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港、城市选址

几乎就在《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同时，沙俄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辽东半岛不冻商港、城市的选址工作。

当时，大连海岸线绵延1,906公里，其间港湾众多，但是要寻找到一处各方面条件相对满意的商业港口，沙俄当局也是颇费心思。这次选址，就是在沙俄驻芝罘副领事所提的建议的基础上，好中选优，最终确定维多利亚湾西南岸为商港最佳位置。

1898年6月4日，沙俄负责建港的东清铁路公司副董事长盖尔别茨和尤科维奇从旅顺口向远在圣彼得堡的俄财政大臣维特发去电报：“昨天，由杜巴索夫上将（沙俄太平洋舰队旅顺分舰队司令）带队，本州军事总督及各级政府部门一起考察了大连湾，并选取了商业港口和欧式城市的建设地点。大家一致同意选用维多利亚湾西南岸Horse Anchorage（马场）附近作为港口。未来城市建设用地有2,000多俄亩（1俄亩=16.35亩=1.09公顷，下同），地理位置优越，远处有防御工事。”

其实，当年沙俄当局为大连湾商港和城市选址时，有着众多不同的意见。

尽管早在1898年3月27日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中第六款已明确大连湾为各国通商口岸，第八款亦确定从东清铁路干线某站点起到大连湾修建一支线，同年5月7日签订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三款明确“俄国政府同意，为旅顺港和大连湾港服务，辽东半岛的铁路末端的站点应该和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而不是其他在所标注半岛海岸的站点”，但是，围绕辽东半岛租借地商业港口以及东清铁路支线终点的选址并未消停。

1898年4月22日，东清铁路公司副董事长盖尔别茨在哈巴罗夫斯克时，就被指示“前往貔子窝，那里将来可能成为敌人登陆和港口建设的地点。州长认为应该把貔子窝纳入我们的范围”。

1898年5月8日，格罗杰科夫中将从哈巴罗夫斯克给沙俄远东军总司令部指挥官发去第775号电报：“貔子窝非常不错，深深地吸引了东清铁路建设者们的注意力，认为在这里安置辽东半岛的主要港口，并且不要把大连湾作为贸易终端，而是貔子窝。阿尔图尔港（今旅顺港，下同）支线方向打算避开大连湾通向貔子窝，从那里穿过山岭到营口。根据这个情况，我给在南满洲出差的总司令部两位军官和工程师盖尔别茨、尤科维奇下达了指令。由于貔子窝具有相当的意义，因此必须完整地把这个港湾纳入我们的使用范围，否则可能发生其他国家占领它并修建港口，在那里利用和平时期集中一切可能力量，发生战争时来反对我们，并成为我们大连湾的竞争对手。为了事实上占领貔子窝，在那里可以派遣一小股部队。”并且，“根据给陛下的这个报告，陛下恩准采取措施，在貔子窝附近占领必要的土地划入我们的租借区”。

对于沙俄远东军总司令部欲将貔子窝作为辽东半岛商港及南满铁路终点的意见，甚至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恩准采取措施“占领必要的土地”的情况下，沙俄外交部表示了强烈反对。1898年5月26日，俄国外交部在给财政大臣维特的电报中指出：“毋庸置疑，您清楚4月25日我们同中国全权代表签署的补充纪要（即《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的所有条件，第三款规定我们必须对中国政府承诺，连接西伯利亚和辽东半岛的干线铁路终点，应该是大连湾和阿尔图尔港，而不是半岛沿岸其他的地点。因此，我们在4月25日的补充纪要里很清楚地表述了我们修建铁路终点的责任，恐怕目前不能和北京政府联络关于这条铁路修到貔子窝的问题，况且从军部指挥官的信函中看得出，他已经下令不仅占领貔子窝湾，而且包括它周围的土地，包括不属于我们租借范围内的部分，违反了占领区和中立区界线纪要的第一条款和第二条款的规定。”沙俄外交部以警告性的口吻提醒维特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最后我不能不说这个危险性，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执行和北京政府签订的条约，可能破坏中国人对我们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加大我们今后同他们处理很多其他问题的外交关系的难度。不顾签订的合约，用军事力量强占中立区的领土，使其划入租界区，这样会引起其他列强采取同样措施对待中国，当然，给远东地区不可能不带来相当危险而且绝不愿意看到的麻烦。”

