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十余万支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其数量比此前出土所有简牍数量的总和还多。自1999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公布以来，这批资料迄今已出版五卷。本书主要以吴简中已经发表的竹简部分，特别是《竹简》[壹][贰][叁]部分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对于这批资料的特点、研究现状及本书的特色，略赘数语，志于简端。
一 和而不同：吴简与传统史料的关系
对于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内容和价值，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掘者和整理者都曾做过介绍，不赘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这批材料史料价值的认识也更为具体、深入。作为一种史料而言，它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吴简作为出土资料，和多数新资料一样，补史是其基本功能之一。在走马楼吴简出土之前，我们对孙吴历史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三国志·吴书》为主的传世文献，它们无疑是构成孙吴历史框架的基础。但如果探究吴国历史的具体问题时，以记载朝廷各种制度、军国大事为主的传世文献，其自身的特点和指向性便显现出来。不多的史料限定了孙吴历史研究的主要命题，如奉邑制、领兵复客制等。这些论题显然都和当时社会上层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构成孙吴政权基础的基层行政秩序以及在此秩序之下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依靠这些材料则很难得到整体全面的认识。
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盲区。作为孙吴时期地方政府的档案，吴简内容显示的是国家政权对地方社会的各种管理措施。我们通过排比、分析这些档案，基本可以搞清人口管理、赋税征收，以及基层统治秩序的构建与运作等。对于这些细部形态，在传世文献中则找不到明晰的答案。除此而外，它还能提供我们已有知识体系之外的新知识，比如吴简中频繁出现的“丘”，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基层单位，其频率远超过秦汉以来的“里”。然而，它在先前的文献中却鲜有记载，且从不多的记载看，其性质、含义与吴简中的“丘”并无多少关涉。尽管现有的研究尚无一致意见，但它却显示出汉末魏晋间基层社会发生剧烈变迁，传统乡里体制的松动，殆无异议。
作为新史料，补史是其自身固有之价值。但就吴简而言，它还能刺激我们重新检讨一些传统研究命题。比如，吏的身份问题。唐长孺先生根据传世文献提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役吏这一群体，遂成定谳。吴简当中记录了很多具有“吏”身份的人。因为孙吴恰好处于“吏”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所以如何对吴简中众多的“吏”进行定位，成为讨论的热点，并提出了种种可能性。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除了对吴简文本做细致的分析外，还对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间与吏相涉的史料重新做了梳理与解读，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讨论吴简史料价值时，从功能角度考量，还要重视它所具备的真实性和原始性。与经过史官、史家主观选择、加工过的正史等传世文献相比，出土文献的原始性自然毋庸置疑。然而，我们还想说明的是，不同性质的出土文献，因其书写者、书写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尽管皆为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但对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也要审慎的对待。比如在尹湾汉简的记载中，因为地方想逃避赋税，冒领奖赏，上面想粉饰太平，所以在《集簿》户口资料中有严重的隐瞒、虚报问题。[1]
吴简是当时的档案记录，基层胥吏只要认真书写即可，无主观恶意错写的必要，同时，对这些簿籍也有严格的监督措施，因而除了偶尔的笔误和计算错误之外，它是当时最原始而真实的记录。另外，已经发现的吴简虽不是孙吴长沙地方政权的全部簿籍档案，但作为制式文书，其形制、格式、内容多有雷同之处，如果我们从抽样调查的角度看，即使有缺损，十余万支的数量，大概也足以作为调查的样本。
二 横看成岭侧成峰：研究史回顾
与其他简牍资料相比，吴简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但对于这些新资料，学者们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众多成果，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发表数百篇论文，多部专著、论文集和资料集。为此，一些同仁做了细致而全面的论著索引，并且也有周详而评价精准的研究综述。因而，作为学术史回顾，已无必要再做面面俱到的述评。并且本书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还会做必要的学术史检讨。所以我们这里仅对研究的基本论题和学者的研究路径取向做简单的梳理。
以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自然是其首要工作：首先是整理成果的校订。简牍释文是做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因此有的论著是针对已经公布的释文，从文字学、文书学、语言学等角度予以订正。其次对走马楼吴简中特殊语词进行诠释。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和文献中有关联的语词，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释，如“私学”等；其二是对文献中没有出现的语词，如“鋘（贾）钱”“折咸米”“关邸阁”等，通过辞例等给出合理解释。另外，还有对竹简部分中的各种簿籍做格式复原的努力。
从吴简已发表的部分看，各类名籍和账簿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嘉禾吏民田家莂》是缴纳赋税的凭证，竹简部分也有很大比例是缴纳财物的账簿。因此，从经济史角度进行探索是吴简研究的重要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包括孙吴时期屯田制度、赋税种类、财税管理等。走马楼简中的名籍类简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史内容，目前这一方面研究既有婚姻、性别比例、家庭成员关系、家族形态等内容，也有对奴婢、客等社会阶层及其社会身份的考察。此外，以地方档案形式存在的吴简，在繁琐的人名、数字背后，也隐含着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模式以及政府控制社会资源的手段。所以，吴简中的乡、丘、里三者之间关系，人口管理手段等方面的论著亦占很大比例，有的甚至是热点问题。
