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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和劳特派特的儿子伊莱一起坐在他位于剑桥的家中的书房里，看着花园里的苹果树。伊莱回想起沃尔姆巷、电车还有父亲每天“在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顺便送他去幼儿园的那段路。

他回忆起父亲被工作“完全包围起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房子内侧的书房，那间“安静的房间”里度过。他工作起来“太紧锣密鼓”，没有时间哄儿子上床睡觉，但他们之间仍然是亲密的，在一些轻松的时刻，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便谈不上是“知识教育”，至少也是“关心爱护”的。伊莱记得他的父母会在起居室里伴着比才的《卡门》跳舞，还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那也是考他拉丁文的词形变化和动词变化的时间。“他会让我背诵这些，坚持不懈。”

那些在波兰的家人呢？伊莱隐约知道他们的情况。“我的祖父母来探望过两次”，但他只记得1935年那次，当他的父亲“恳求他们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决定不留下来，而是和另外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年轻的伊莱对地平线那头的事没有什么感觉。“我父亲一定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从来没有传达给我那种体会。”

他们有没有谈起过利沃夫？

“从来没有。”

利沃夫的影响呢？

“没怎么说过吧，没有。”

我问他，对战争的恐惧是否对他父亲的心理造成了负担？这个问题换来了诧异的表情，然后是沉默。“这个问题有意思，”他说，“但是没有。”“他对那些事守口如瓶。也许他和我妈妈分享过，但波兰发生的事情完全被隔绝在外。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伦贝格的情况。他找了些别的事情来谈。”

我继续追问。

“怎么说呢，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期，”伊莱最终承认，“他预感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但并不确定一定会发生，或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他父亲出于保护的原因，让自己与世隔绝。伊莱解释说：“他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试图劝说父母搬过来。他们偶尔有信件来往，但是，唉，很可惜，我们没有保存下来。他没有回波兰去看他的父母。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与世隔绝”，但他与父母的关系可以算得上是一种隔绝，虽然我知道他非常爱他们。我怀疑他和母亲是否坐下来讨论过‘我们应该把这事告诉儿子吗？’。”

那他有没有谈起他过去在波兰的生活？

“没有。关于那个家庭的唯一信息是，他在波兰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他会带领我们过逾越节，用传统方式歌唱，我很喜欢那样，旋律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但是我不记得任何有关他的波兰生活的实质性谈话。”

从来没有过？

“对，从来没有。”

伊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很忙，一直在忙工作。”接着发出一声疲惫、轻微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