1898年5月28日，沙俄派哥萨克骑兵连占领了貔子窝。对此，东清铁路公司负责大连湾港口建设的副董事长盖尔别茨5月29日、6月10日两次发密电给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说明“当地政权设在貔子窝完全不适合”，同时认为“辽东当地政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指给我们离阿尔图尔港11俄里（1俄里=1.0668公里，下同）的鸽子湾（今旅顺羊头洼，下同）作为商港。我们自己考察了阿尔图尔港、大连湾和鸽子湾后，认为最好是大连湾的维多利亚湾作为商港——虽然建港需要资金1,200万。鸽子湾很不适合作为商港。我们命令工程师详细地考察了大连湾”。维特致电沙皇在远东的代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伯爵：“东清铁路建设者盖尔别茨和尤科维奇工程师没有通知任何人关于将貔子窝建成主要港口，并作为东清铁路南满支线的终点。而且相反，他们申请说，根据地方政权的看法，该港湾不完全适合，并且他们设计的铁路线走向绕过上述港湾，因此他们甚至没去考察。”

至此，沙俄远东军总司令指挥部欲将辽东半岛租借地商业港口和南满铁路终点建在貔子窝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当然，沙俄负责辽东半岛商港选址的东清铁路公司副董事长盖尔别茨等人反对在貔子窝建港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貔子窝冬天是冰冻的，不属于不冻港，每年冬天北黄海从今天的金石滩直到丹东港均被海冰封冻，这与沙俄要寻找远东不冻港的目标显然不符。

然而，就在大连湾商港的选址早已尘埃落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筑港建设之时，1901年4月26日，沙俄海军部满洲铁路事务负责人、上校工程师谢尔致信关东州驻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大将，就大连湾商港选址维多利亚湾提出严重质疑：

一是该港口选址决策太过匆忙，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和时间的检验。谢尔认为：“在这一大型项目开始之前，必须要对可能影响选址和方案制定的一切情况有精确的了解。当时，需要了解风向和风力、海浪、水流、冲积土、淤泥沉积、土质、降水、温度、冰冻程度等信息。这些信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收集。这是因为，例外现象并不是常常出现，远非每年都有，但它们却都影响着对该地区的评价，影响到方案的制定，甚至会让港口不能使用。”他举例指出，曾有一个港口由于先前对冲积土的调查不够而被迫改建。这是因为初步调查不到位，港口的入口建成后，天气寒冷时轮船无法入港。

谢尔强调，开始在达里尼工作之前，这些港口建设的基础资料几乎都还没有，现在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认为收集好了这些资料，这是完全不够的。这么急着建造达里尼港，让人感到遗憾。他指出：“可以建造这一港口的地方，即使在附近区域里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它北方25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基尔湾，在离旅顺8俄里的地方有个鸽子湾。鸽子湾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旅顺要塞的保护之下。”

二是港口选址维多利亚湾并不具备最佳条件。谢尔认为，港口的选址通常因其港湾、停泊场、冲积土、周边地区环境等条件优越而确定，但达里尼丝毫不具备这些条件。达里尼港口不是建在港湾内，而是建在呈直线形延伸、距离为8.53公里的海岸上。这是建设海港最复杂、最费钱的情况之一。开阔海面上的海浪从两条途径进入大连湾：东边有两条通道——一条宽3.73公里，一条宽2.67公里，南边有一条宽9.6公里的通道。所有通道的深度几乎一样，为25.56～31.95米。辽东半岛夏天吹南风，而建成的港口吹不进南风；冬天基本是北风、东风和东北风，港口却很难避开这些风。当然，开阔海面上的海浪通过两个通道进来以后，会有所减弱，但这些通道太宽太深，所以大连湾里仍会有相当大的风浪，尤其会形成碎浪和回浪。冬天，停泊场很不方便停泊。海港的海湾，除一块不大的区域被防波堤挡住了以外，其他部分都完全暴露无遗。北风和东北风对于港口尤其危险，因为北风和东北风是直接把海湾的海洋赶进港口，海浪锋面达10.67～14.94公里宽，风还会把整个港湾里以及港湾北岸的冰块冲入港口，可能会损坏港口。

