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行政精神的类型学考察
从公共行政的二重性出发，我们可以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行政精神的内涵。公共行政技术化的一面所追求的是理性精神，一种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科学精神、专业精神、客观精神；而公共行政价值性的一面所追求的是一种伦理精神，一种价值精神，这种价值精神强调行政主体的主体性、反思性，强调他们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动性与服务性。从行政管理的历史演进考察，根据技术性与价值性的两面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具体构成，行政精神相应地发展出经验性的行政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和超理性的行政精神三种基本类型。
一、经验性的行政精神
农业社会政治与行政混沌一体，政治、行政、宗教、道德等都处于一种未分化的状态，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尘世政府就是神权政治，统治者也就是高级僧侣或上帝；国家制度和立法同时是宗教，而宗教和道德戒律，或更确切些说，习俗，也同时是国家法律和自然法”17。虽然行政管理以某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但这种所谓的行政一方面仍处于未分化状态，另一方面注定了不过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政治本身一样都是为最高统治者的统治而服务，因而农业社会的行政管理就其实质来说，属于统治行政。在政治与行政未分化时的统治行政中，行政管理必然以国家统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统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基于个人经验的治国术。这样，就农业社会的行政精神来说，它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是一种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经验基础上的非理性的行政精神，这种行政精神既无价值，也无理性。
尽管农业社会也出现过像中国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所谓的“盛世”，但都回避不了一个问题，即它们的主要统治形式是皇帝或国王的专制统治。为了维护皇帝或国王的专制统治，政治必然是强权式的。为了论证这种权力的合法性，统治者往往将自己神化为某种神秘意志的代表者和这种意志的唯一解释者。由于拥有某种神圣的权力解释权，专制统治下的统治者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利。由于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权力意志至高无上，他们往往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变得肆无忌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思俄国的专制统治时曾这样说过，“当一个人有了主导其同类一切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时候，当一个人将另一个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境地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要为非作歹。暴政是一种习惯。最终会转化为一种病症。本来顶好的人却变得如野兽般残忍。嗜血、精神被彻底扭曲，而这反而成了取乐的手段”18。
既然强权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且强权政治下的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都极力为自己的统治罩上神圣的光环，即把自己打扮成某种神圣力量的化身，并且独占了这种神圣意志的解释权，从而使自己的权力意志具有了合法性。因为这种权力的至上性，所以强权政治下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必然是任性和随心所欲。正如弗格森所说：“每个权力代表同样也是按这一指导性准则办事。被激怒时，他会出击；高兴时，他会施予恩惠。在与税收、司法或警察相关的事务中，每个省长就好比是身处敌国的将领。他来时全副武装，以杀人放火相要挟。与其说他在征税，不如说他是使用武力敛集贡品。”19由于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受任何制约，因而统治者在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往往会兴之所至，随心所欲。
由于权力在整个社会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因而，对强权政治下的被统治者来说，其主要原则就是服从。“臣民们被告知，他们没有权利，不能拥有任何财产，在没有征得乖戾易变的君主的同意时，不能占有任何职位。这些信条是建立在征服的普遍原理之上的，它们必须在鞭子和利剑的胁迫下反复灌输，它们只有在锁链和关押的恐惧中才最能够为人们所接受。”20借助于国家暴力机器，统治者在使用权力方面得心应手，权力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便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可能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对被统治者来说，他们只能是强权统治者的臣民，他们的唯一原则就是服从。
强权政治下整个社会的治理都寄托在统治者个人身上，这意味着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出色的才能或者具有良好的美德，要求统治者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我们知道，权力意志式的统治或管理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经验，而经验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偶然性，这使得这种统治或治理也就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国家或政府往往会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变化而陷入周期性的混乱之中。因而，我们看到，把政府治理的基础完全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使政府本身变得非常虚弱。
更为重要的是，经验是过去生活实践的积累。经验使人们生活于常规之下，从而使人们变得习以为常，进而在行动中变得不假思索。这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遵从传统。正如弗格森所说：“仅仅习惯于墨守成规的政治家和军队将领一旦失去他们习以为常的规则就变得手足无措，一有风吹草动就对国家完全绝望了。他们只善于沿着一条特定的轨道绕圈子。一旦被拉下马，他们在现实中就不知道如何和他人打交道了。”21杜威对习惯的局限性也有过非常精彩的解释。“习惯是把心灵之眼限制在前面路途之上的障眼物。习惯禁止思想从它当下所从事的活动中偏离出来而进入一个更复杂、更生动但与实践无关的视域之中。在习惯的范围之外，思想在混乱的不确定性中摸索前行；然而，在常规中逐渐完成的习惯是如此有效地监禁着思想，以至于思想不再是必需的或可能的了。墨守成规者的道路，是他无法跳出的壕沟；壕沟的边沿禁锢着他，并且如此彻底地指引着他的路线，以至于他不再去思考他的路途或目的地。”22习惯与传统是过去经验的积累，从而成为常规。仅仅就这一点而言，如果生活中出现的某一事件一旦脱离了常规，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仅仅靠经验就无法有效应对了。
