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
马修·斯蒂伯(Matthew Stibbe)
自1945年以来，历史学家通常试图从魏玛共和国固有的结构性弱点，或从德国历史上所谓的特殊独裁倾向来解释纳粹的崛起——这种独裁倾向可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要么缺乏必要的宪法制约和有责任担当的治国方略，来抵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威胁；要么就是受到了1918年以前保守派精英代表的破坏，后者继续主导着军队、司法和行政部门等关键机构，并决心寻找替代议会统治的反民主方案。1914年至1918年四年多的战争，随之而来的1919年苛刻的和平解决方案，20世纪20年代初的极度通货膨胀以及20年代末对美国贷款的过度依赖又摧毁了国民经济，使魏玛共和国特别容易受到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总之，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导致了纳粹的成功。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纳粹的崛起及其在1933年以后的日益成功和广受拥护，是不能仅仅从参照国家发展层面来界定和解释的历史话题。在地区层面，早期纳粹运动及其代表“真实”德国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主导巴伐利亚的形势所构建的。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反共和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在1919年至1923年间都在争夺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传达出来的核心信息，例如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太人阴谋论的信念，是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对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9年柏林、慕尼黑、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掀起的左翼起义取得的暂时军事胜利的普遍回应的一部分。
在德国内政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常常被定性为军国主义极端主义运动、基于种族主义拒绝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同胞、对魏玛“体制”毫不妥协的敌意以及对《凡尔赛条约》的暴力拒绝。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各节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问题所在，但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场运动首先成功地引导了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情绪和文化焦虑，以及它对现有社会和性别秩序构成的诸多挑战，其次它成功地将这些焦虑转变为德国和整个欧洲新激进民族主义的愿景。
战后巴伐利亚的激进右翼与早期纳粹党
纳粹党，最初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又被称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记者卡尔·哈雷尔(Karl Harrer)和铁路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于1919年1月在慕尼黑创建，后者在战争期间曾参与了短命的右翼祖国党(Fatherland Party)活动。哈雷尔和德雷克斯勒都认为，德国工人党可以成为使工人远离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他们还与慕尼黑政治边缘的其他各种更阴暗的种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包括神秘主义者的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移民团体组成的奥夫鲍集团(Aufbau)以及激进的反犹德意志骑士团(Germanenorden)。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出生的德国战争老兵，据说是巴伐利亚帝国军队情报处(Bavarian Reichswehr)的雇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本来是被上司卡尔·梅尔(Karl Mayr)派去刺探情报的，结果1919年9月加入了这个政党。巴伐利亚帝国军队富有同情心的军官们确实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初期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负责培训其准军事部门——冲锋队(Sturmabteilung， SA)的重要力量。
尽管主要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早期纳粹也得到了来自各独立武装民兵组织、民防协会以及1919年以后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各地仍致力于打击军事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最极端的是弗朗兹·里特尔·冯·埃普的追随者。弗朗兹是一位授勋的陆军上校，也是自由军团(Freikorps Epp)的指挥官。埃普自由军团是一支志愿旅，曾于1919年5月在哥达附近的奥尔德鲁夫基地充当先锋，对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实行了残酷镇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后来的成员(和领导人)也加入了非正规的军事组织，于1919年至1921年在德国东部边界上，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上西里西亚，对波兰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敌人”作战。与此同时，希特勒、德雷克斯勒(Drexler)和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一起，于1920年2月参与制订了该党的第一个方案，即所谓的“二十五点”(Twenty-Five Points)。在此之前，哈雷尔已经辞去了党内职务，德雷克斯勒很快发现自己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到1921年希特勒就成了唯一的领袖。
