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般地讲，全球化是由资本现代化开启并延伸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一系列变革，中国现代化转型从属于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合作共赢的理念融入世界体系及其秩序重构，这不仅更改了以往大国殖民主义掠夺的路径，并且开启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文明类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大肆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究其根源，在于国际垄断资本要素所有权的超额索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提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资本现代化的资本原则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这是西方文明扩张性的必然后果，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则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这是由中国的独特国情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一 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
一般来讲，现代化既表征着一种社会形态转型的历史进程，又意味着一种斑斓复杂的现代性后果，关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工业化、科层化、多元化、理性化等，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归纳：“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21]从经济学的维度来讲，现代化与工业化几乎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界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五阶段”理论，以及经济学家列维所考量的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使用比率，无不认定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属性。
从政治学的维度来讲，现代化彰显为政治系统功能的专业化，这意味着，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政治系统功能的分化程度及其子系统的健全程度，正如经济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政治结构的分化就是“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22]。
从社会学的维度来说，现代化彰显为社会结构分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为社会分层体制的建构，理性评价日益替代世袭资格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的标准，社会学家斯梅尔瑟指出：“除了世袭性的先赋资格外，其他一些评价标准也成为分层的标准；通过在职业等级序列中的变动而发生的个人流动增多。”[23]
从心理学的维度来说，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心理或者精神的变迁，因为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民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获得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诚如心理学家英克尔斯所认定，“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24]。
从历史学的维度来说，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进程，这个进程呈现为革命性的转变、复杂性的成因、系统性的关联、阶段性的特征、进步性的表现、同质化的表征、全球化的演进、长期性的行为、不可逆转的后果，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变化，正如历史学家布莱克所归纳，“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联系”[25]。
实际上，现代化是一种适应工业革命的进程，随后这些变革逐步延伸到众多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全球转变，进而形成了世界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源于西欧工业革命的现代化往往被通俗的称作“工业化”“西化”或者“全球化”，特别是在概述近代较先进的国家对较落后的国家的广泛影响时，马克思因而在《资本论》“序言”中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从本质上说，现代化变革延伸导致的世界性转变，建构的全球化体系，都源自于现代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改变，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种内在扩展性，日益消灭以往自然状况下的各国孤立状态，进而将单个国家或者个别地区的经济活动纳入全球性生产体系，最终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
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早期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了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杀戮、动荡和冲突，先发的资本主义列强竞相在世界各地抢占原材料产区、扩张商品销售市场，它们围绕殖民地的“势力范围”大打出手，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因为资本对超额利润的无限追逐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规则、制度和法律，锡德尼·维伯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以及它依赖的牟利动机，还有一个甚至更严重的控诉值得加以考虑，这就是：这个制度，在先进的时代，已经日益加剧地变成了国家间灾难性战争的原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企业家敌对集团间追求金钱利润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国际纠纷中最有力的原因。”[26]20世纪世界大战的惨痛洗礼，战后意识形态的交锋，以及战争体系的对峙，引发了整个世界发展体系的停滞，但资本逐利的本性不会改弦易张，它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去逐步建构相对和平、利于发展、攫取利润的世界体系，正是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魄力融入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哈维正确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国际背景。
从现实中来观察，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然日益影响、逐渐重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而可能开启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秩序。中国现代化没有如同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那样寻求军事崛起，也绝不会重走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老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处的国际背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近年来，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愈来愈多，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深远，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亚洲地区，触及非洲、欧洲、美洲，甚至抵达了全球的角角落落，进而言之，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贡献者，因为“中国生产”为原材料供应国提供了平等互利的贸易伙伴，“中国消费”为发达国家提供了高档商品的销售市场，“中国制造”为全球消费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仍处于不断开拓、逐渐深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已经悄然改变、甚至决定着全球资本逻辑及其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快了“走出去”的战略部署，这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框架下的资本逻辑，特别是触及了主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因而西方大国“围堵中国”的声音、“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此起彼伏，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中国不确定论等，西方大国“警告中国”的措施、“制裁中国”的行动也源源不断，诸如“中国倾销案”调查、缩减“中国贸易顺差”以及“中国高额关税”征收等，近年来，西方国家更是“针对中国”出现了诸多商品贸易、海外投资以及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案例。
实际上，在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先是英国，现在是美国，始终坚持不懈地领导并维护着国际资本的全球扩张，借助“自由贸易”的旗帜和“民主政治”的口号，美国及其资本主义世界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和巨大的利益，进而言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迈进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并不是美国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领导的扩张性，而是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沃勒斯坦认为，“大不列颠、美国和苏联都不是任何国家的未来模式”[27]。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基于当代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倡导源于中国而又属于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基于现有的全球化框架进行改造，旨在开辟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径，这集中地体现在：其一，“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向西开发，围绕欧亚大陆同时走向腹地和海洋，改变了以往着眼于东南沿海、首要向美国开放的战略逻辑；其二，“一带一路”倡议面向严重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沿线发展中国家，不是架构金融市场和操作证券交易，而是参与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加工业以及服务贸易业，更改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殖民逻辑。