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对释文的重新校订与特殊语词的解释及格式复原，为解读吴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历史演变角度对吴简进行经济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充分发挥了吴简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丰富了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但是，已经公布材料所提供的内容，还有很大一部分在我们既有的知识背景之外，并且也没有发现以完整编组简册形式出现的档案，故现在已有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差分歧。吴简尚有多批正在陆续公布中，这其中或许也有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材料。
如果我们再从研究路径角度观察，也可以发现吴简研究结果亦呈现出纷杂的形态。对于这批与传统史料若即若离的新资料，经济社会史学者，根据传统史学研究的概念、范式审视它，如复民、租调、丁中等问题，将其置于已有的知识框架中解读。随着简牍发现数量呈几何级数递增，对其研究不断深入，使得简牍除了被作为一般史料使用外，也有对简牍自身规律的探讨，如字迹、缀合、格式等，即所谓简牍制度。吴简以文书为主，其形制、书写格式规律性很强，简牍制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自然会移植到吴简研究当中来，作为解读材料的重要手段，提高了材料使用的效率。
与早期简牍公布方式不同，新出简牍的整理与公布越来越注意与简牍相关的外缘信息，而不是仅著录图版与释文。在世纪之交开始公布的走马楼吴简也是如此。竹简部分都有附录，除了地名、人名索引外，还附有揭剥图、盆号等原始出土内容。一些学者充分利用这些信息，重新检讨相关论题，推进了吴简研究的深度。[2]
三 旧瓶装新酒：本书的论题与路径
本书是以特定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故我们选取研究论题主要是以吴简，特别是其竹简部分所能提供的内容为基础。具言之如下。
一是考察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手段：国家通过各类名籍，将编户齐民和师佐等各种人口掌控在手中，对叛走的吏民集中管理、予以惩戒。为了适应已经发生变动的基层社会秩序与民众居住空间，孙吴政权采取以里为单位控制名籍，循此以丘为单位征税的社会资源敛取方式。以上所讨论的这些论题，也是以前秦汉魏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焦点所在，然而吴简所提供的新鲜而丰富的资料，为这些传统命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对孙吴财税体系的探讨：通过对入钱、入布，以及入皮等文书的分析，尝试探讨此时赋税征收的税种、程序、时间等问题；通过对地僦钱等非常规税种的缴纳者、征缴者、分配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孙吴政权财政收入的分配途径以及对特殊利益者的保护措施；对行钱、具钱概念的历史考察，找寻孙吴货币制度的实质所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要联系秦汉以来的上计、赋税等相关制度。
三是对基层民众社会身份的分析。这既包括普通编户，下层胥吏，也包括奴婢、客、诸吏等特殊人口。我们从其身份变化、与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生存状态及其在文书中的记录方式等角度入手，改变了过去材料不足情况下所做出的模糊定性分析，对其社会身份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同时也借此了解秦汉以来各类社会身份的流变情况。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除了使用史学研究必需的归纳与分析方法外，更多地考虑到册书格式复原方法的使用。
在汉简研究中，对簿籍类文书，比如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常运用册书格式复原的方法，搞清散简在简册中的相对位置。吴简的性质为地方政府档案，其中竹简部分的主体内容多为簿籍，包括各种税种的征缴、转运记录，以及对各色人物进行控制的名籍，形式上和汉简有近似之处。并且和汉简相比，已发表的吴简散乱、残断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在本书中，我们移植了这一方法，且一以贯之，力图提高这些竹简的使用效率，获取更多信息。简牍格式复原的方法，为有效地解读这批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另外，我们更注意将吴简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放置于秦汉以来的时段中考察。三国时期是一个时代转变的重要节点，但从社会经济模式、制度形态等方面看，还是以汉制为基础，因而从秦汉历史来观察吴简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同样的经济与制度框架中，吴简记录的经济社会问题是如何演化的，判断其在历史发展坐标中的位置。
本书各部分为近些年陆续写成，在此期间，走马楼吴简又公布了几批，尤其最近公布的竹简[肆]部分，有更多的成坨竹简，保持了出土的原始状态，提供了更多简文以外的信息；同时，吴简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水准不断提高，这些都会验证、补充、修正本书的一些结论，但因时间仓促，无法回应和修改。这些因研究时效性导致的问题在探索出土文献，特别是层出不穷的简牍过程中亦难以避免。这也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 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2] 如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凌文超：《走马楼吴简两套作部工师簿比对复原整理与研究》，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62～237页；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载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2011，第9～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