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京城深造

一、阵地练兵

“五办”的工作结束于1956年8月。那些被临时抽调出来的人员，同时返回各自的原单位。

我仍然回到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部。

正在这个时候，湖北省明山水库工程指挥部成立（以下简称“指挥部”）。这个水库工程由湖北省水利厅主管，黄冈专署主办。地址在麻城县城西南15公里的白果区明山乡。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包括领导人员和一般干部，由湖北省、黄冈专署和麻城、新洲两县抽调。指挥长是湖北省水利厅厅长涂建堂，副指挥长由黄冈地委副书记刘敏担任。后面还有两位副指挥长——黄金彪和员兴盛，分别分管施工和后勤。而麻城、新洲两县抽出来的县级领导副职，分别担任指挥部的中层领导——包括政治处、工程处、物资处和后勤处。

不到两个月，指挥部的人员，很快达到200多人，成为深山里的一片热闹天地。明山脚下，一下子由千年沉寂的土地，变成了万千群众战天斗地的“大营盘”。

麻城县抽调的人员，以县委副书记孙少枫为首的4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水库工程于1957年10月1日，举行开工典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喜庆日子。这一时刻，不仅记入湖北省水利建设的史册，也记入共和国水利建设的史册。

那天，古老的明山，晴空万里，阳光格外灿烂。水库工地上，万头窜动，万众欢呼，与天安门的国庆庆典，遥相呼应——那真是大地欢腾，人心振奋，感天地，泣鬼神。那是山沟里从未有过的喜庆。

明山水库的建设，是鄂东地区的一件大事，更是麻城、新洲两县人民的大事。水库以防洪灌溉为主，建成后可减轻下游1.5万居民长期饱受旱灾之苦，还可兼顾养殖、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

沉睡了万千年的明山，从这一天开始，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向人们献宝。当时还不是机械化施工，靠的是“人海战术”：人们用扁担箩筐挑泥、挑石、挑沙，用手推车运物送料，靠肩扛手提拼搏……工地上，夜以继日地穿梭着400多人。那广播的喇叭声响，昼夜不停；肩挑手提的人们，高声呼喊的“哦呵”声，此起彼落。

这一切，汇聚成一首首劳动者高亢之歌。

引人注目的是，水库建设工程聘请了苏联专家作指导。大坝的建筑，采用苏联的“管柱施工法”——当时号称“土洋结合”的试验场。工地上打桩机器的轰鸣声，日夜不停地奏着动人的乐章。

所谓管柱施工法，就是在建筑大坝的地方，搭起作业平台，在平台上的圆洞空间处，从地上往上面，笔直地浇灌着钢筋水泥混合土柱子。这柱子直径达两米多，柱与柱之间，“镶着公母榫”，使管柱下沉时，左右能够被“锁住”。

管柱置放处要彻底“清基”，从河面一直挖到岩层深处，以保证管柱“沉入”坚固的岩石之中，起着“铜墙铁壁”的作用。

为适应工程建设的需要，工地随即成立《明山工地》报编辑室。主编为程之光——他是中共新洲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报纸编辑室共5个人，我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其余人员还有麻城县文化馆的余质彬，新洲县委办公室的程益臣，部队营职转业干部钟育之。5人之中，我的年龄最小。

我们5个人都没有办过报纸，但都被称为“笔杆子”，只不过都写过一些文章罢了。我们这5个人，每天出去采访时是“记者”，回到办公室则是编辑。

《明山工地》报是内部发行。报纸每星期出1期，四开四版。每期的报纸编好后，要送到麻城县印刷厂印刷。每期报纸印1000份，除发到明山工地各部门外，还发往全国各地在建的水库工地和地级以上的水利行政部门。由于报纸是铅印的，纸质又较好，每期的报纸一到达读者手里，不禁使人眼前一亮，好评如潮。

根据分工，我和余质彬除担负采编任务外，还轮回地跑麻城印刷厂。我每隔一个星期，将稿子和画好的版样送到印刷厂，再把印好的报纸运回工地。

真想不到，就是《明山工地》报——这样一个不知名的阵地，竟然成为我走向“职业新闻生涯”的演兵场。

这个演兵场，天地广阔，任由自己驰骋。当时我就开玩笑似地说：这份小小的工地报纸，是个“筐”，你有多少心爱之作，尽管往里面“装”。此话一出，周围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无不点头应“是”，喜不自禁。