进而言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主题是“合作共赢”，基础工程是“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建成“人人参与的全球化”，鲜明旗帜是“不干涉内政”。面对“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为代表的“逆全球”潮流，中国坚定地维护和推动开放型全球经济，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从而为广大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带去福祉。进而言之，尽管中国周边国家可能囿于战略考量而阻碍中国“一带一路”的历史进程，在国际上再次掀起“中国威胁”的舆论，甚至或者伙同西方大国“围堵”中国，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重塑全球化的面貌，进而成为改变21世纪世界格局的领导者，因为“欲使增长与平等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的新的——私人的和公共的——经济意识，已开始要求一种使世界市场成为所有人的机会之源的发展模式。”[28]
二 推进社会财富共享机制
大体而言，资本主义所建构的全球市场体系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构建了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发展空间，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也不能否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并且呈现出日益拉大的趋势，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公平、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全球的协调发展，也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和发展，恰恰相反，它拉大了富国和穷国的发展差距，加深了富人和穷人的贫富鸿沟，因为发达国家始终牢牢控制着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无休止地对它们进行殖民统治或者残酷掠夺。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发展，但资本无限增值和榨取剩余的本性却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工人不得不接受极其低廉的工资水平，从而拉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而往往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局势动荡，正如博克斯贝格所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29]
实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自身也没能实现公平正义的财富分配，特别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贫困差距拉大的现象愈演愈烈，低收入阶层越来越贫困，进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粹主义情绪”的激进狂飙，以及当下“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逆流，莱瑟特·瑟罗认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到处都在上升。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生产性经济不想要的流氓无产者的数量在增多。中间阶级与整体国家美国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破裂，过去一百年医治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办法社会福利国家正在溃退。”[30]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资本流动性，导致国家对资本征税的难度加大，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国家不得不采取逐渐紧缩的政策和不断减税的措施，德国如此，正如博克斯贝格所指认，“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15%”[31]。美国也是如此，威尔·赫顿指出，“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其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这些措施本来都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32]。
进而言之，资本全球化减少了资本税负，反而增加了劳工税负，必然削弱政府实施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核心功能，究其根源，在于当下的国际体系隶属于“资本”全面胜利的时代，从属于“强资本、弱劳工”的世界格局，因而这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造就“沙漏社会”模式下的贫富分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掉进社会底层，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考证：“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异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33]
吊诡的是，依据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的生产要素分配是天然的也是必然的，是和谐的也是正义的，因为作为社会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相应的劳动报酬，土地所有者理应获得地租，资本家也理应获得利润，因而国家只要保障它们之间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公平正义的，这正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主义经济学奠定了西方市场传统和国际秩序原则，斯密指出：“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件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和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动调节。”[34]一方面，斯密强调形成资本市场的竞争秩序，倡导社会个体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斯密强调社会个体拥有平等的权利，反对政府的外在干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将“规则平等”置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核之中，正如哈耶克所认定：“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35]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希冀的“分配正义”，绝不是“结果平等”，而是“规则平等”。西方自由主义经典理论虽然大体上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但它们日益偏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富国裕民”的初心，从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差距”拉大的“非正义”后果。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分配正义”问题，因为“生产要素”分配法则从形式上是公正的，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必然导致“要素所有权”的巨大差异和日益分化，从而根本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正义”法则，正是在此意义上，日本学者田上孝一正确指出，“为了实现不产生不幸的经济弱者这一罗尔斯思想，应该有必要完成向‘作为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的理想迈进”[36]。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上说，社会正义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社会分配的层面上予以澄清，而应该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而在生产方式的层面上予以界定，正如马克思所指认：“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37]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仅仅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要素”，而以资本、地产、技术等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要素的所有权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要素处于被控制、被决定的位置，劳动者处于被“非劳动者”统治的状态。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正义理论是虚妄的，究其实质，在于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因而“分配正义”理论必须深入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层面上考量。
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必须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因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38]。基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科学判断，以及劳动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坚决主张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因为“不参加劳动过程的机械，是无用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在自然物质代谢的破坏力下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不织也不编的纱，会成为废棉。它必须被活的劳动捉住，并从死梦中被唤醒，从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能动的使用价值”[39]。当然要明确，按劳分配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强调了人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却忽视了人的“个性需求”，“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40]
