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
当前乃至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目标都将主要聚焦于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这三者之间的博弈和平衡。为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就要调结构，促进经济转型，这就需要理顺不合理的要素价格，但这可能会引发通胀快速上行的压力；稳增长过程中要控制通胀，又可能需要实施相应的紧缩政策，这样增长可能就会暂时放缓。尤其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过于在乎经济的短期稳增长，就必然需要启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然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很有可能在现实环境下导致经济结构的锁定和僵化，造成调结构目标的前功尽弃，而且可能会推高公众的通胀预期，造成控通胀目标的失效。随着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这会进一步加大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这三者之间的多方面的冲突和矛盾，造成中国政府解决当前这些经济目标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复杂性和难度。从中国当前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来看，由于这三大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多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因此，需要政府对这三方面的经济目标做出明智且具有前瞻性的权衡与抉择。
（一）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矛盾与冲突
1.短期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的迫切任务
当前阶段，在国内外环境的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效应下，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稳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工作的迫切任务。这是与“稳增长”对维持当前中国合理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增长和政府财政风险安全这三方面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的。具体来看是：
第一，为了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尽管目前就业矛盾尚不突出，但如果短期内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就会出现至少是结构性的失业压力。在此情况下，不仅经济结构调整难以顺利进行，总体发展环境也将遭受重创。
从数据上来看（如图0—9所示），官方版制造业PMI中的细项“从业人员”指标，从2012年4月以来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停滞或下降，6月为49.7%，自2月以来首次降至50%的荣枯线以下，7月进一步下滑0.2个百分点，达到49.5%的低点。而根据汇丰版制造业PMI中的就业指数，自3月以来就一直保持在50%以下，7月数据则较6月进一步下滑了1%，达到47.4%的水平，这也是自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就业指标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可见当前及未来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图0—9 2012年1—7月PMI指数就业数据
资料来源：中经网。
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长期以来总体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效率等因素是决定就业弹性走势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就业弹性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需要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下滑会导致财政收入下滑，进而造成政府财务困境。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是由中国税种构成所决定的，在现阶段中国税收中流转税占到税收总收入的70%左右，而流转税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非常明显。
2012年上半年累计的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2.2%，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9.8%，增幅同比回落19.8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即在于上半年经济增速的趋缓，由于工业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进出口贸易等项目的增速下滑，以及结构性减税等，导致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增幅大幅回落。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2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4931.63亿元，同比增长9.8%。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这四项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税种，同比分别增长8.1%、11.7%、9.6%和17.3%，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回落11.6个、8.5个、14.8个和21.0个百分点。
图0—10 四类税收收入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中经网。
目前政府财政支出中存在一定刚性，这是由于当前严峻的民生压力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容乐观的社会稳定问题，决定了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民生支出与维稳支出很难被削减。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大幅缩减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政府财务困境，进而增大财政的风险。
第三，中国当前需要高速经济增长来保证合理的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保证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合理收入增速，维护社会的基本安定。
2.稳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必要手段
众所周知，消费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诸多慢变量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出口则受制于外部环境，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前景并不明朗；通过稳定投资来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滑，应该说是当前的一个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下滑主要是由投资速度的过快下滑所引起，因此，稳增长就必须从稳投资着手。2011年以来，为了控制不断走高的通胀和房地产价格，中国实行了控制房地产投资、铁路投资以及以紧缩为基本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结果物价大幅回落，通胀一路走低，同时，经济增速也一路下行。不管这种经济回落的速度是否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这种速度的回落主要是以房地产投资、铁路投资下降为主的基建投资快速下降造成的。由于投资的大幅下降，导致相关产业的增长受损。同时，投资的下降反过来会通过影响就业而影响消费。而消费的减弱，相对的是提升了储蓄，储蓄的提升与投资的下降，反过来会加剧投资与储蓄的失衡，经济则进一步陷入收缩状态。因此，如果我们对当前投资的过快下降不加以高度重视，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就难以扭转，经济增长的情况就可能进一步朝着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在外需和消费都暂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事实上，中国政府短期稳增长的手段和空间都相对有限。在其他手段短期难以启动而且见效较慢的客观形势下，以投资扩张的方式增加就业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仍是必要的现实选择。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刺激性的投资仍然是短期稳增长的主要方法或者说是唯一方法。其原因在于消费很难在短期内在政策的刺激下大幅提高，而出口又主要受国际环境的影响，难以为国内经济政策所有效控制，因此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要依赖于投资拉动，即短期内稳增长的重点还是在于刺激投资的增长。而从月度情况来看，5、6月经济出现企稳迹象（虽然7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投资回升势头继续，出口均保持在两位数增长，消费实际增速呈上升趋势，经济增长月度之间趋于平稳，这些经济指标的复苏都反映出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稳增长政策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失速得到初步遏制，也说明短期内政府合理的促进投资可以稳定经济发展的态势。