在这块“园地”上，我写的不同体裁的文章和报道，数以百篇计。那是“见报率”最高的一段岁月。许多篇章，在当时被口口相传。记得《繁星落明山》——对水库施工夜景的描写；《伟大的一年》，对一年来工程进展的记述；《在见岩的日子里》，对“清基”工程艰苦卓绝事迹的报道；还有《管柱长城》的通讯……一篇又一篇尽情“挥洒”的篇章，都给工地建设者们，留下了不可泯灭的记忆，也成为当时大家喜悦的谈资。

与此同时，我还经常给《湖北日报》投稿。1958年的1月到8月，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我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包括新闻照片，在《湖北日报》上见报。一篇题为《挖井》的3000多字的小说，在该报副刊《东湖》头条位置上刊出后，我莫名其妙地迎来了一顶“作家”的桂冠。

后来，程之光同志被新华社调去当记者，《明山工地》报主编的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了。这个时间，定格在1958年的10月。

二、蛇山备考

明山水库主建项目于1959年3月基本竣工。接着进入文字总结阶段。指挥部决定把总结印成书，作为水库文化建设项目，载入史册，让其传之久远。

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明山水库党委十分重视与支持。书名确定为《明山水库》，分上下两册，用彩色印制。

按照分工，技术处负责施工技术方面的总结；而党、政、工、团和后勤管理方面的总结，则由我和后勤处副处长考静波完成。我和考静波接受任务后，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一部分总结的撰写工作。技术部分的总结也如期完成。总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编辑工作也得心应手——材料丰富，图文齐全，材料的挑选性很大。

4月下旬，我和考静波被派往武昌，带着所有稿件，到省水利厅招待所住下来，完成《明山水库》的编辑、校对、印制的全部工作。

正当此时，我向考静波同志透露一个“秘密”:“我说，考静波同志，今年7月，我要考大学。”他一听，立即从座位上腾地站了起来，同我紧紧地握手，喜形于色地表示出祝贺与期待。那神情，十分令人感激。

接着，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明山水库》的这份儿差事，全部由我来完成，你全力以赴地去备考好了。祝你考个‘状元’，那将是我们明山水库的光荣和骄傲。”

“你一定会成功！”

我不禁潸然泪下！

5月1日，劳动节过后，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全部交给考静波同志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考之中。

每天上午8时30分，我准时从水利厅招待所出发。早餐时顺便买上两个馒头和几块咸菜，提着一只装着开水的军用水壶，背上当年高中课本——语文、历史、地理，还有笔记本和一些从报纸上剪下的、有关高考的学习资料……那背包，鼓鼓胀胀，足足有两三公斤重。我每天坐上公共汽车，来到武昌的蛇山，在一棵大枫树下，摆开了学习的“战场”。中午啃完馒头后，稍作休息，便立马拉开架势，继续我的“攻坚战”，学习到下午5点30分，天天如是。除雨天外，我整整坚持了两个月有余。此时，所带的书籍、资料，不止学了一遍，有的“啃”了好几遍。至此，自己有点信心满满的味道。

再说说，我这个考大学的秘密吧。

那是1个月前的4月初，我看到《人民日报》上登出的一则招生广告，这广告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广告上说，中国人民大学将在湖北省进行“内部招生”。有意考该校的在职人员，可经本人申请，由单位组织批准，即可于当年7月7日至7月9日，在武昌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单独招生考试。

看到这则广告后，我立即给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写信，索取招生详细事项的资料。不几天，得到了该校的回信，并寄来一份“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上，列出了当年在湖北招收学生的“学系”，有新闻系、哲学系、历史档案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系、国民经济计划系……招本科7人，专科5人，总共招12人。其中新闻系招本科生1人、专科生3人。

考试时间为7月7日至7月9日，考试地址在湖北大学校内。

听说，6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老师即已到达武昌。其时，我正在湖北省水利厅备考。