强权下的政治统治，其核心在于权力，政治生活的关键就是争夺最高权力。在农业社会中，夺取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以强权方式进行的，而为了维护和巩固这种政治统治，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往往通过炫耀权力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因而在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中，作为政治附属物的行政管理中不可能孕育出普遍的行政价值。统治行政下的君臣关系及上下级关系，就其实质来讲，是一种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主奴关系。因而，这种强权式统治是为维护少数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无法也不可能承载我们今天所共享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政治价值，因而也谈不上所谓的相对独立的行政价值。如果说有行政管理，那也不过是强权统治所带来的副产品。
农业社会中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或国王身上，以此为基础，大大小小的官僚在其统治范围内成为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基于个人经验进行管理，因而在管理过程中必然表现出经验性、随意性与盲目性。正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描述的法国统治者一样，“全部政治系统只维系在查理曼一人的权力和伟大以及他个人高贵的心灵”，虽然有下级的忠诚与服从，但这种忠诚与服从不是建立在现代公民意义上的对于国家的忠诚与服从，而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对于统治者个人的忠诚与服从，因而这种管理与服从虽然有着表面上的秩序与权威，但由于它执着于特殊性、主观性，因而经常为偶然性、反复无常和暴行所左右。23大小官僚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或凭借前人的经验进行决策。既是个人经验或前人经验，自然会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因为它的主要依据就是官僚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取代管理过程中所必需的科学论证及应有程序，仅凭个人好恶，既不对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也不对这种随意决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评估，因而决策必然是随意、盲目的。同时，农业社会的行政管理也缺乏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就拿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来说，它只是一种基于官僚录用所必需的资格考试，主要考查一个人为官所必需的人文知识，它没有也不可能涉及现代行政管理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经验型管理是适应农业社会公共事务非常简单的情况而产生的一种管理方式。所以在农业中统治行政下所养成的行政精神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行政精神，或者说是经验性的行政精神，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还有行政精神存在的话。在社会一切都还处于混沌未分的情况下，国家的统治行为中也蕴含着最初级形式的行政管理，在这种行政管理实践基础上所生成的行政精神当中包含着行政精神后来发育的因子，只不过这时理性化及价值性的内容都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
二、理性化的行政精神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近代以来，社会经历了一个祛魅化的过程。24世界的祛魅即意味着社会的理性化，这意味着社会不再匍匐于神性或某种神秘莫测力量的控制之下，人们在理性的指引下，力图按照理性来精确地解释和认知他所生活的世界。
理性精神在这里被化约为一种计算能力，一种对事物之间因果规律的追求。在其本质上，理性意味着在纷繁复杂的事物当中寻求一种确定性，寻求一种确定性的知识，它倾向于把世界知识化，而且这种知识仅仅是一种特殊知识——技术的知识。因而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理性主义就走向了技术化的道路。它企图把一切都化约为技术化的知识，因为这种技术化的知识恰恰与确定性可以画等号，与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相合拍。“技术和确定性在他看来是不可分隔地连在一起的，因为确定的知识，在他看来，是不需要在它自身之外寻找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贯彻始终的知识。”25技术的知识就是这样的知识。技术化的知识，其优越性就在于它从纯粹无知中产生，可以被精确认识，确立为普遍化的规则，甚至可以被培训、学习，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力量。
受这种理性精神的影响，公共行政也变成可以理性化的。因为工业社会中公共行政更多的是提供服务而不是统治与管理，像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卫生、就业等问题具有技术性的特点，因而需要按照技术的逻辑来思考、来处理，也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专家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管理是可以而且应当理性化的。公共行政首先被当作可以寻求确定性，可以排除偶然性的领域，而且是最为可靠的领域。因为它有一个可靠的载体，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在韦伯看来，发育成熟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因其所能提供的精确、稳定性而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成为工业社会广泛采用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组织形式。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它排除了农业社会中基于官员个人意志的任性，确立了普遍有效的规则的统治；另一方面它排除了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主观性，不“看人办事”，不因人而异，提供了稳定的、可预期的规则化管理。