首先来看出口。劳动成本比较优势下的出口导向给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当前形势下，出口增长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5%，较2010年13.8%的增速大幅下降；2011年全球出口增速仅2.4%，低于2010年的3.8%。2012年的境况更差，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增速还将下降至3.7%，低于过去20年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中国出口增长率由2011年8月的24.4%下降到2012年8月的2.5%，增速下降九成以上。虽然中国花大力气推行多元的出口战略，人民币小幅贬值进程也开始启动，但出口增长要想短期内回升到20%以上可能性不大。更何况，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升级正面临发达国家和比中国更欠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这样的严峻国际形势决定了中国以再次扩张出口来提升经济增长，基本已经不具备任何操作空间。
其次来看消费。在保证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扩大消费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领域。但劳动收入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却不升反降，说明在短期内提升消费不能寄予厚望。虽然中国消费占比一直不高，但近10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有些年份达到15%—20%，增长势头已经处于一个较高位，短期中再次进行大幅提升的空间不大。而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足，房地产价格过高的现实下，要提升消费，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房价合理回归都是长期必须坚持的政策调控手段，但短期很难见效果。
由于出口、消费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唯一手段。近期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地方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基于这个逻辑。诚然，投资是个快变量，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说，鼓励地方加大投资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稳投资”绝对不等同于“急投资”“大投资”。若启动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不可避免会进一步带来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深层次隐患。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中国经济在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将处于去库存、去杠杆化的阶段。因此，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仅是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清除，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
3.政府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偏向于采用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类型的短期稳增长的思路，而中国的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必然要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来实现。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偏好于采用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类型的短期稳增长的思路，必然会使得维持经济短期稳定和维持中长期增长之间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因此，为了兼顾中国短期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转换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短期稳增长思路已经到了需要进行调整的重要窗口期。
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在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以及中期的消费与外需不足。如果继续依靠政府投资为主的刺激计划方式来稳定增长，那么可能将会进一步锁定当前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从而使得潜在增长率下滑趋势进一步加剧。在此情形下，未来经济将会陷入进一步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能仅仅局限于依靠政府投资的刺激方式来进行稳增长，而是要将投资方向尽可能瞄准于调结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既能拉动短期经济增长，同时又通过调结构方向的投资来兼顾潜在GDP增长率的提升。
图0—11 中国潜在GDP增长率的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前的短期稳增长可能会对调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会对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锁定”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稳增长的措施可能恶化需求结构，继续提高已经过高的投资需求占比。投资可以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费则很难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有力的提振。这是因为居民消费是由决定居民消费意愿和收入的深层次因素决定的，而政府的投资计划很难对这些深层次因素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具体来说，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安全网的缺失、经济转型中居民所面临的较大不确定性、居民所受到的金融约束等因素所决定的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居民间的贫富差距状况等。
2008年以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扭转了近三年来的下滑趋势，从2008年的16.9%上升到2009年的32.5%，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点；2010年，投资在2009年高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快速增加，增速（20.2%）高出2000—2008年的平均值近2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消费的情况则截然相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8年的16.8%持续下滑至2010年的11.7%。通过比较可见，2009年投资实际增速高出消费实际增速达16.1个百分点，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大差距，到了2010年这一差距仍然有5个百分点。可见政府投资计划的刺激作用集中于投资需求，而对消费的作用相对而言则十分微弱。
图0—12 消费与投资的实际增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期间，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从2008年的47.5%猛增至2009年的91.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该项指标在2010年虽然有所下滑，但54%的数值仍然高出2000—2008年平均值近10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从2008年的43.5%微弱上升到2009年的47.6%，此后在2010年大幅下滑近10个百分点至36.8%。总体来看，投资与消费贡献率的比例在2009年达到了1.9的历史最大值，在2010年该比值虽然回落至1.47，但相较于2008年以前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第二，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可能恶化产业结构和产生“锁定”效应，导致投资结构的进一步扭曲。政府在决策投资项目时往往会受到可获取的市场信息不足、权力寻租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其决策效率可能会明显低于私人投资主体，因此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扩张可能会恶化产业结构，表现为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从中国政府对刺激投资资金运用的方向来看，一方面主要是将投资资金投入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基本是一种单向投入。它符合公共财政建设的性质，但却无法直接发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将投资资金投向一些重要领域的大型央企。在那些短期能够创造更多GDP且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中形成巨大的产能，造成了这些产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