对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仇恨；认为帝国军队在1918年11月被国内叛徒“背后捅了刀子”的信念；以及对含糊其词、所谓不分宗教派别的“正面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运动的献身，都是纳粹在战后几年里的主要宣传主题。例如早期加入奥夫鲍集团和纳粹党的波罗的海裔日耳曼宣传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负责在慕尼黑媒体上宣传反犹的、沙皇时代的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希特勒对所谓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新看法明显受到了其影响。后来，他成为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的编辑，并一度被公认为纳粹党的“首席思想家”。富有的记者兼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是希特勒最早的导师之一，曾在1920年12月帮助该党购买了《人民观察家报》。他认为德国的民族“觉醒”只会发生在反对他认为的“我们内部和周围的犹太唯物主义精神”的斗争中。历史学家德里克·黑斯廷斯(Derek Hastings)说，除了埃卡特，早期的纳粹党也受到了其他各种天主教种族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并被批评者贴上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教派”的标签，呼吁对犹太人进行新的清洗运动。这一情况直到1923年9月才有所改变，当时希特勒与坚决反天主教的德国战斗联盟(Germany Combat League)结盟。这是一个由“爱国”退伍军人团体、新教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纽伦堡的德国日(Germany Day)组成的短命联盟，从此他疏远了最初的一些天主教同情者。
尽管天主教的宗教形式是否对早期纳粹思想形成有影响仍存在争议，但更广泛的共识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初在观念上非常褊狭，局限于南德，即使它在1920年至1921年成功地在巴伐利亚州边界以外建立了几个分支。1920年8月，希特勒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德国中西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国家社会党派发起的会议。所有这些党派赞同纳粹党纲领(“大德国区所有德国人联合起来”和“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1])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作为一个在战前的林茨和维也纳长大的年轻人，希特勒非常钦佩奥地利泛德国思想家乔治·里特·冯·舍纳尔(Georg Ritter von Schonerer)——后者把对犹太人、捷克人、政治天主教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政权的仇恨同等程度地加在一起。现在，他试图使这些想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战后地缘政治环境。
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工作的重点是在地区范围内树立该党的形象，消除来自德国社会党等对立右翼集团的竞争。1922年10月，希特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和他的800名支持者参加了在巴伐利亚以北的科堡举行的“德国日”，并与来自相邻的图林根州的左派反对者进行了斗争，这些左派反对者支持了当地工会抗议该镇上的军国主义者。那天最后，希特勒与前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 Eduard)以及他的追随者一起畅饮了一番。卡尔·爱德华后来成为党内和党卫军中引人注目的官员，他是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昔日的英国皇室成员(直到1919年被剥夺了头衔)。他也曾是一名士兵，与各种反共准军事组织有联系，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埃哈特旅(Ehrhardt brigade)和自由军团(Freikorps Epp)。大概同一时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功地说服了国家社会党纽伦堡分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反犹主义者、乌合之众的煽动者朱利叶斯·斯特雷彻(Julius Streicher)，让他们任其支配。伊恩·克肖表示，此举成功地将该党的党员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约2万人。与当时在德国“国家”层面存在的种族主义团体，比如泛德联盟(Pan-Germany League)和人民防卫与反抗联盟(German Volkisch Defence and Defiance League)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很小，但足以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弗朗科尼亚以及更具天主教色彩的巴伐利亚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
1923年危机
1923年期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人数剧增。到1923年11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5万，但其核心支撑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慕尼黑。这一年初，因为此前德国拖欠了和平协议规定的应支付的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入侵的军队打算没收制成品和原材料，以代替缺失的金马克存款、木材和煤炭货物。柏林的帝国政府这时得到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于是宣布一项被动抵抗政策，但这种打算部分落空了。在鲁尔的德国工人被指示进行罢工，而不是服从法国和比利时军事当局发布的交货命令。越来越多的钱被印刷出来用以支付他们待在家里的费用。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早在1922年夏天就已经开始恶性通胀，加之之前1914年至1922年创纪录的“普通”通胀，通货膨胀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到1923年秋，基本食品的价格每天都上涨几次，11月5日每公斤黑面包的价格达到780亿马克，11月19日达到骇人的2330亿马克。中产阶级的储蓄被冲洗一空，数百万家庭面临着贫困和饥饿，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前途风雨飘摇。除了1923年11月在慕尼黑以失败告终的“啤酒馆政变”(本章本节会有更多关于此内容的讲述)之外，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领导下的新帝国政府还面临着10月左翼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发动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动用紧急权力恢复国内秩序，并以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鲁尔危机。