现代行政管理的理性化从两个方面得以继续发展。其一，公共行政的专业化。如前所述，农业社会中社会公共事务比较简单，不需要也没有发展出专业化的行政管理来。不同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社会事务日益纷繁复杂迫切需要专门的组织来从事社会各组织的协调与管理，这个专门组织就是政府；另一方面，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也在政府行政内部得到体现，这就是政府内部的职能分化与日益专门化，政府以其专业化管理来回应社会生活中日益发展的要求，这种需求促使行政管理的专业化与专门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说：“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职业专家集团的影响，这些专家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健康专家、系统分析师、政策分析师、规划师、电脑专家和经济学家等。”“政府创造了职业化，它让职业具有合理性，它支持所有形式的职业化努力，它雇用数量永远在增长的职业人员。职业专家为公共机构提供了知识、培训和领导；影响着公共政策进程；决定着许多公共机构的结构。在公共服务中，职业专家获得权力的途径显然是由于他们所受的专业化培训和拥有的知识。”26
其二，公共行政中的技术主义与管理主义。技术是近代理性主义的本质。对行政管理来说，理性主义的实质意味着行政管理可以被技术化，可以成为知识化的领域。当威尔逊清晰地表达出政治与行政二分时，他所想说的实际是，行政管理是一个事务性领域，是一个技术性的领域，是与政治、价值无涉的领域。因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当中所遵循的是技术的逻辑。正如威尔逊在其论文《行政学研究》中所指出的：“如果我看到一个杀气腾腾的人在敏捷地磨着一把刀子，我可以借用他磨刀的方法，而用不着借用他可能用刀子犯谋杀罪的动机。同样，如果我见到一个彻底的君主主义者很好地管理着某一个公共机关，我可以学习他的办事方法，而无需改变我作为共和主义者的特点。他可以为他的国王效劳，而我却将继续为民众服务。但是我却希望能象他为其统治者服务那样为我的统治者服务。”27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威尔逊实质上是把行政管理当作一种技术性的东西来看待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为不同的国家、为不同的统治者服务。借助于韦伯的现代官僚制这种高度技术化的组织载体，行政管理的技术性一面得以充分发展起来。此后，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执行政治意志，即如何既经济又有效率地完成政治命令或者政治任务，行政管理的技术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是行政管理内部的职能分工以及行政管理本身的专业化。行政管理的职能分工则是理性化行政的进一步深入。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28。古利克则在法约尔的基础上，把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五项拓展为七项，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POSDCRB。29法约尔、古利克等关于管理的五要素说具有经典性意义和深远影响，此后，行政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也是在这五种职能基础上的深入与细化。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以及日益纷繁复杂，人事管理、财政管理、审计管理等专业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部门与领域逐渐发展起来。至少后来的管理以及行政管理中的管理过程学派都是按照这五种要素来进行管理或行政管理，即使到今天，行政管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基本上也还是按照这种职能划分来进行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行政管理学科的繁荣以及行政管理学科之下众多分支学科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理性化行政及理性化行政思维的产物。而当代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使行政管理更加醉心于技术化的追求。
建立在理性设计基础上的现代行政，从工业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得到充分的营养，并且顺应这种社会发展要求，得到充分发展。而这种理性行政的发展也必然会在其中孕育出相应的理性精神。只不过，这种理性精神是片面发展的理性精神。其实这种片面的理性精神在威尔逊、古德诺二人对政治与行政的二分中就埋下了伏笔。当行政管理祛除了价值负担，变成一个纯粹的事务性领域后，行政管理当中所孕育的精神只能是一种得到充分发育的工具理性精神。这意味着，管理行政之下的理性精神“将公共行政看作是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应该应用科学的方法来决定程序、解决问题、测量效率和生产力，以及做许多其他应该做的事情。管理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客观和公平地解释行政现象，并致力于控制组织活动中出现的不理性的政治和人类行为”30。
正因为如此，建立在理性设计基础上的现代管理行政，倾向于一种封闭的管理，把行政管理当作一个封闭的体系，排斥民众的参与。“效率、工具理性、职业主义、实证主义的和功能主义认识论以及管理领导力均是主流公共行政的根基”，它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经济、效率、绩效、目标维持和冲突管理”上，但恰恰是这种理性化设计，忽视了行政管理中的民众参与，它把民众看作只是被动接受政府管理与干预的实体，根本不去回应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31
现代理性行政体系尽管排除了行政人员个人的主观任性，带来了行政管理中的普遍性、确定性，但是这种普遍性与确定性是以牺牲行政人员的主动性为代价的。在充分发展的现代官僚体系下，我们所看到的是行政人员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被扼杀了。“官僚主义者关于他们的工作虽然有着非常狭隘的观念，但却坚持认为这种工作是重要的。他们坚信他们的职责就是提供有效率的服务，他们的技术理性和精确测量显示了他们对其职业的献身。”32在这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中，他们成为无反思的、无批判性的存在，他们是一群有技术效率的、盲目效忠的、无批判的存在者，这使他们在行政管理的日常性工作中，成为无反思性的、无批判的个体，他们仅仅是政府及其行政管理中的“行动的主体”，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头脑的。33
不仅如此，片面的理性化行政以及贯注其中的工具理性精神，一方面造成行政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知识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导致行政管理中的管理主义。如前所述，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不断趋于加深的社会，表现在行政管理当中，就在于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而产生众多需要行政体系进行管理与协调的领域，进而在行政管理内部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与知识化特征。问题在于这种专业化与知识化恰恰立足于本领域或本部门内，因而从社会整体来看，也就意味着是“碎片化”的，它仅仅是站在本部门内去占有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行政人员确实是“专家”，但这种专家的知识必然是不充分的，缺乏对所管理的对象及问题的整体化了解及把握，进而也影响了对所管理的公共事务的反应与判断，从而导致我们所熟悉的本位主义与部门主义。从其知识根源来说，就在于这种因为部门分工而产生的“碎片化”知识的泛滥。