图0—13 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首先，加剧了某些产业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化和泡沫化，导致了投资结构一定程度的“僵化”以及投资的扭曲性低效率。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由2006年的10个大幅增至2009年的19个。[5]而且不仅是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甚至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由于投资决策的失误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国内整个光伏行业的利润率已经从2007年的139%下滑到20%；在500多家光伏企业中，1/3的中小企业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产能利用率在20%—30%。[6]另一方面，200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7.2828万亿元；2011年，中国投资规模31.1022万亿元，同比增长23.3%，增加规模为5.9万亿元左右；2012年投资增长速度将超过20%，2012年年底该数据有望超过36万亿元。[7]4年内投资规模翻番，这样的速度并非动力不足。2008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7.5%，2011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6%，创下历史新高，这样的投资水平不可谓不高。再看货币供应量，2011年中国货币供应量M2为85.1591亿元，而GDP为47.1564亿元，1.8元的货币供给才创造1元的GDP，这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水平。而危机之前的2008年，1.58元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创造1元GDP，这就说明货币供给并非不足。观察中国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量，可得出结论，这3年的GDP增量，几乎是靠货币供给和投资增加堆积起来的，并非依靠投资效率的提高。
图0—14 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经网。
其次，稳增长中的政府刺激性投资可能恶化产业结构的另一种渠道是投资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地位，不利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在中国资本形成过程中，有90%以上的投入品需要由第二产业提供，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可能是最大的，这就意味着投机计划不利于第三产业在总产值中比重的提高。根据投入产出表测算可得，投资每增加100亿元，会带动第一产业增加7.8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295.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44.96亿元，投资增长对总产出的带动影响有85%体现在第二产业的增长上。[8]事实上，从2003开始中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基本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则不断上升；但2008年后经济增长又开始更加依赖于第二产业。
图0—15 中国TFP增长率：1978—2010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0—16 中国实际增量资本产出率变化趋势：1992—2010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短期的稳增长措施可能不利于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减少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和避免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往往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如交通、通信等）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是其建设周期长，效果的显现具有滞后效应。此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效果还取决于政府投资项目的科学性、规划的合理性以及在具体操作中能否严格遵守招标投标、工程监督管理等一系列项目建设程序。因此，如果政府的基建项目低效率运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不管是在短期还是较长期都会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虽然也会强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其效果可能难以令人满意。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私营企业长期的市场竞争行为，而非政府短期规划和干预，因此以政府投资项目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方式可能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9]
第四，短期稳增长措施可能会对民营经济部门或中小微企业部门造成相当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础。
此轮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与2008年的“4万亿”投资有所不同，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由中央政府审批项目、制订计划，地方政府去落实。而这轮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是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制订和落实具体的计划，中央政府是微调、预调。在“稳增长”的中央口号提出前后，各地政府面对经济下滑，第一时间想到的仍然是使用老办法——投资。因此，拉央企到地方投资，就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和项目的一条捷径。在此轮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原因很多，既有行政上的协调，但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看重央企有大项目、大资金、大政策的优势。与此同时，央企也有自身考虑，它们要寻求发展空间。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方法，央企与地方的合作在短期内是有效果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很有可能对中国民营经济部门或中小微企业部门造成相当程度的挤出效应，进而严重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五，短期稳增长的政府刺激投资计划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一方面，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刺激投资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当财政投资支出中经济性支出的增速高于社会民生性支出的增速时，尽管此时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但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却明显恶化，并且这种恶化效应在政府为了短期稳增长而实施的大规模政府刺激投资计划期间更为显著。另一方面，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刺激投资很多投向了央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央企规模的扩张和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会进一步拉大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地位发展的国企和非国企职工收入的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国企内部高管和一般职工之间收入的差距。
4.当前经济环境下稳增长、调结构对控通胀的影响
（1）稳增长对控通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投资会引起通胀压力。中国目前的货币供给是内生决定的。当货币供给是经济内生决定的，即信贷需求产生了货币，那么通货膨胀就不是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导致的，而是与其同时决定的。从这个过程来看，货币供给内生环境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赤字、贸易盈余和投资推动。这三者推动产生了利润和货币积累，利润比重上升导致了通货膨胀。这种货币存量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共生在数据上就表现为货币增加时出现通货膨胀，但这仅仅是统计现象，二者没有因果联系，是第三方因素推动了通货膨胀。在这三个因素中，中国比较显著的是贸易盈余和投资。
图0—17 可比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0—18 工资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龚刚等（2010）。
图0—19 中国历年的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0—17、图0—18、图0—19很好地说明了上述逻辑。为了识别因果关系，也是为了更好地与货币主义的思想比较，我们这里采用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用来识别出货币是通货膨胀原因的历史事件法，即分析当外生冲击发生后变量之间的演化关系，从而识别出因果。
我们将分析的起点定在1992年，这是因为之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还不是很明确，同时价格体系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在“价格闯关”完成后，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初步形成。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建设的浪潮高涌，投资上升。这是一个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的外生事件。从图0—17中可以看到，1992—1994年投资保持高位运行，这促使中国经济界开始讨论“软着陆”问题。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会导致利润占比上升，劳动占比下降。在图0—18中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劳动占比一个大的下降阶段。同时，图0—19也可以看到，这导致了1993—1997年的通货膨胀高位运行。这个故事被另一个外生事件所打断，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这导致了中国投资水平的下降（图0—17），不过也使得劳动收入占比在1996年后基本稳定。这个过程导致了2002年通胀率很低，甚至出现通货紧缩。随着2003年后经济开始复苏，投资回暖、贸易盈余大幅度上升。不幸的是，伴随着这个现象就是劳动收入占比在此之后又开始了迅速下降，也就产生了伴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利用GDP折算指数和CPI计算的通货膨胀在2003年之后就全面复苏，基本维持在高位，更是在2007年和2008年达到高点。这个过程被另一个外生事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轻微打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严重下滑，外贸盈余大幅下降，如前所述，这导致了利润下降，从而拉低了通货膨胀，出现了2009年的通货紧缩。随着中国在2009年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其效应开始显现，通胀率又开始在2010年攀升。