中国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破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神话”，也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往往建立在物质条件薄弱的基础之上，特奥托尼奥指出：“社会主义是在一种不平等、混合的、帝国主义剥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经济氛围中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决定了它将首先在最落后的地区出现。社会主义同物质匮乏联系在一起，这种物质匮乏又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而加剧。”[41]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融入了世界经济秩序，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中发展壮大了自己，也逐渐影响、甚至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改变中国自身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在不断切近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道路。
特奥托尼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以国家方式推行超越市场原则的社会计划。这一经济组织将真正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混合形态，它包含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之前各种生产方式的规则”[42]。进而言之，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是简单地去变革我国的社会生产资料产权制度，或者片面地去追求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而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障，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43]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实践深入推进，提高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成为我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普遍共识，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的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4]随着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从“按劳分配”原则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再到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正义观念实现了华丽转身，较好地适应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息息相关，因为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活力的同时，往往引发分配不等、收入不均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是非正义的，也不能把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直接归咎于要素分配原则，更不能在分配领域妄下“市场悄然退出、政府强势介入”的武断结论，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并不在于如实遵循完全市场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而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始终是受到外在干扰、甚至非法侵害。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是所谓的市场体制所引发的“马太效应”，而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功能没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过度市场化问题或者依据生产要素分配原则问题，而在于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权力寻租”乱象。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5]
实际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要素分配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动态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政府调节有可能失灵，因为政府处于“作为某些高度必需的公共物品——例如国防、警察和消防、公路——垄断者的地位”[46]，往往缺乏提高效益、增加盈利的利益驱动，从而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配置错位；另一方面，政府有可能劫贫济富，因为“迫于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的强制力会有可能被用来剥夺穷人而救济富人，从而使政府的权力成为一种提高不公平的工具”[47]。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退出市场经济活动的领域，因为从本质上讲，市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的核心部分，正如罗尔斯所考证，“政治经济与公共部门及适当形态的背景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背景制度运用税收、财产权和市场结构等等调节经济活动”[48]。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因为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强制人民“遵守法度、并在全社会中执行公道的命令”[49]。在“市场失灵”频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则承担着维护公正的职责，因为“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50]。
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成长的产物，而是中国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因而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要素分配的互动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进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虽然出现了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权力寻租”的市场乱象，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直接退出”，而是预示着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唯有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正义的光芒，正如列宁所指认，“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51]。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辜负普通公民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期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因为从本质上说，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翁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收入水平彰显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目的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施哈克对分配正义作出了正确概括，“‘分配正义’，又叫‘经济正义’或‘社会正义’，是当今许多人的说法”[52]。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财富的分配还要充分体现对大众公共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特殊需求的关怀，因而政府要在社会财富中分配中做好适当调节，进一步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言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的胜利，正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破解“公权私用”腐败行为，进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
三 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必然受到全球资本扩张的持续性影响，进而导致中国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原材料供应地、中低端加工者、甚至世界制造工厂，中国在创造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源的消耗、生态的危机以及贫富差距的急剧分化。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急速发展，已经逐渐抵达现代社会文明的历史限度，这集中体现在息息相关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在社会生活层面，资本市场的“唯利是图”原则毫无顾忌地侵入了社会公共生活，导致现代人的信仰迷失、道德滑坡以及观念混乱等；其二是在自然生态层面，资本市场的“无限增值”意图肆无忌惮地进行“成本核算”，导致能源危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问题日益加剧。
正如吴晓明先生所指认：“由于中国不能被完全吸收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去，又由于其发展的极高速度与巨大能量很快冲决这一文明的固有界限，所以它很可能在处于西方所谓的‘现代解放’之前就到了现代文明崩溃的境地。然而，也正是这种高度紧张的危险，提示出真实的希望。”[53]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成及其演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并且业已逐渐抵达其固有的历史界限，因而中国不会重走资本主义列强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道路，更不会产生西方世界所持有的“大国优先”的殖民主义逻辑，进而言之，关于中国现代化就是延续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进程的种种解读，根本就没有触及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犹如布莱克所指认：“我们不能把17至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转变过程称作‘西化’，也不能把20世纪日本对满洲的影响说成是‘欧化’。”[54]