一天上午，我从省水利厅赶到湖北大学，很快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老师。这位老师姓宋，我称他宋老师（事后得知名为宋瑞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学老师，很是惊喜，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宋老师约摸40多岁，是个高大个子，一副慈善面孔，笑容可掬。他立即同我握手，并轻轻地拍着我的手背，示意让我坐下。

他看了我的工作证，问了一些我个人的情况。随即我把我的单位介绍信交给宋老师。宋老师看到我所有手续齐全，随即给我办了“准考证”。很庆幸，我的准考证，是中国人民大学“鄂字第001号”。我拿到准考证后，心里暗暗庆幸：“001号”，多好的号码哦。这是一个催人向上的号码！

与此同时，宋老师交给我一张考生“志愿表”。他还说，一个人可以填写12个专业志愿。

三、不变的“十二个志愿”

从宋老师手里接过准考证和志愿表，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这两样难得的东西，放入挂包的最保险之处，高高兴兴地回到水利厅招待所。

考静波同志看到我的高兴劲儿，问明情况后，一把将我拥入怀中，连连地拍着我的后背，久久说不出话来，我也只是一个劲儿地抹着泪。

是夜，我和考静波同志一起，认认真真地填起志愿表来。他鼓励我填报新闻系。

这恰恰是我的心愿，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专业心愿。

深夜，我在明亮的灯光下，一字一画地填起志愿表——

第一志愿：新闻系；

第二志愿：新闻系；

第三志愿：新闻系；

第四志愿：新闻系；

第五志愿：新闻系；

第六志愿：新闻系；

第七志愿：新闻系；

第八志愿：新闻系；

第九志愿：新闻系；

第十志愿：新闻系；

第十一志愿：新闻系；

第十二志愿：新闻系。

这张志愿表上，全是新闻系。

第二天一大早，我连早餐都不想坐下来吃，在水利厅食堂匆匆买了两个馒头，就转身直接往湖北大学奔跑。

当我到达湖北大学时，宋老师还在食堂吃早餐，没有回到办公室。不一会儿，宋老师回来，一下子看到我：“哇，这么早呀，小伙子！”（当时我刚满23岁）

我恭恭敬敬地把志愿表交给宋老师。他一边往办公室走去，一边看着我的志愿表。一回到他的临时办公室，宋老师坐定后，一直笑个不停：“有意思，有意思！”他看到我填的12个志愿都是新闻系，说：“想当记者的决心蛮大的呀！”

于是，宋老师叫我回去好好准备，到时认真考好就是。

四、录取通知

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一份转变我命运的“文书”。

1959年8月26日。印着“中国人民大学”白纸红字的信封，飞落到湖北省明山水库工程指挥部的简易办公楼中，随即邮递员小林把信送到了我的手上。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撕开了信笺——

哇，《录取通知书》！

此刻，我的喜悦无法形容，只觉得眼前一亮，差一点跳了起来。瞬间，便想起那句令我无法忘怀的讥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曾经刺痛过我心窝的“狠话”，在我心中憋了好几年，今天终于由长期的梦幻变成了眼前的现实。心想：我成功了啊！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我真的吃到‘天鹅肉’了哇！”

在明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黄金彪的授意下，工地广播站广播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指挥部的刘光耀同志，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了啊！这是他本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指挥部的骄傲！我们向刘光耀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祝他鹏程万里，为明山争光，为国家争光！”

这广播，一天早、中、晚播出3次。广播中那抑扬顿挫的声响，一遍又一遍，遍遍使我无比激动，但遍遍又让我于心不安——受之有愧呀！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广播站的同志致谢，更不知道怎样给他们“提个醒”——“不要再广播下去了哦！……”

是夜，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长黄金彪、副书记员兴盛、办公室主任程式，一起来到我的宿舍，特别向我表示祝贺。一时间，弄得我手脚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泣不成声，场面有点尴尬。

黄金彪书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像父亲叮嘱儿子那样：“小伙子，你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对这里不必难舍难分哦。你这一去北京，像鸟儿飞向天空一样，那是‘天高任你飞’呀，前程远大。你要为你的前程发奋读书，为国家发奋读书。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才哦！”

