人与严武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对严武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在杜诗中有大量的证据，所以严武曾经“欲杀甫”的事肯定是小说家言。但是说杜甫说过“严挺之乃有此儿”的话，虽无实据，却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杜甫《奉酬严公寄题亭之作》云：“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全唐诗》卷二六一）则云：“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杜甫以阮籍自比，严武亦以阮籍比杜，“礼法疏”的阮籍在醉后说一句失礼的话，并不是太奇怪的事。⁽⁴⁸⁾事实上，杜甫在狂傲方面确实颇有乃祖遗风。杜审言曾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唐才子传》卷一）杜甫在“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时就在文学上自视甚高：“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困顿生活中也仍然气冲斗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因为他狂傲，所以少时就树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抱负，并且有勇气去攀登古典诗歌的高峰。

然而杜甫的性格中又有谨慎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政治生活中“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以及“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的小心翼翼，而且体现在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前代乃至当代的诗人都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见本章第五节）。正因为他谨慎，所以他能踏踏实实地完成集诗歌之大成的历史使命。狂傲而又谨慎，这也许正是造物赋予杜甫的最佳性格。

人们在比较李、杜之异同时，总是强调李白的天才和杜甫的学力。其实，这两位诗人都是既才高八斗又学富五车的。

杜甫具有非凡的天赋。开元五年（717），年方六岁的杜甫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以后，诗人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生动、细致地回忆了公孙大娘的舞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六岁的儿童就能欣赏“浏漓顿挫”的舞蹈艺术且把鲜明的印象保留五十年，可见诗人是早慧且强记的。他在《壮游》一诗中说自己“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更可证明他诗才的早熟。一部杜诗，无异是一座诗歌艺术的宝库，没有过人的天才的话，是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建造这样一座宝库的。换句话说，杜诗本身的艺术造诣就是诗人天才的最好证明。

当然，杜甫更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学力。杜甫读书广博精深：“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的自负之言，“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虽是他对友人的称扬，其实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读破万卷使诗人对前代的文学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是他全面借鉴前代文学遗产的前提，而更直接的结果则体现于成语典故的熟练运用。宋人号称读书广博，但他们对杜诗的用典则叹为观止。孙觉说：“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见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黄庭坚进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王琪则叹息说：“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杜工部集后记》，见《杜诗详注》附编）这些说法虽然稍嫌夸张，而且忽视了杜诗也善于运用俚语俗字的一面，但确实说出了人们读杜诗时的一种感受。中唐刘禹锡“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能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然而杜甫用典绝不是仅仅以多取胜，他在用典的具体方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杜甫善于熔铸成语以为己辞。宋人郭思云：“老杜诗学，世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瑶谿集》“熟精文选理”条）清人沈德潜更指出：“杜少陵经史并用。”（《说诗晬语》卷上）例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两句，借用《论语·述而》篇中“不知老之将至”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成句，又如《画鹰》中“毛血洒平芜”句借用班固《两都赋》中“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之语，都做到了妥帖自然，语如己出。其次，杜甫用典确切。由于诗人腹贮极富，所以他总是能选择最确切的典故，毫无凑合之感。例如《别房太尉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上句用谢安好弈比方房琯好琴，房因宠爱琴客董庭兰而颇遭物议，故杜甫用此典暗示宰臣嗜好艺术无可非议，诚如仇兆鳌注云：“语出回护，而不失大体。”下句用春秋时吴季札挂剑徐君墓树之典，更切合别墓之题。最后，杜甫用典的手法灵活多变。所以尽管杜诗中用典很多，却没有呆板烦冗之弊。宋人林希逸指出，杜诗中“事则或专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于专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渗合而用”（《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虽然分类稍嫌繁琐，但说出了杜甫用典手法多变的特点。这些手法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之法，宋人李颀《古今诗话》“用事如水中着盐”条云：

作者用事要如水中着盐，饮食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杜少陵诗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影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

其他如宋蔡绦《西清诗话》“老杜用事”条、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论“死典活用”条也分析了杜诗用典的这种手法。清人薛雪云：“杜浣花炼字蕴藉，用事天然，若不经意，粗心读之，了不可得，所以独超千古。”（《一瓢诗话》）显然，深厚的学力是杜诗艺术造诣的重要成因之一。