谢尔工程师举例说明，曾有帆船被海风和冰块甩到海岸上去的情况发生。1898年3月初，“留里克”号巡洋舰停靠在大连湾，龙骨下是4.27米深的水，巡洋舰急剧摇摆，因担心船只撞上海底，只好撤到更深的水域。1898年12月，阿穆尔州驻军司令和随同的军官们从海岸上到海湾里停靠的大船时差一点儿葬身大海。当时，风浪极大，快艇无法接近大船，快艇船底因撞上了大船的螺旋桨而损毁，这些人被人用绳子拖上大船。1899年，在该地区，工程部一艘快艇的螺旋桨因撞上冰块而损毁。谢尔亲自询问过一个中国的船长，大连湾和达里尼哪儿停靠更好一些，这名中国人回答说，达里尼经常起大风浪，而大连湾的海浪要小许多。

关于在达里尼港内建设防波堤，谢尔工程师指出：“我曾偶尔听说，达里尼港之所以很少冰冻，是因为风浪原因。建了防波堤以后，封冻的可能会增大。因为整个海湾里的所有港湾都封冻，港口就会封冻。”

三是就萨哈洛夫关于达里尼商港未来的通邮、通商、贸易、煤炭交易和市场控制、城市用煤油的运输等设想，在分别与远东铁路、营口、香港、上海、符拉迪沃斯托克、长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以及俄国的黑海沿岸城市敖德萨等铁路、港口运输和贸易一一做了详细比较之后，谢尔工程师历数达里尼商港的缺陷，认为“达里尼这个城市的作用还很不明确，还不能说它日后会是一个顶级港口，要按这个要求来建设它，是操之过急。对各种条件不能用蛮力和杜撰，应让达里尼全然自然地经历所有阶段——全球几乎所有大型港口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四是认为资金投入不清晰，投资规模过大，许多设计不合理，造成投资浪费。谢尔工程师仔细算账：“盖尔别茨工程师说，达里尼需要花费2,500万卢布。从已经拟订的方案和各项拟执行的工作来看，可以断定，这只是初期投入，这些钱不够用。达里尼港口项目——不包括达里尼市内项目——约需要3,000万卢布。该港口条件非常不适宜，要直接建在海岸上。城市的费用要用于建设街道、各种宗教信仰的教堂、政府机关、宾馆、职工大楼、剧院、银行、议会、俱乐部、各类中小学、医院、供水、照明、排水系统、公园等。总工程师预计，他们向私人卖地能获得大笔资金。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等这笔资金到位了，就可以用于上述建设，而不用花费国家资金。但要考虑的一点是，该企业（负责达里尼港口和城市建设的东清铁路公司）在该市的建设方面绝对不会这么忠诚于俄国，为俄国利益着想。”

针对达里尼港建设船坞之事，谢尔在与附近的旅顺港、远处的上海港、长崎港、敖德萨港等比较后，指出：“没有说明立即在达里尼建设大型船坞的需要。只有确认大型船坞有必要时才能建设。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必要。从总规划图上可以看出，北风和东北风可以从大船坞和造船湿船坞的入口直灌而入。从小港湾筑设防波堤一点可以看出，人们很担心北风和东北风。其实，大船坞和造船湿船坞前应当风平浪静，以避免发生事故以及船坞使用时的不安全因素。”