正当此时，副书记员兴盛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党委给你的一点心意，以资补贴。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明山就是你的家呀。”（后来拆封——内装40元人民币）

接着，程式同志拿出一双崭新的军绿色球鞋，说：“办公室的同志们委托我将这点小心意送给你，希望你不要忘了在明山的岁月，不要忘了我们的战斗友谊，顺祝你脚踏实地走出一条理想的大路来！……”

第二天（8月27日）上午10时，我正式向明山告别。离开这块我工作过18个月的热土，走向未来……

办公室派了李旭渔同志，分担着我的行李和书籍，陪送我返回麻城县城。此刻，指挥部在家的十多位同志，都到办公楼大门前，热情地同我一一挥手，大家无不显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

五、意外关卡

回到麻城县城的当晚，我到县委组织部去转党的组织关系。因为当时明山工地指挥部党委是临时组建的，我担心它不能直接对外，所以持着明山工地党委的党员介绍信，到麻城县委组织部换取党的组织关系，并请他们把我的人事档案（我去明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工作时，我的人事档案仍然留在麻城县委组织部保存），按中国人民大学的要求转去学校。

接待我的是胡先炫同志。他当时是组织部的干部干事，也是我在组织部时的同事。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又看了明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党委开出的“党员组织介绍信”，迟疑了一下，说：“你考大学，游部长（指县委组织部部长游弟波）知不知道？”

我说：“是经过县委批准的呀。”

他又说：“你本是麻城的干部，去明山工地工作，是去支援工程建设的。现在你要离开麻城去北京读书，我还是再请示一下游部长为好。”

不一会儿，胡先炫同志回来说：“游部长说，你考学的事他不知道哦。”

我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话哦，是借机卡我！”随即，我对胡先炫说，不让你为难，今天不给我转党的组织关系，那就算了，我不要了。我想，凭着录取通知，我也可到北京去。

当此之时，我的爱人朱菊君（我于1957年4月结婚），立即阻止我说，还是转好“关系”哦，不要把事情弄僵！

紧接着，胡先炫又说，“你考学的事，县委领导还有谁知道？”我说，办公室陈国昌主任也知道。胡先炫一听，转身跑去问陈主任。

陈主任反问胡先炫：“考取了没有？”

胡答：“考取了！”

“考取了，就让人家走嘛！”——陈主任最后的一句“拍板”语，起了解决问题的决定性作用。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弄了一个多钟头，才好不容易给我转了党员组织关系。

我带着一肚子的“问号”，离开了县委组织部——这个我曾经工作过近3年的地方，挥别了对我或关心或妒忌的同事们。

六、进入京城

1959年8月28日，我从麻城乘汽车到汉口，再转当天晚上的火车北上——车头朝北方，奔向“京城”处……

一个梦想的天地，一个求知的岁月，正在向我招手！

经过一天两夜火车上的期盼煎熬，8月30日早晨8时30分，我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一出火车站，抬眼张望：“哇！”那高大的建筑，那宽阔的街道，那车水马龙的市景，那行人千姿百态的身影……让我眼花缭乱。眼前的景象，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见。

此刻，自己的心境，比“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复杂、惊喜”多少倍！

来到火车站广场。广场上扯满了首都各高校迎接新生的横幅标语，眼前一片红色海洋。那些横标，在初秋微风的吹拂下，犹如主人热情洋溢地摆动“身姿”，都像在“招手”“说话”一样。我似乎听到一遍又一遍悦耳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亲切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横标，足有五六米长；红布上的白字，格外地显眼。它像一块磁石一样，一下子把我“吸入”到它的身边。我提着行李，拿出录取通知，学长们热情地同我握手，热烈地和我拥抱，并帮我拿行李，把我送上校车，朝着学校驶去。

不到20分钟，校车抵达“张自忠路一号”（也称“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里地处北京城区中心，离天安门直线距离两三公里，是一处“车水马龙”的“都市”闹区。