如果说杜甫是诗国中的凤凰的话，那么非凡的天赋与惊人的学力就是凤凰的一对翅膀。

斯人生于斯世，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诗歌史上的“集大成”的使命。在后面的两章里，我们将看到杜甫为完成这个使命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看到他在攀登古典诗歌顶峰的途中留下的一串串脚印。

---

(1)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按：《新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说：“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临淄亭即济州历下亭，杜甫于玄宗天宝四载与李邕同游历下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见李邕“先往见之”之事当是在东都洛阳。王翰卜邻亦当是实有其事，而师古《杜诗详说》杜撰《唐史拾遗》载“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事，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中斥其“伪造故事”，甚当。今检《唐才子传》卷一王翰条亦载此事，傅璇琮先生笺云“此未详出于何书”。（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我们颇疑辛文房撰此书时即据师古谬说。细味上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句之语气，“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当发生在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下第后不久。

(2) 任华此诗首见于唐末韦庄编《又玄集》卷上。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录此诗于所附《诸家咏杜》，但于诗后注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杜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傲睨放恣，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纪》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笔者认为此诗中称“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则任华与杜甫相交甚笃，然杜诗中绝无一处提及之，是为最可疑之事。因为杜甫笃于友情，集中对于诸友皆反复咏及，何以独遗任华一人？待考。

(3) 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所载《与元九书》无此“李”字，此据《全唐文》卷六七五校补。

(4) 前人多认为韩愈此论乃针对元、白而发，如清人方世举即举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以注此诗（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然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815）十二月，而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恐未必已得知白氏书信中内容，所以我们认为韩诗主要是针对元稹而发，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事在元和八年（813）。

(5)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清薛雪《一瓢诗话》中遂称之为“小李杜”。

(6) 见《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载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

(7) 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四，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等。

(8) 此地今为“杜甫故里纪念馆”，1962年建。在相传是杜甫诞生地的窑洞正面有碑楼一座，上书“唐工部杜甫故里”，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立。

(9) “侏儒应共饱”（《秦州见勅目薛三璩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句中的“儒”字非儒家之义，故不计。

(10) 见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论杜甫的世界观》，载于《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11) 参看鲁迅对阮籍、嵇康与礼教关系的分析，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而已集》）。

(12)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这些思想使后代的专制暴君（如明太祖朱元璋）对孟子极为反感，这从反面证明了孟子思想的进步性。

(13) 张载《西铭》（《张子全书》卷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观点与孔、孟的“仁”说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14) 对“法自儒家有”一句，《杜臆》卷八注曰：“旧例、清规皆法也，儒家谁不有之？”即解此句作“法自儒家已有”之意，今人注本多从之（如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清人何焯疑“儒”字乃“传”字之误，谓指杜审言（见《义门读书记》卷五五）。今人郭沫若则认为“‘法自儒家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而已。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李白与杜甫》第147页）似均未得正解。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云：“杜公之学，所见直是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即解此句作“予之诗法乃取自儒家”之意。我们同意翁说，因为此句与下一句“心从弱岁疲”句法相似，都应是指诗人自身而言。而且此诗前面八句都是说诗歌史的情况，不会在此句突然转到“吾家”来。

(15) 李白青年时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来更屡屡在诗中以大鹏自比，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大鹏”的形象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

(16) 参见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宋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诚斋集》卷八二）、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近人易孺《杜审言集跋》（《唐宋三大诗宗集》）等。

(17) 此诗又作韦应物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以为韦应物逸诗），《全唐诗》则于两人名下皆收之。然宋本《杜审言集》中已收此诗，可从。

(18) 两诗分别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宋诗》卷三和《北周诗》卷二。前者共二十二句，内十八句对仗。后者共二十句，通首对仗。

(19) 参见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中“五言排律”和“单韵排律”二条。

(20) 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全唐诗》卷九七），共四十八韵，但除首尾外，有五联未曾对仗（如“复此单栖鹤，衔雏愿远翔”，“由来休愤命，命也信苍苍”等），词意也较拖沓，未为佳构。

(21) 我们认为在五排的写作上，确实是杜甫远胜于李白，这样说并不是在整体上扬杜抑李，正如我们认为杜甫的绝句成就不如李白并不意味着扬李抑杜一样。李、杜在总体成就上难分轩轾，但在某种诗体、某种题材的写作中是有高下之分的，正如严羽所云：“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诗评》）