基于以上原因，谢尔工程师得出结论：“现在建设港口的地区还未得到充分调查，而达里尼的作用不明确。因此，预定在该地区开展的许多工作还过于超前。”

就连大连湾商港和城市规划建设的总工程师萨哈洛夫当初也对大连湾商港选址维多利亚湾提出了异议，认为“基尔湾靠近大连湾，比维多利亚湾更适合建设商业港口。优势有如下几点：一是自身海湾深度较深，港口建设成本较低。二是地脚更好，因为北面有山，南面朝向大海。维多利亚湾相反，而且在拐角处有一条臭水河，按照中国人翻译这个湾叫‘臭水湾’，退潮时隔很远就裸露出腐烂的淤泥。所有这些自然条件不是很好，而且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在其海底发现了疟疾、痢疾、霍乱病原，而且在那里执行测量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巡洋舰全体人员相继得病。三是在基尔湾附近有一块大约8俄里的长条形地块，在维多利亚湾才有3～4俄里。和基尔湾并排还有一个相当深的海湾弗拉斯图湾（今小窑湾，下同），单独的半岛，可以作为将来港口扩展的储备”。

但是，最后萨哈洛夫还是认同了东清铁路公司董事会议的决定，因为“港口地点的选择可能取决于其他的一些技术和经济意图，可能有超过我的想法及我不知道的意图。而这种意图决定了维多利亚湾更适合建设商业港”。

海岸线地质结构一般有三种类型：一为基岩岸，适合建设海港；一为沙砾岸，适合建海水浴场；一为淤泥岸，适合海水养殖。的确，单就水深而言，基尔湾水深达8.5米，有利于大型船舶停泊，是建设商业港口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综合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依港建城的思路，沙俄当局最终放弃了在大窑湾建港和在大孤山半岛建城的选项。这在沙俄的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大连湾附近的各海湾中水深最合适的是基尔湾，如果依托这一海湾建设城市，那么城市就坐落在山的南坡上。但是，此处缺水，铺设铁路有技术难度，缺乏城市所需的海岸地段，所以，只能选择维多利亚湾。”

最终，沙俄当局选择了维多利亚湾，即当时的东青泥洼海域、原大连港所在海域作为商业港口建设之所。

1899年5月，东清铁路公司董事会召开的大连湾商港和城市规划草案审查特别会议通过了由萨哈洛夫起草的方案，会议认为：“选择维多利亚湾建设商业港，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是因为该港湾比大连湾其他港湾都大，能避风浪，而且其港口规模日后可为港口设施提供最大的发展空间，港湾毗邻区域完全可以建设一个大型港口城市。距离规划中港口位置10俄里远处有马栏河河谷和一个超过100平方俄里（1平方俄里=1.138平方公里，下同）大小的水域，可以为港口和城市提供相当丰富的水资源。最后一点，只要建设一条15俄里长的铁路支线，规划中的这一港口就可轻松与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连通。”

沙俄殖民当局之所以选定今天大连港所在地为商港，有众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为：其一，湾阔水深，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平均水深6.7米，最深处8.5米，适于大型船舶停泊；其二，湾口朝向东南，湾口处有三山岛，陆地南部亦有山阻挡，减轻了太平洋季风的影响；其三，海湾三面陆地环绕，呈半封闭状，可避风；其四，毗邻陆地广阔，沿岸地带依山势而下的缓坡绵延数十里，有利于大型港口和城市建设；其五，海湾北岸663米高的大黑山阻挡了冬季西伯利亚强北风的直接侵袭；其六，湾内无较大的内陆河流流入，盐度稀释有限，泥沙来源不多，不冻不淤；其七，距马栏河水源地仅10.67公里，可解决港口和城市供水；其八，建港地带海底多为黏土层和泥沙，便于扫浅挖淤，建港区域水深适宜，便于填海和水下施工；其九，连接南满铁路便利，仅16公里，有利于港、城、铁路一体规划建设；其十，远处有防御工事，以备发生战争时应急之需。