学校大门两旁，那红色木质圆柱，高高耸立，在阳光辉映下，光芒四射，令人景仰。

大门口两旁，矗立着一对石塑狮子，分别有两米多高；狮子都张着大口，含着圆球珠儿，似乎也在“摇头摆尾”地发出欢迎的“微笑”。

我用眼睛“一扫”——所谓“铁狮子胡同”，那狮子，其实并不是铁质的，而是石头所塑。

进入校门，矗立在眼前的，是一座三层楼的古建筑——青砖、红柱、绿瓦，古色古香。据介绍，这是学校的“小礼堂”，是当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办公地点所在。如今，它是新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日夜飘逸出朗朗的读书声。

中国人民大学的本部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以下简称“人大”）。铁狮子胡同只设有三个学系——新闻系、历史档案系、汉语言文学系；还有校属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剪报公司”。

人大新闻系是1958年由北京大学合并而来。当时全国只有两所大学设有新闻系——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另一所是复旦大学。

人大铁狮子胡同校园，除小礼堂外，其余都是一层或两层的建筑：青砖，青瓦，红色木质廊柱——是典型的土木结构。

校园内，不太宽阔的道路两旁，种着排排柳树；秋日的柳枝，身姿摇曳，别有风情。

当天上午，我到新闻系办公室，办完了报到手续；并到宿舍安顿好行囊，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处处安排得很妥帖。

至此，我如释重负，周身轻松。

是日下午，我同小老乡梁开焱一起（他是同我一起坐火车到沈阳出差，顺道到北京玩几天，住在我们学校附近），游览了天安门广场——这个令我心仪已久、曾在照片上看过无数次的神圣场所（那时还没有电视）。我们还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东西两边的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还游览了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步行观光了东西长安街街景，大饱“眼福”……我和小梁开玩笑说：今天下午，我俩差不多玩遍了“北京城的心脏”哦！

这些个所谓的“游览”，一路几乎是“小跑步”，但奇怪得很，我和小梁都不觉得累，直到晚上10点多钟，我俩才各自返回住处。

回到宿舍，我一头倒在床上，像头“死猪”一样，一觉睡到大天光。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和梁开焱赶去颐和园——以最快的速度，参观了颐和园的主要景点。然后，从颐和园沿着返回的路线，再往市内回转。途中每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们都要下来就地参观一番。我们几乎一口气参观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西郊本部）、北京友谊宾馆、五棵松海军总医院等著名景点。

人们常说“走马观花”，而我们那叫“跑马观花”呀。那是少有的痛快、愉悦的时光，令人难忘！

我想要赶在正式上课之前，痛痛快快地玩它个够。因为开学后，必将进入学习的紧张状态，就没有这样自由自在的潇洒机会了。

七、迎新大会

8月31日晚，新闻系举行迎新大会。与会者近200人。除“59级”63名新生外，还有新闻系的教职员工，以及兄弟系的代表。

会场布置得简单朴素。约50平方米、1米多高的水泥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麦克风”。台上没有椅子，发言人都是拿着麦克风站着讲话。

大会由新闻系办公室主任白玉田主持。新闻系主任安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讲话。

“老生”代表和新生代表，分别代表老生和新生发言。

安岗主任深情地说：你们这一届新生很幸运，是在国庆10周年庆典即将来临之际入校的。共和国今年是10周年大庆大喜，我们新闻系也是大庆大喜，新入学的同学们更是大庆大喜。可以说，这是喜上加喜。

根据教学要求，新闻系从你们这一届开始，本科学制由4年改为5年。就是说，你们将要“寒窗苦读”5年，方可拿到那张毕业“纸”（指毕业证）——台下一阵笑声和掌声！

安岗主任接着说，我在这里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我们人大新闻系师资雄厚，教师队伍整齐，许多老师是从北京大学过来的；北大新闻专业同人大新闻系合并，是从一年前、你们上一届开始的。

更要告诉大家的是，还有几位老师，在战争年代当过战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从事新闻教学研究，有着丰富的新闻工作阅历，有的还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今天这个迎新会，开得简朴而热烈，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这样美好的时光，相信同学们一定会刻苦学习，孜孜以求，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话音刚落，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着，是老生代表高玉宝（即《半夜鸡叫》一书的作者）致辞，他代表老同学欢迎新伙伴。他说，从今天起，新老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都是兄弟加姐妹。