总之，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长期来看，中国通货膨胀是投资推动的，高投资导致了高货币投放和高通货膨胀率，贸易盈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个过程有一个时间间隔，在高投资的当年，利润率上升，这导致了货币投放上升。接下来，产生了高通货膨胀率。这在统计上表现为货币高速增长在前，通货膨胀在后，给人以一种货币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假象。但是，这二者实际上都是内生变量，都是来自投资的推动。利用上面的事件分析法，可以看出，当外生事件影响中国投资后，利润占比随之改变，通货膨胀也随之改变。因此，在内生货币的环境下，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投资。
此外，在人力资本结构方面，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问题也给调整经济结构、抑制物价上涨带来不利影响。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但由于人力资本不足，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下，各级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张低端传统制造业，这就加剧了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与高端产业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矛盾。所以，在投资主体和投资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依靠大量投资并不能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反而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2）调结构对控通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调整经济结构也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伴随着总量上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相对价格体系的重新调整和确立。相对价格体系的调整，在理论上讲有些价格要涨，有些价格要跌。实际当中，相对价格调整一定通过有些价格涨得快，有些价格涨得慢来逐步实现的。在相对价格体系上就有价格上涨，所以总体上价格水平也面临上行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判断中国经济结构未来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价格体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总量上就必定有价格水平的上升。价格水平的整体持续上升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发生。
今后中国经济真正意义上的结构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需求结构（收入结构），初次劳动收入在GDP中占比以及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合理比例关系以及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优化升级；区域结构，东中西不同区域的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三个方面是今后中国调结构的主要内容，实际上，调结构的背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的从出口部门的拉动转变为内需部门的拉动，这个过程必然会产生比较高的通胀。
对于现阶段的调结构目标来说，无论是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还是区域结构的调整过程来看，必然会导致资源和要素由出口部门转向内需部门、由农村部门流向城市部门、由传统产业部门转移到新兴产业部门，这必然会导致资源和要素价格体系的重新定位和整体上升，造成通胀上升的长期压力。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传统工业部门产能过剩；而传统农业生产一方面由于资源流失而难以满足工业化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水平低而难以支持工业化进程，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也是需要工业反哺农业的明显信号。具体地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均收入增加，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导致食品供求缺口扩大，农产品供不应求和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与工业化同时推进的城镇化，则导致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涨，这也加剧了总体物价上涨。中国这一轮的物价上涨，主要就是由食品、农产品和住房价格上涨引起的。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价格上升也成为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显然，伴随着这些方面的结构变化，通胀始终会处于一个较大上升压力的通道中。
（二）多重经济目标冲突下的抉择
1.以市场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来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是首要选择
以调结构来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应该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目标的首要选择。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全面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同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而且，要使中国的结构调整具有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必须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调结构原则。
第一，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由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导致的，仅仅采用政府主导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举措可能只是暂时缓解经济增速的下滑势头，从中长期来看，并不能遏制经济增速的下滑势头。
从此轮的经济增速回调的原因来看，一方面确实是欧债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但更值得重视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可能已经开始。因此，如果对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状况不理解也不适应，并同时忽视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这一事实，却仍然想用一些传统方法去把经济增速推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上。事实上，这样做不仅难度很大，即使短期内推上去了也难以持续，而且极易引发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等风险。而且，本轮经济放缓是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速回落与短期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因而在关注短期增长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如何逐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合理调配长期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政策必须要考虑中长期增长问题，因而对能否再次出台大规模的短期刺激措施，应保持警醒。
第二，通过调结构来提升潜在增长率，已成为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这迫切要求中国对以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举措进行重大变革。