一直以来，关于沙俄当年大连湾商港选址有种说法，认为最初选址旅顺港，因其地处军港要地，遭到了沙俄军方反对，又因当时主管大连湾商港事务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与沙俄太平洋舰队旅顺分舰队司令杜巴索夫有个人恩怨，所以一气之下远离旅顺，选择了大连港作为商业港口。近年来，从俄罗斯征集的档案资料证明，商港建设之初确实存在是否选址旅顺口的争论，而个人恩怨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甚至是根据传说主观臆断的结果。

大连湾和旅顺口相比较，其一，沙俄当局认为大连湾比旅顺口相对安全。早在1897年沙俄驻芝罘副领事对大连湾侦察后写给沙俄外交部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大连湾内有四个天然良港，而且，“其他一些内行人士也发来情报，表达了大连湾的上述方便及其较旅顺口——旅顺很易被大连控制——的优越之处”。之前的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都证明，旅顺口均未被从海上攻破，而是从大连湾的陆地方向被攻破并被占领。可见，沙俄当局在未踏足辽东半岛之前，从一开始选港，就对大连湾情有独钟，把其作为首选之港，而旅顺港则不在其选择之列。另外，沙俄驻芝罘副领事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占领旅顺港一事，也可说明旅顺港不被看中的理由，至于后来先占领旅顺口港，再占领大连湾，则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结果。

其二，旅顺港面积的局限，作为军港都不够其用，更不可能作为商港之用。“阿尔图尔港湾过于窄小，入口处涨落潮很大；同时作为军事港口和要塞最好不同商业港相连。最后决定在大连湾修建商业港。”“如今，旅顺港比俄国其他许多港口都要好，这是因为它遵循协调一致的主导思想，而且法国设计师的布局缜密合理。该港口的主要不足之处是它面积太小，与我舰队规模并不匹配。以前曾有设计师提出过要进一步改造港口设施，但后来因日本军队的行动（即甲午战争）而受阻。如果上述提及的各大设施都能顺利建成，那么旅顺将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代最好的军港之一。”在裁决东清铁路公司与沙俄军队就旅顺港码头沿岸地段划分问题的争论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旅顺主要是一个军事港口，所以东清铁路公司的需求应符合军事和海军部门的利益；东清铁路公司已受准对大连独家管辖，不宜再对临近的旅顺港提出其他要求，其中包括不宜索要旅顺海岸的一大块地段。”但是，“从旅顺市政府自身利益出发，为增加城市财政收入，可对过往商船收取码头使用费。鉴此，沙皇陛下今年（即1901年）5月19日命令：海岸地区及其军港所至的所有码头对外公用”。这里，“过往商船”停靠在旅顺被指定的“对外公用”码头，并非商港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码头。

其三，旅顺被“法定”为军港。在1898年3月27日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第六款规定：“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可见，沙俄在确保旅顺口和大连湾首先为其军事之用的前提下，大连湾较之旅顺口在其决策之初就被确定为商港。

关于沙俄军方反对将商港建在旅顺口之事，档案中也有直接记载。1907年，盖尔别茨给财政大臣维特的报告中说：“我携第一批工程师抵达旅顺后，最初的想法是：军港和商业港口都建在旅顺港内。”并且，还做出了在旅顺港内对军港和商港进行具体安排的计划。但是，“该草案转呈太平洋舰队时任总司令杜巴索夫少将审核后，军政当局表示反对将商业港口和军港放在一起，并指出，这样拼接在一起，会不太方便，且空间狭小。那么，就只好为商业港口另行选址”。