此话一出，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

随即，他喜悦地说：新闻系不但吸引力大，而且意义也重大。我给大家念一首“打油诗”吧——

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念了起来：

大名报上挂，

足迹遍天下；

今朝名记者，

他年大作家。

会场上，又是鼓掌，又是欢呼，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新生代表薛元林在讲话中，一开口就是“亲爱的学兄、学姐们……”话音未落，笑声大作。因为他是“调干生”，其年龄偏大，不少从高中毕业考上的“老生”，比起这位新生的年龄还小，所以一听到“学兄学姐”的称呼，自然引人发笑。

薛元林接着说，我们新生一听学兄念的那首打油诗，就已经足够受用的了。这首诗，形象地表达了我们新生考新闻系的心愿。此刻，我和一位同学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看来，想成名成家的人，还真的不少呢。这位同学低声地补了一句，说：成名成家，无可厚非嘛！

薛元林继续说：我原来准备了一大堆的话，比起这诗的形象表达差远了，就不再啰唆下去了；我们一定朝着诗里所讲的那样，遵照系主任要求的那样，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吧。

迎新大会，在欢声笑语中落幕！

八、第一堂课

聆听的第一堂课，是《文学概论》，授课老师为马畏安。时间、地点定格在9月1日上午，“铁一号”第1教学楼一楼。

那天，北京秋高气爽，我们的校园阳光灿烂。新闻系“59级”63位新生，分为一班和二班：一班31人，二班32人。我分在一班。此刻，同学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聆听入学后的第一堂课。

马畏安老师登上木质讲台，同学们在“起立——坐下”的口令声过后，个个屏声静气，教室一片宁静。马老师点完名后，开始了自我介绍。

他说：“同学们：我是去年才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今天第一次上讲台，请同学们不要‘欺负’我！”

课堂一阵低微的笑声。

马老师给每人发了一份油印的讲义。那讲义纸质又粗又黑，有的字迹模糊不清。好在马老师并没有按照讲义“照本宣科”，而是另有讲稿。他讲课时，旁征博引，口齿清晰，娓娓道来。只见同学们边听讲，边记笔记，课堂异常肃静。

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起立，目送着马老师离开课堂。

“马老师讲得好！”

“年轻有为！”

“口齿清晰！”

“旗开得胜！”

课堂上，马老师一再提醒，按照教学要求，《文学概论》是必修课，也是本学期记分的必考课。同学们不可掉以轻心。每次讲完一课之后，马老师就布置相关的阅读书籍——古的、今的、国内的、国外的，不下十来种。

“哇！参考书那么多，怎么读得完啊。”

“大学、大学，原来是‘多学’的‘谐音’哦！”

每个班都有一个课代表。我们一班选出的文学概论课代表是刘文渊。他是成都一中考进来的高材生，一副儒雅气质。但可惜眼睛高度近视，达到近千度，真是吓死人。

他对课代表的工作，兢兢业业，经常收集同学们的意见，把意见反映到马老师那里，以便马老师在下一堂课释疑。每次如是，持之以恒，受到马老师的夸奖，得到同学们的赞扬。

进校以来，我对学习俄语倾尽了气力。每天早上6点30分，准时到操场上“扯开喉咙”放声朗读，直到吃完早餐上课。就连排队买饭时，我也拿着单词小本儿念个没完。夜晚下了自习，我还要跑到操场上，低声念它半个小时，天天如是，从未间断。

更为可笑的是，我在星期天经常跑到街上，跟着苏联人的屁股后面（那时北京街头常见苏联人），偷听他们讲话。如果偶尔听懂一两句，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回到学校时，还要讲给同学们听，还常常表示出一种得意的样儿。

记得有一次，我在东四北大街，碰上一位年轻苏联母亲，牵着一个约摸三四岁的小女孩，一边走，一边说：“马士力！马士力！……”即“好多小汽车呀，好多小汽车呀！”那时，在街上能听懂一两句俄语，那简直比吃块糖还过瘾。