首先，以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举措对潜在增长率的边际贡献已经处于下降阶段。在外需下降且内需乏力的当下，很多地方政府还是对高投资、大项目的“保增长”方式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在此次的稳增长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2012年7月以来已公布的全国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已经达到了7万亿元。[10]而当前出台的一些地方规划和政府投资计划，可能会导致新一轮投资竞赛展开，这既会更加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不能真正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甚至可能对潜在增长率提升和转换的内在动力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其次，中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潜在增长率提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9.9%，目前已经处在高增长的后期。30多年的高增长在世界范围来看，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更为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必将导致中国潜在增长率正面临重要的转折点。当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过去十年（2000—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但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滑坡的趋势非常明显。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12%，之后基本是逐季滑坡的趋势，2012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第二季度只有7.6%的增长，已经开始偏离近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一方面，短期经济增长下降的确有国际、国内因素变化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处在高增长的后期，目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未来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事实。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后，依靠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而且，由于中国经济速度效益型的特征，当经济增长率下降后，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中央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财政风险增加，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还本付息压力也将会增加。此外，经济增长率下降后，将带来行业产能过剩，行业赢利能力下降，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将会增加，就业和社会稳定风险也必将大幅度增加。因此，通过调整结构来充分释放和转换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维持一定高位的潜在增长率，必然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核心任务。
最后，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稳投资思路和手段的创新与变革。以往政府出台刺激计划与加大投资的稳投资思路，虽然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具有合理性，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在当前阶段下，以政府出台刺激计划与加大投资的稳投资思路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说到底，当下的“稳增长”，绕不过“稳投资”，关键是在一个“稳”字，其应瞄准与关注投资的“质”和注意控制投资的“度”。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前的稳投资举措必须把握按需行事、量力而行、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民生这四个原则。
第三，现阶段调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化原则的导向进行，通过全面推进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充分释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这是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也是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优化的核心标准。如果不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去调结构，而主要是靠行政手段和政府政策，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结构调整因此也要经常进行，不可能一劳永逸。从调结构的手段和目的来看，现阶段中国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市场力量和资源优势，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取向。
经济结构调整的本意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通过收购与兼并等一系列行为，使一些落后的产业或企业淘汰掉，让一些效率高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或企业成长起来，增长市场份额，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经济体本身是一套系统，其内部结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地调整和完善，但前提是以市场化为基础。如果政府干预过多，比如导致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经济结构的自发调节功能就会被破坏，结构进一步失衡也就难以避免。
市场化方式的经济结构调整，会遵循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市场会选择最有经济效率的企业，市场也会选择未来会有希望的技术，毕竟企业本身需要盈利和赚钱。哪些企业效率高，哪些企业效率低，哪些技术是未来能够获得收益的，哪些落后技术应该被淘汰掉，这并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要由市场的竞争来决定。所以结构调整应该由政府来引导，市场来主导和推动，这样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各种经济活动和手段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注意管理好通胀预期
现阶段，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有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有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还有前一段时间货币多发引起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以及大规模刺激投资带来的推动因素。当然，也是结构自身调整的外在反映。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通胀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迫切要求我们在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高度警惕通胀上升压力，积极地全方位管理好通胀预期。现阶段，通胀预期对中国的通胀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管控好通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管控好通胀预期的形成。
一方面，通胀预期是推动中国现阶段通货膨胀上涨的重要因素。通胀预期是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动方向和幅度的事前估计和预测。其主要通过企业投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产品定价、工资水平、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价格等的变化而影响公众心理。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向。而且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货膨胀会相互强化，很难根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与输入性因素、农产品价格、产出缺口等因素相比，通货膨胀预期对中国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大，弹性系数为0.22，也就是说通货膨胀预期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升高0.22个百分点。而农产品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17，产出缺口的弹性系数为0.16，进口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11。在2011年间，从对居民消费价格（CPI）的贡献度看，CPI上涨5.4%中，通货膨胀预期贡献了25%左右，农产品价格上涨贡献了近50%，输入性通胀为15%左右，产出缺口贡献度为10%左右[11]。可见，农产品价格和通胀预期对本轮通胀上涨起了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通胀预期具有非理性的重要特征，导致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呈现放大效应。具体来看，中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在高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低，公众往往低估通胀水平。在低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更高，公众往往高估通胀水平。第二，2006年以前中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波动比较平缓，此后波动性逐步增大，敏感性增强。第三，中国的通胀预期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预期和粘性预期特征，波动幅度较实际通胀水平平稳，公众通胀预期是不完全理性预期。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中国的通胀预期既会受到以往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通货膨胀，形成相互强化的重要趋势特征。