按照自然科学的思维去理解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对行政管理领域作“碎片化”理解，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倾向于以一种工程主义的思维去解决问题，但是这种工程化的理解及解决至少产生了如下结果：越来越多地运用理性和工具的方案来解决行政管理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集中政策制定以及对人文与价值的有意无意的忽视。34我们当下所经常看到的“重点工程”、“形象工程”等其实就是这种技术主义致思的结果。
三、超理性的行政精神
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要求有与之相应的行政类型，也要求有与该行政类型相适应的行政精神。作为对理性行政精神的超越，超理性的行政精神建立在后工业社会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它要求行政实践重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行政关系的核心是如何满足后工业社会人们的差异性存在，从而使行政实践在开放性中凸显出其价值性的一面。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历史地提出了行政精神的价值性的一面，这种价值精神确切地说，就是要求行政管理具有一种伦理精神。
后工业社会的充分发展，历史地提出了服务行政的要求，也使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得以凸显，这种价值精神是公共行政原来所具有的，只不过，在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要么被遮蔽，要么以扭曲的形式存在。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却要求价值因素的介入，而且这种价值因素不是政治价值，而是一种道德价值。”如果说政治价值是一种外生价值的话，那么服务行政下的道德价值则是一种内生价值，它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为的直接依据。35后工业社会服务行政的日益发展，历史地要求公共行政内生价值得到充分展现。这种内生价值的要求，首先来自于行政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贝尔的话来说，农业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竞争，因而它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为中心；工业社会是人与加工过的自然界之间的竞争，因而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后工业社会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它以如何有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36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核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管这物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它主要面对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社会的关键是如何围绕人的生活需要而展开，即根据社会所能提供的保健、教育、娱乐等社会服务来确定的。显然，这些用以促进生活质量提高的公共服务都与政府有着很大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以什么方式来提供，是由政府自己独自提供，还是由社会来提供。
行政管理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的历史性变化，使得服务型政府成为必然，进而也使行政精神中价值性的一面得到充分呈现。这种价值精神首先就在于公共行政对人的重视。如前所述，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人们主要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人也被当作物来看待。工业社会中“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它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协调，适应这种流水线式整齐划一的生产需要，韦伯式的官僚制恰恰满足了这种要求，从而使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在这样一个科层化、组织化的世界中，不仅行政管理对象被当作物来看待，甚至科层制体系中的行政人员也是被当作物来看待，他们只不过是整个官僚制机器高效运转、精密协作的一颗颗螺丝钉而已。而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行政管理所要处理的核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以什么方式为人的生活与发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的问题，对此的答案是要以人的方式来对待人。这是行政管理价值性之所以在后工业社会凸显的历史支点。
后工业社会把人作为行政管理的起点，这里的人不是抽象化的人，不是自然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去理解的人。而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人时，自然而然地要求行政管理重视人的差异性。这意味着行政管理者不再居高临下，而是在与他人的共同交往中去理解他人的处境，这种处境显然不可能是齐一化的，而是差异化的。正是在差异化理解中，行政管理者才能真正了解被服务者的需要是什么，也才能确定以何种方式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在这里，需要倾听，需要在非中心化的场域中去关注行政关系的这种历史性变化，需要行政管理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种变化，即要求公共行政不再以权威方式来建构公共行政实践，而是以服务的态度来建构行政实践，不再致力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而是从生活政治的维度去理解后工业社会行政实践的历史性变化。