其实，学俄语耗费了自己许许多多大好时光。虽然课堂上、作业中，常常得了“5分”，而实际应用却“一塌糊涂”。回想起来，实在是得不偿失。

九、“刘光耀5分！”

第一学期的考试课，就是《文学概论》，这是要记分的。其他的课，属“考查”之列，但要求起马要达到及格程度。

那是12月下旬的某一天。头天晚上，课代表刘文渊告诉我：“刘光耀，今晚我们要开个夜车，以便明天应考。”老实说，我没有课堂应考的经验，只好听信刘文渊所言。是夜，我俩熬了个通宵。第二天，按时赴考。

尽管前一段进行了复习，但一到应考还是有点紧张。

考试8时30分进行。只见教室外面的同学，个个紧绷着个脸，在寒风中有点“小哆嗦”——不知是寒冷还是有点“怯场”，那表情几乎人人一样。

老师发完试卷，作了简单的说明；然后宣布答题开始——

此刻，只听到，教室里那翻动试卷的声音，“悉悉嗉嗉”——一派紧张气氛。

同学们交卷的时间，有先有后。我是属于偏后的一个。

“哎，不管得多少分，先放松、放松再说！”

走出教室后，三三两两，或喜悦，或摇头，都在回味答题的事。一片轻松和热闹。我是属于轻松者之一——自认为答得不错。反正事已过去，是好是坏，无所谓。

此刻，大家议论到一个重要问题：即试卷上所附的那首《小草》诗，有人说，那是“毒草”——凡从高中考过来的同学，都是知道的，在高中时老师就向他们讲过。而我没有读过高中，却按照所学的评论作品的标准，把它当“鲜花”来颂扬——还在试卷上讲得头头是道呢。

同学们的议论，一子下让我傻了眼。但事已如此，只好等待结果。

过了两个星期，大家盼望公布考试分数。正当此时，忽然听到马老师通知课代表去拿考试结果。两个班的课代表都迫不及待地跑去马老师那里，很快取回考试成绩。

不一会儿，同学们围着刘文渊，静静地听他一个个地念着名单和分数。全班念完了，可就是没有我刘光耀的分数。此刻，刘文渊着急，我更是无地自容。

这时候，刘文渊拔腿就往马老师那里跑，气喘吁吁地找到马老师，说：“我们班有个同学没有分数。”（其实是因为紧张的缘故，交卷时，我在试卷上没有写上自己的名字）

马老师一听，便问：“叫什么名字？”

刘文渊说：“刘光耀！”

“啊，刘光耀——5分！”

刘文渊听后一喜，又立即拔腿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叫：“刘光耀5分儿哦，刘光耀5分儿哦！”原本是一个“无名无分”的人，这一下子竟成了个“热闹”。我也由“低头”变“抬头”，由“哭脸”变“笑脸”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全年级60多个同学都为我高兴。历史档案系的湖北老乡同学吴春芳听到后，也跑过来为我高兴。

哇，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小明星”呐！

这一“炮”，还“打”出了个“团支部书记”呢。

新学期开始后，班里的团员们，对原来的团支部书记不满意，一致要求改选，团员们都提名刘光耀。那天，17名团员投票，我和孟宪俊、许一鸣3人全票当选。

选出后的分工是：团支部书记：刘光耀；组织委员：孟宪俊；宣传委员：许一鸣。我们3人都觉得这是一份“光荣”，相约到“北大”照相馆照个合照，以作留念。

我们也真的这样干了。当年那张照片，我们3人都当“宝贝儿”一样对待。可惜，这张十分有意义的照片，历经岁月冲刷，我手头上的那一张竟然未能留下，实在可惜和遗憾！

我们3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后来，孟宪俊同学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和新华社瞭望杂志社总编辑。许一鸣同学先后担任过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和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

进入三年级的时候，我又被选为班里的学生会主席，成为一个活跃分子。

在大学的5年中，我所有的考试或考查课目，除《政治经济学》只考了4分外，其余门门功课都是5分，包括俄语在内。

回想起来，那些年自己无愧于当时流行的话语：“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从根本上说，京城深造，弥补了自己文化底蕴的“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