从资本文明的主体性维度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个人主义发育及其演变的历史进程，从资本个体的本质维度而言，西方个人主义日益彰显的是追逐无止境进步的“浮士德精神”，这正是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衍变的真实写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西欧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既属于韦伯式的禁欲苦行主义，又属于桑巴特式的贪婪摄取性”[55]。实际上，作为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基本推动力量，资本的增值需要促使它自身不断扩张，市场交换原则日益侵入人类公共生活，唯利是图原则逐渐侵蚀着人类生态环境，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进步强制——生产强制和需求强制”[56]。
一言以蔽之，当代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日益衍变为罗素所认定的“工业主义、军国主义、热爱进步、传教狂热、扩展势力、控制和组织社团”等种种形式，并且最终“推动着无止境的竞争和开发，也推动着无止境的扩张和破坏——它正在使这一文明走向毁灭的结局”[57]。因而，对于“具有有限的个体意识”且“具有非凡社会才能”[58]的中华民族来说，当开启一种新的现代化文明类型成为一项紧迫而根本的任务时，它理所当然地诉诸“集体的力量”，并力图以保有这种力量的方式推进自身的民族复兴进程，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必然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采取“集体主义”的立场，也正是在新旧文明类型更替的意义上，詹姆逊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昭示的世界意义，他说：“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这毫无疑问对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重要的，将有深远影响的意义。”[59]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价值理念创造，它传承的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家族伦理和集体思维，根本就不会产生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观念，正如韦伯所指认：“中国的伦理，在自然生成的（或被附属于或被拟制成此种性质的）个人关系团体里，发展出其最强烈的推动力。这与最终要达到（作为被造物）的义务之客观化的清教伦理，形成强烈的对比。”[60]从文化传统上讲，中国人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家庭伦理和集体观念，中国人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依赖集体的力量达成某种目标，进而言之，如果说中国人有“个人观念”，它也是在集体的范围内所界定的，并且受到集体管理的约束，如果说中国人有“个人主义”，它也是小心翼翼并且相当节制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咄咄逼人的扩张性，费正清因而强调，“这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个人主义形式；但说到底，正如德巴里所指出的，它可能‘比现代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61]。
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其“文以化人”的传统，有着“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我们的先人早就通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因为中国先人认定的“宇宙秩序的伟大神灵显然只在于期盼世间的和乐，尤其是人类的幸福。社会的秩序亦是如此。只有当人能将一己融入到宇宙的内在和谐之中，那么心灵的平衡与帝国的‘祥和’方可且当可获得”[62]。概述之，古老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长久的世界影响力，并不是依靠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力量，而是依赖中华文化内在的巨大感召力，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时至今日，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不仅将经济繁荣带回了中国，也让中国逐渐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中华文化在开启现代文明新类型的创新性融合发展中，不断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日益成为全球创造力的源泉，正是在此意义上，费正清在展望美国和中国的未来时说，“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群体生活）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的中心职能又开始恢复了”，“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63]。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其坚实的实践基础，有着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全新选择，诚如梅茹耶夫所指出：“资本主义尽管取得了经济技术的成就，但却与自然和文化发生了冲突，这就使谈论它的令人震惊的生态和精神危机问题成为可能。今天，持不同信念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都在探讨这一危机的原因及其摆脱危机的出路。社会主义在这一问题上所提供的答案，当然，与此前所提供的答案存在明显的不同。”[64]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私有财产制度，或者说是资本的这种绝对权力，决定了人被替换为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置换为冷酷无情的市场交易，进而导致人的尊严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进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公有制，或者说唯有让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才能决定性地开启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动摇，坚定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这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正如克莱顿所指认：“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会为企业活动（市场行为）留出适度的自由空间。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反，混合的体制会发挥更大作用；同样，适当约束市场力量，对促进公共利益也有好处。”[6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时俱进，注重社会主义在引领经济发展方向方面的制度优势，重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以及战略重组中的重要功能，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66]。
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以及资本要素主导分配的社会导向，必然导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持续加剧，并且日益延伸到自然生态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青山绿水并不是“毫无代价”的，这只不过是通过资本控制和技术壁垒，把高耗能、高污染以及高排放的产业“安全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正如约翰·德赖泽克所指认：“正是发达国家而不是贫穷国家，对世界生态系统施加了更多压力。”[67]实际上，全球生态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碳排放”控制工程，而是关涉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体系的变革，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8]。进而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统筹考虑自然界和人类的长远利益，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69]。
社会主义中国一以贯之地秉持“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坚持不懈地推动人类世界的包容性发展，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不渝地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0]正是基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依然坚决支持全球生态的维护和改善，从参与《巴黎气候协定》到签订《京都议定书》，无不彰显了中国推进清洁美丽新世界建设的决心和意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其“大一统”的文化积淀，有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没有忘记为百姓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符合中国国情，也赢得了民心，依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社会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希望，所有的工人阶级总是会重新回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71]。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源自于外在影响，而是内在勾连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因为“大一统”的信仰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必要前提，正如费正清所指出：“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得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单独成为一个国家。”[72]
进而言之，追求统一是中国民族的文化自觉，也是一项巨大的历史任务，中国革命的成功摆脱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张蓝图“画到底”，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彰显，重大金融风险、脱贫攻坚以及污染防治也成为新时代的严峻挑战，因而必须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大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好地承担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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