后工业社会行政精神对价值、伦理的关注，还意味着需要发掘行政管理者的主体性。在农业社会中，皇帝与官僚、上级与下级之间是一种主奴关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在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工业社会虽然以主体意识的确立为前提，也恰恰依靠这种独立的主体意识获得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但在行政管理领域，恰恰相反，行政人员不可能拥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不可能有所谓主体性的获得，他仅仅是被动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是一个“行动着的主体”，但这个“行动着的主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是无头脑的。当后工业社会服务行政历史性地出场之时，也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以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出现，意味着它必须获得主体性。“在政府及其公共行政是一个相对纯粹的行动领域的时候，按照科学化、技术化的路径加以建构是合理的。”“然而，在政府拥有了主体性的时候，就必须同时拥有价值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的主体性恰恰是由其所拥有的价值因素来确定的，是价值因素赋予了它主体性。”37正是这种主体性的获得，使行政人员不再亦步亦趋，而是根据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创造性地去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主体性的获得，使行政人员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反思性。行政管理并不是理论的思辨，它是一个行动的世界。而工业社会中的管理行政将行政人员设计成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命令执行者，因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行政管理者注定是一群无反思能力、缺少批判性的人。他们是具有技术效率的、盲目效忠的、无批判性的群体，在刚性的官僚体系内从事着日常性的、惯例性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但是，作为一个提供差异性服务的领域，服务行政要求行政管理者是反思性、批判性的。“公共行政管理者的行动总是要求反思式判断，即什么是‘合适’的行动？我对管理的责任是什么？我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行动对于我所服务的公众意味着什么？”38行政人员需要将反思置于行政管理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来理解，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来建构行政管理实践。这种反思“不应该被限定在一种智力和个体基础上的实践，它不仅仅包括个人在组织世界里审视他或她存在或批判知识和方法。相反，反思应该植根于生活经验，并承认我们通过与周围的其他人互动来建构我们的社会世界”39。
强调后工业社会服务行政条件下行政价值精神的历史性生成及其丰富内涵，并不意味着公共行政的技术性的一面不需要了，也不意味着公共行政实践中不需要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如果说，技术与价值在农业社会统治行政中以原始的方式统一起来，行政管理或者治理国家被当作一种艺术性操演，工业社会中的行政管理以科学精神与价值精神的分离为代价，使行政管理沿着技术的逻辑得到片面发展，那么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的历史性生成，则为公共行政技术性与价值性二者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性机缘，也使得行政精神的两个方面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得到完全呈现。服务型政府“把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与价值追求统一起来，甚至让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价值理念”40。这里的关键在于，后工业社会中服务行政历史性地提出了行政精神两个方面——技术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要求，而且也为二者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机缘。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历史演进，在某种意义上是历时态事件共时态发生。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既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因素，又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因素，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因素杂陈其间，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建构性的，又是演进性的。换言之，共时态因素的广泛存在使社会建构成为必要，历时态的因素则需要社会自身有内生的东西从中生长出来，否则建构也不会成功。具体到行政管理来说，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还没有实现，行政管理的法治化、规则化还远没有实现。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工业社会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即理性官僚制中需要被否定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面向未来的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服务行政的产生及其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能否以及是否可以超越理性化行政而直接进入到服务行政的进程中，是否可以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理性化行政中的合理因素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从我们的理论推演来看，从公共行政的二重性出发，服务行政下的行政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价值精神的高度统一与融合，这就意味着科学精神中所蕴含的专业精神、理性精神及客观精神仍然是服务行政所必需的，服务行政并不排斥科学精神、理性精神，相反，它还要求价值精神统摄科学精神。“把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与价值追求统一起来，甚至让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价值理念。”41因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需要我们在实现公共行政的多重跨越中，高度重视公共行政理性化过程中所养成的科学精神，即公共行政的理性精神、专业精神及客观精神，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迈向更高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