在巴伐利亚，入侵鲁尔引起的愤怒与德国的其他地方程度相当。根据《凡尔赛条约》关于协约国15年内可以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上驻扎军事力量的规定，作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普法尔茨(the Palatinate)从1920年起就有法国士兵在此驻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巴伐利亚人和其他人一起抗议法国使用北非和西非军队来充实其占领军(按照当代德国的说法，这是“莱茵地面上的黑色耻辱”)。对鲁尔的入侵虽然只涉及欧洲军队，并不影响到巴伐利亚领土，但这被视为另一次挑衅。然而有趣的是，希特勒运动针对德国的大多数其他民族主义团体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拒绝支持消极抵抗政策，反而呼吁首先进行反对柏林政府的全国起义，与法国的任何军事清算倒是排在其次。这也让纳粹党与德国北部的各种极右翼团体产生了冲突，这些团体为了对抗法国的“帝国主义”和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而与共产党结成了奇怪的临时联盟。他们中的恩斯特·祖·雷文特洛伯爵(Count Ernst Zu Reventlow)甚至撰文参与了关于“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主题的讨论，这些文章在鲁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表在共产党的日报《红旗》(Die Rote Fahne)上。
虽然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进军罗马”(March on Roman)成功的鼓舞，希特勒极端反共和的立场却赢得了那时正在德国南部争夺霸权的、更广泛的右翼领导人和军国主义团体的同情。例如，通过参与上述战斗联盟，前战时陆军军需官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表示，他愿意与纳粹和其他阴谋活动组织合作，为新的准军事部队提供培训。这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令他们厌恶的是，柏林的斯特雷斯曼政府似乎决心履行这些裁军条款。
更复杂的是目前巴伐利亚政治和军事当局(尤其是负责维护慕尼黑法律和秩序的“三巨头”)采取的立场。三巨头分别是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巴伐利亚州警察局局长汉斯·里特·冯·西瑟(Hans Ritter von Seisser)和驻巴伐利亚德国国防军(the Bavarian Reichswehr)司令奥托·冯·洛索(Otto von Lossow)。他们的态度对任何政变企图能否成功实现都至关重要。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共和制，但在政治上和国家社会主义有巨大分歧。尤其是卡尔，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前任约翰尼斯·霍夫曼被罢免后，他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担任巴伐利亚州长，与其说他是大德国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尽管如此，他在任职期间一直拒绝将右翼极端分子移交给柏林，并在1921年至1923年担任巴伐利亚区长期间继续阻止引渡请求。1923年9月26日，作为巴伐利亚政府对柏林决定结束在鲁尔进行的斗争的初步回应，他被任命为握有紧急权力的国务委员。此后，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下令将100多名外国出生的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这显然是对极右翼观点的让步。
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卡尔和他的君主制伙伴西瑟和洛索动摇了，尽管起初他们仿佛是受到了胁迫，而同意了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战斗联盟共同策划的在慕尼黑发起“全国起义”的阴谋，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在没有警察和德国国会支持的情况下，这场政变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们只想游行穿越慕尼黑市中心、夺取对巴伐利亚战争部大楼的控制权并抓捕一些市议会议员作为人质，因此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和慕尼黑大主教红衣主教迈克尔·冯·福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均拒绝批准该政变。巴伐利亚州首府的大多数国防军(Reichswehr)军营和警察指挥所也拒绝交出武器或与阴谋者为伍。尽管如此，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决心在11月9日的早晨执行他们的计划。在慕尼黑市中心统帅堂(Feldherrnhalle)前面的音乐厅广场(Odeonsplatz)上，14名叛乱分子在与武装警察和军事小分队激烈的枪战中丧生，4名警察也在枪战中身亡。希特勒逃离现场，因此招致鲁登道夫的不满，但几天后希特勒就被捕了。
接下来1924年2月至4月进行的审判成为国际和国内宣传中的重要事件。希特勒被判叛国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鲁登道夫被判无罪释放。希特勒以此审判为宣传平台，提出了他有些误导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声称自己是该阴谋的唯一政治领导人，从而把鲁登道夫的贡献边缘化。该判决出乎意料地宽大，反映出主审法官乔治·尼特哈特(Georg Neithardt)带有保守倾向的同情心，而且还拒绝考虑帝国政府官员关于在该纳粹领导人刑期结束时将其驱逐回他的祖国奥地利的要求，理由是保护国家免受外国出生的煽动者侵害的法律，“不适用于像希特勒这样特别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思维方式的人”。
希特勒被囚禁在位于巴伐利亚首府以西约40英里处的兰德斯堡监狱(Landsberg Fortress)，与他一起被囚禁的还有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赫斯随后于1933年成为该党的二把手。在判决宣布后的几天里，一份名为人民集团〔民族-种族主义者集团(Völkischer Block)〕，实际上就是当时已经被取缔的纳粹党的候选人名单，在4月6日的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7.1%的选票，在5月4日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赢得了16%的巴伐利亚州地区选票。慕尼黑人民集团，在这两次选举中的支持率甚至更高，分别为34.9%和28.5%。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在德国部分地区的非法夺权行动中未能获得警察和军事支持的教训，使得当时的希特勒确信，通往未来胜利之路须穿过投票箱，这也是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得出的结论。《我的奋斗》大部分是在兰德斯堡写就的，最终在1925年和1926年出版了两卷。