至于维特与杜巴索夫的个人恩怨影响大连湾商港选址之说，并不合逻辑。国之重大决策，很难相信财政大臣与旅顺驻地司令因个人恩怨而负气远离旅顺、选址大连湾为商港的儿戏说法。恰恰相反，在1898年6月4日选址大连湾商港时，由沙俄太平洋舰队旅顺分舰队司令杜巴索夫上将带队，关东州军事总督及各级政府部门一起考察了大连湾，大家一致同意选用维多利亚湾一带作为商业港口和欧式居民点的建设地点。之后，由东清铁路公司副董事长盖尔别茨等将选址结果发电报给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请其决策，并最终由沙皇决定。更何况，俄罗斯馆藏的大量档案显示，沙俄的每次重大决策，均召开有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海军大臣、交通大臣等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研究决定，最终报沙皇批准，而不是单独某个人的决策行为。

而之所以出现维特与杜巴索夫的个人恩怨之说，与曾经从一开始就参与沙俄时期达里尼建设，一直留守至日俄战争最后才撤离，后又在日本满铁调查课任职的俄国学者古梅诺夫有关。1922年1月16日，古梅诺夫在其所著的《沙俄统治时期的大连回忆录》中指出，那时军官们非常希望把旅顺作为军港兼商港来建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想了所有的办法。首先，必须与大连的规划者们争辩此事。然而，大连湾商港的最高管理者、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早就知悉军民共同生活的弊端，尤其是军港与商港建在一起的时候，陆、海军部门总想把港市最重要的部分纳入自己的掌管之中，将最不便利的地方分配给商港。根据以往的历史，任何人都很清楚这点。因此，维特坚决支持将商港建在大连湾。对此，沙俄远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及其同党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渗透了他们的意愿。然而，维特伯爵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把商港建在旅顺。最终，以维特伯爵为首的赞成商港建在大连湾的一派取得了胜利。古梅诺夫在回忆录中记述：“前述的大连、旅顺的问题暂时解决后，阿列克谢耶夫不知何原因不断地对大连挑毛病来保持旅顺的优胜。”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沙俄远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与沙俄财政大臣闹矛盾的真正原因，而传来传去，传成了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因与沙俄太平洋舰队旅顺分舰队司令杜巴索夫闹矛盾而远离旅顺，将大连商港选址在了原大连港位置的错误说法。

关于当年沙俄在大连湾港选址的另一说法认为，沙俄曾经考虑将今天的柳树屯作为商港建造地。对此，1911年4月，满铁调查课在《沙俄占领前后的大连和旅顺》中做了记述：“俄国租借了关东州以后，欲将大清国经营的大连港，即现在的柳树屯，建设成为一个大商港，于是收购土地，并将这里称作大连湾。尽管这里已经建设了亚历山大和尼古拉耶夫斯克街道，但因经常刮起的南风带来的泥沙淤积港湾，使港内水深变浅，无法停靠大型船只。因此按照工程师盖尔别茨的建议决定于大连湾南岸另选一处新址建设大连港。”但是，这种说法至今未在沙俄时期的档案中出现，也许是后来者认为在沙俄选址大连港之前，大连湾的柳树屯已有李鸿章于19世纪80年代修建的栈桥码头，故大连商港自然就应该选定该处的缘故。其实，沙俄之所以没有选定柳树屯作为商港所在地，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处为辽东半岛的最窄处，陆地面积太小，极不适合在建设商港的同时建设城市。否则，将会形成拥挤的“蜂腰”，对整个城市和商港甚至辽东半岛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瓶颈式制约后果。同时，从马栏河引水到柳树屯非常困难，而一个无饮用水的商港和城市是无法生存的。

历史跨越了86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1984年，大连被确定为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大连开发区）选址时，决策者们经过比较选项，最终将其定位在毗邻大窑湾海域的马桥子村。9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金县大孤山乡马桥子村兴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0月15日，大连开发区将马桥子村5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第一期工程用地，正式开工建设，迈开了大连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也翻开了大连港口与城市建设发展历史新的一页。其时，大连已从碧流河引水，铁路及公路交通已不是技术难题。如今，经过30多年的建设，大连开发区已与金州、普兰店部分地区等合并成立金普新区，发展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区。2006年，国务院批准建设大窑湾保税港区。如今的大连湾和大窑湾地区，港口泊位多、功能全、现代化程度高，形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