(22) 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究竟始于何时？《唐会要》卷七六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月敕：……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永隆年间（680—6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719—7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3) 《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年（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八四）、《归马华山》（卷一八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24)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长达三十韵。

(25) 五代刘昭禹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字如屠沽不得。”（《唐诗纪事》卷四六）此语虽系论五律，但也适用于五排。

(26) 见陈鸿《东城老父传》。按：《东城老父传》虽系小说，但所记则有事实根据，李白《古风》其二十四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即为旁证。

(27) 见《杜诗详注》卷二三《白马》。按此诗作于大历五年（770），是诗人目睹臧玠据潭州作乱的情景而写的，但此句实为对那个时代的普遍写照。

(28)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诸家皆无异说。但此年有三个年号：正月，睿宗改元太极，五月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登基，改元先天。人们多称杜甫生于玄宗先天元年（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焮《杜甫评传》），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萧涤非《杜甫研究》则称“睿宗先天元年”，但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杜甫生于正月一日，其时应称睿宗太极元年。

(29)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五载”一作“三载”，按开元三年（715）时杜甫四岁，似乎太幼小了些，故以“五载”为是。又按：玄宗天宝三年（744）始改“年”为“载”，此处称“开元五载”，当为诗人误记。

(30) 天宝三载（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闲作也。”又云：“闲之卒，盖在天宝间，而其年不可考矣。”（《钱注杜诗》卷二〇）朱东润先生认为杜闲卒于天宝六载（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748）杜甫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杜闲的俸禄生活的）。

(31) 《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春。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旧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粜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32)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

(33) 《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见《定庵续集》。

(34) 后文凡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者皆简称作《魏诗》、《晋诗》等。

(35) 顾炎武说：“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音学五书·音论·四声之始》）在曹植的时代，人们对四声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也谈不上平仄之分。

(36) 例如谢朓《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除了第二、第四两联失粘外，已大体合于五言律诗的平仄格式。

(37) 例如曹植的《美女篇》、《浮萍篇》、《吁嗟篇》和阮籍的《咏怀诗》之五、二十一、二十六等。

(38) 例如李白对于谢朓十分倾心，“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三，《渔阳诗集》卷一四），而杜甫对何逊、阴铿相当服膺，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李、杜所着眼的主要是谢朓等人的清词丽句。

(39) 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

(40) 见《唐诗的历程》，载《程千帆诗论选集》。按：本节中关于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些观点多本于千帆师，谨此说明。

(41) 王维的五古和七律之成就稍逊于其他各体，兹不细论。

(42) 参看程千帆师《少陵先生文心论》（载《古诗考索》）和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载《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本书第五章中也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43) 例如被陈子昂完全否定的齐梁诗，杜甫一方面批判其委靡之气——“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另一方面又对谢朓、何逊、阴铿等人的艺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44)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杜甫登上诗坛时，五七言今体诗的各种样式在形式上都已定型。这种经前人几百年的艰苦摸索才建立起来的新诗体具有声律相间相重，文句或散或骈，既工整又有变化的形式美，从而为杜甫争奇斗妍、逞露才思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天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前代诗人为诗歌格律化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杜甫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诗歌格律，他是不可能写出那些精美绝伦的律诗来的。

(45) 见《百家唐诗序》，刊于清席启宇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卷首。按：席氏此编专收中晚唐人诗集，原是因为盛唐以前之诗集多有善本行世（见该书自序），而叶燮则在序中借题发挥，以阐述他的文学进化的观点。我们大致同意叶说，但叶燮把“中唐”之始定于贞元年间，我们则认为“中唐”始于天宝末年前后。

(46) 见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4期。按：闻一多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前期的作者成分是门阀贵族，后期的作者身份是士人，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详见本节。

(47) 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誉严武云：“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杜诗详注》卷一六引《杜臆》云：“观‘小心事友生’句，知武无欲杀公事。”甚当。按：今本《杜臆》无此语。

(48) “严挺之乃有此儿！”其实是一句赞叹之辞，其失礼之处在于犯了对方的父讳且以长辈自居。杜甫虽比严武年长十四岁，但他入蜀后屡得严武之照顾，且曾入其幕为僚佐，于礼是不该以长辈自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