相对稳定
德特列夫·J. K. 佩克特(Detlev J. K. Peukert)等人曾将1924年9月描述为魏玛共和国的“欺骗性的稳定”时期。1923年10月至11月，一种新的货币，地租马克(the Rentenmark)被推出，尽管以数百万小储户和养老金持有者的损失为代价，但其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戛然而止。随后，根据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对赔款进行了修订，该计划还使得美国向德国提供了新的贷款。尽管斯特雷斯曼作为帝国总理于1923年11月下台，但此后他任数届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职务，直到1929年10月他突然去世。在他的主导下，德国于1925年签署了承认其与西方邻国边界的《洛迦诺公约》，于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就协约国1927年至1930年间分阶段从莱茵兰撤军进行了谈判，撤军比《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时间表提前了5年。德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在1929年至1930年，根据《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完成了对赔款支付的进一步修订。
斯特雷斯曼围绕外交政策建立起来的一些共识也延伸到国内。在此期间，德国国内对极右翼政党的支持无疑明显减少了。例如在1924年12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人民集团(Volkischer Block)在巴伐利亚州的得票率从16%降至5.1%，而在整个德国该集团的得票率仅为3%。在1925年3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鲁登道夫作为该集团的候选人，只赢得了灾难性的1.1%选票，并且退出了竞选，这无疑让希特勒感到满意。希特勒在服刑仅9个月后被释放，并于1925年2月正式对纳粹党进行重建，但该党一开始也很难在选举中取得任何进展。在1928年5月国会选举的第一次全国支持率测试中，它只获得了2.6%的选票，甚至在其巴伐利亚腹地，它的得票率也不到6.4%；在柏林，其结果只有微不足道的1.6%。诚然，其党员人数继续增加，到1928年底达到10万人左右，但纳粹党企图在工薪阶层生活的地区重建对它的支持却落空了。直到1927年，德国大部分地区禁止希特勒公开演讲，甚至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州禁令一直持续到1928年。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些“荒野年代”视为纳粹党完全失败的时期而对其不屑一顾。一方面，正如克肖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极力要做的是获得“对这次运动完全的掌控权”，在共同承诺消灭“马克思主义”和摧毁所谓的“犹太共和国”的基础上，既要留住老的支持者又要赢得新的追随者；另一方面，该党的结构得到了彻底改革，如今在民众中展开宣传，比进行准军事活动更受重视(尽管定期被禁止，偶尔也会有冲锋队各级内部的公开反抗，但准军事活动仍然很重要)。纳粹党在下巴伐利亚的前特工格里格·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被带到慕尼黑，领导该党新的政治部。他的职责是在德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并确保只有获得政治部正式批准的人才能代表党发言。然而他的权威却被地区高莱特(Gauleiter，地区党部部长或叫政党领导)的权威所制衡，后者被任命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超越了他们对政策的考量。党的政治部和高莱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将该党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相信德国在1918年因“内部敌人”的阴谋而被迫屈服，而实现国家复苏的唯一现实途径是在言论和行动上对左翼和犹太人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党员是未来的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是一个能够蛊惑人心的莱茵兰人、仇犹者和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和斯特拉瑟一样，他最初希望更多地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因素。1926年9月，他成为柏林的高莱特，在那里他多次组织与共产党的暴力冲突，并在1930年5月，成为纳粹党在慕尼黑的中央宣传处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总体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事实上，希特勒在1926年2月于班贝格(Bamberg)召开的一次党内高级官员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这一举措不予考虑，他在会议上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创造”，称意大利和英国为“天然盟友”，并重申他支持1920年的“二十五点”。纳粹党在全国影响力的建立倒是更多地得益于其他极右翼团体土崩瓦解、相互交战和群龙无首的局面。例如，上文提及的雷文特洛伯爵，于1927年退出了敌对的边缘政党，加入了纳粹。尽管他与戈培尔以及柏林的纳粹党其他主要人物关系紧张，但他们还是能一起共事。
当然，自1923年到1927年，德国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柏林联合政府频繁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开明的意识，即可以让议会政府为人民服务。例如为新住房计划提供慷慨的公共融资，以及为大多数工薪阶层创建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支持的失业保险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宣扬的讯息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无关紧要。尽管如此，许多普通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被争取到共和制这边来。其中的一个早期迹象出现在1925年4月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期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武装部队总司令、贵族出身的陆军大元帅兴登堡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共和派主要派候选人、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的威廉·马克思(Wilhelm Marx)。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参加第一轮竞选。