3.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重要途径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调整两个方面。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需求结构调整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着重通过对收入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重点是扩大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就是通过产业结构内外的调整和协调，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看，在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进一步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和内涵发展式的城镇化，是经济结构调整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和抓手。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必须把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和内涵发展式的城镇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具体来看，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当前供给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供给结构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来为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一个可供实现和运作的载体平台。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个供给结构层面因素的变化，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现阶段，进行全面新型工业化对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离全面完成现代工业化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东部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正处在工业化前期最后阶段。但从领跑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容乐观。其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低下，是工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因此，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新型工业化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是中国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用信息化来改造产业，可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产业的不断升级也可以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这也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其次，当前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现阶段中国的需求结构与工业化过程中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结构合理的工业化以及各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合理的初次与再次收入分配格局，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最终需求结构的形成。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当前收入不合理进而导致中国需求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因此，积极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可以提升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对中国需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工业化在减少农业就业人口的同时增加非农就业人口，从而改变农产品的供求格局，扩大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提高农业收入水平；二是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初级农产品作为原料，这直接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三是工业化还有助于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从而最终逐步改善中国的需求结构。另一方面，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国民收入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企业所得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政府所得比重保持平稳并相对较低。然而，在中国现阶段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偏向企业资本所有者和政府。这显然是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全面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能够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中国的需求结构。
再次，从当前中国的供给结构调整的动力角度来看，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式的城镇化。在中国今后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中，城镇化必然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为主要的推动力和载体平台。城镇化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制表现在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城镇化也作用于产业的产出结构、产业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的技术结构三个层面上。城镇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的根本标志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业比重的上升，即产业结构的变迁。从这个角度来讲，城镇化水平与第一产业的比重是呈负相关关系的，与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科技的集聚，能够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和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外，由于大量高端资源在城市集聚，以及城市自身可能形成的多元化的集聚，使得专业化分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产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从而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与知识进步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促使大量的要素资源集聚和多样化需求的产生，促使产业分工的细化和规模经济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境建设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的投入又会带来投资的扩大和深化，从需求的角度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和阶段之后，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需要指出的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转化的进程中，构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一时期，城镇化的发展恰恰能为中等收入阶层集聚和成长提供一个合适的空间，因此，城镇化也就成为推动收入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动力来源。
最后，当前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提升与发展型的城镇化。从需求结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方面。从两者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拉动作用来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可能会很明显。但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持久的拉动力。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其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持久的拉动力。而与需求结构直接相对应的是收入结构，因此，一定程度上讲，收入结构决定了需求结构。从目前中国可操作的现实手段来看，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式的城镇化是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最为重要的途径，利用城镇化进程中所释放出的巨大的潜在的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可以为今后收入结构乃至需求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一个极好的操作平台。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创造需求，城镇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三方面都能大量消纳工业化产品。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大规模人口城镇化，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因为大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用行等消费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