尽管保罗·冯·兴登堡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主义者，但在最初担任总统的头五年里，他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事务，似乎是接受了议会制度。在1928年5月的国会大选后，他甚至同意任命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领导的新政府。然而他支持了军队企图保护自身不受“毫无根据的”公众批评或者不接受对其活动进行民主监督，这方面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偶尔会引发激烈的国内争议，比如左翼分子试图揭露国会在海外(特别是在苏联)使用秘密资金和关系，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限制的情况下，推行秘密重整军备的政策，但遭到了阻挠(或被谴责为“不爱国”)。1928年10月，穆勒政府是否会按照其前任制订的计划，着手建造一艘小型战舰装甲巡洋舰A(Panzerkreuzer A)这种相对来说的小事情再次突出表明，国会特别是在库尔特·冯·施莱彻(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领导下的国会，决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国防政策的控制。
1925年的总统选举和兴登堡的胜利是在魏玛德国战争纪念这种钩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现在“人民的候选人”马克思(共和国的黑红金)和帝国兴登堡的候选人(旧帝国的黑白红)使用了对立的颜色。像钢盔队(Steel Helmet)这样的右翼老兵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拥有30万至35万成员)早就接受了兴登堡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谎言(myth)，即德国帝国军队战败是因为国内民主政客的“背叛”，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1924年3月后，(钢盔队)拒绝接纳犹太人，把重点放在纪念战场的丰功伟绩上，比如与自己有关的战役，1927年落成的巨大的坦能堡纪念碑(Tannenberg Memorial)修建在兴登堡(1914年9月在东普鲁士对决沙皇军队而大获全胜的著名战役地点)的附近。合伙反对他们的是拥护共和政体、反战和主要唯社会民主党人马首是瞻的“黑红金”国旗队(Reichsbanner Black-Red-Gold)。该组织成立于1924年，1925年至1926年期间其成员增加到90万人左右。最近本杰明·齐曼(Benjamin Ziemann)认为“国旗队”在魏玛共和国的纪念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不足以确保压倒那些主张反共和、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观点，以及完全主导关于战争经历的民主叙事。因此，“战争记忆”仍然是支离破碎的，是政治斗争话语的场地，而不是建立民族团结意识的手段。
然而，“战争记忆”不仅仅是老兵及其家人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威尔特(Michael Wildt)所说：“对于德国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年龄不够，没有被征召入伍。然而他们毕竟长大了，不可能把那场战争只当成一个遥远的童年回忆。那场战争也成为他们的肉中刺，提醒他们错失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狂热的纳粹分子，都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后来在党卫军或党卫军的精锐安保组织黑衫队(schutzstaffel)中一路飞黄腾达，直至担任高级职务。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1923年加入纳粹党，1929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司令(Reichsftihrer SS)，当时年仅29岁。战后德国海军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于1931年被任命为党卫军情报部门负责人，1939年升任党卫军安全总局局长，当时年仅35岁。这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兵加入了纳粹党及其警察和恐怖机构，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是由共同的阶级利益意识，或对共同战争经历的记忆黏合在一起，而是由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坚定信念连成一体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中招募来的，就像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一样，他们也被纳粹党领导原则背后的军国主义价值观、男权意识所吸引。然而，吸引他们的还有其他东西，即纳粹竭力将战后世界描述成一个被政治动乱、性混乱和经济动荡永久统治的地方，“和平”即使在1924年至1929年的那些年里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由此看来，摆脱这种永久紧急状态的唯一出路在于由一场运动提供等级制度和纪律，这个运动比任何其他民族主义小团体更能够以建立激进的社会秩序的名义来使暴力合法化并动用暴力。
最后，从更为平淡的意义上看，“希特勒运动”在争取全国声望的运动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这是由于在1928年5月选举中表现不佳的DNVP或称德国国家人民党(Germany National People’s Party)所采取的激进的右翼运动所造成的。1928年间，德国国家人民党参加了各种“资产阶级”联盟，但拒绝为1928年6月上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服务。相反，它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新闻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他决心利用自己庞大的媒体帝国暗中支持针对魏玛的“全国反对”阵线的重新结盟和巩固的进程。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在钢盔队、泛德联盟、国家乡村联盟和纳粹党的支持下，1929年7月胡根堡发起了一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投运动，《杨格计划》是解决德国向协约国赔款事宜的修改方案。
公投最终在1929年12月22日举行。仅赢得580万张选票让其支持者明显感到失望，因为票数远低于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所需的2100万张选票。尽管如此，纳粹由于参与了这一民族主义的联合计划而成功地获得了知名度。在1929年至1930年冬季所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他们的表现略有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弱点。例如，纳粹党反复指出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4年批准了《道斯计划》；在竞选资料中加入对帝国总统兴登堡和穆勒政府的猛烈攻击；以及支持泛德联盟提出的、但遭到德国国家人民党温和派反对的建议：在公投中增加一项将使任何寻求批准《杨格计划》的政府部长都可能因叛国罪而受到刑事起诉的声明。这样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就能够慢慢地智胜和取代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所谓的“青年党”主要的和更活跃的右翼反对派。
大萧条及其后果
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评价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复苏的稳定或不稳定程度一直存在分歧。然而，尽管纳粹在《杨格计划》公投期间表现出坚持民族主义，并在1930年突然成为关键反对党，但成为许多人共识的是纳粹本身并不是1933年他们上台的主要决定因素，大萧条给德国带来的经济灾难，比纳粹党做没做什么事情重要得多。这首先是1929年10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引起的，并在1932年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当时有600万德国男子失业，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1928年记录水平的58%。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大萧条加速了上述右翼势力的重新结盟，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的表面下酝酿的一场更为普遍的“古典现代性危机”(Peukert)，大萧条将其推向紧要关头。虽然魏玛时代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些项目在1930年以前比其他项目更成功，但都戛然而止，国家支持的失业保险基金很快就在需求的重压下崩溃了。保守派经济学家和商人现在要求限制工会权力，认为工人的工资在经济繁荣时期太高了。面对自1924年以来食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局面，1929年经济紧缩更使之雪上加霜。农业专家预测，除非采取激进措施增加关税保护或政府补贴，再或者结合两种措施，否则农业部门将很快崩溃。教会和政治领袖，甚至一些工会老板联合起来反对所谓的双赚(Doppelverdiener)，即将“自私”的已婚妇女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让她们回到家中为男性或单身女性让路。最终，1932年5月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解雇在政府就业(stateemployment)的已婚妇女的法案。随着魏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人们也开始呼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解决预测者提出的可能成为“过剩的一代”(永久失业毕业生)的问题。反犹太主义学生团体很快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寻求更直接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办法是对上大学的犹太人人数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左翼人士加紧了他们针对废除《刑法典》第218条禁止堕胎的规定的长期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妇女的生殖权利作为阶级斗争和改善普通工人生活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许多“非政治”型专家也提出了激进的削减福利法案的新方法，例如通过推行“有遗传病的患者”“自愿”绝育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在1933年被纳粹强制执行)；将城市长期失业者重新安置到农村土地安置点，以及为失业青年建立新的劳动服务计划。除了反对双赚运动的部分例外，很少有迹象表明保守派希望回到1914年以前。一些人把“危机”本身视为一种创造力，尤其是那些预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终结的共产党人，以及鼓吹民族革命以及“净化性”暴力和“行动”的新政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民主价值观也被体制本身的支持者大大削弱了。早在1930年3月27日，赫尔曼·穆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因未能就未来失业福利水平达成妥协而垮台之前，联合政府中的中间党派和中右翼政党曾计划组建一个新的少数党政府，由同样的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做支撑。兴登堡听从了他的军事和文职顾问圈子里的反共和分子的建议，拒绝把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交给穆勒。[2]后者的继任总理，保守派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al Party)政治家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ch Bruning)决定，无论有没有国会多数人的支持，都要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依赖兴登堡的恩宠，导致了议会统治的实际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更专制的总统政府。
新的政治气候使得纳粹受益，他们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取得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重大突破。选举是在兴登堡下令1928年议会提前解散时举行的，兴登堡的目的是为布鲁宁削减预算赢得某种多数人的赞同，但这是注定会失败的。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和较小的中间党派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问题上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在国会为布鲁宁的经济措施提供战术支持，结果信誉扫地。事实上，唯一能在1930年9月增加选票份额的政党是共产党，尽管该党比纳粹温和得多。与此同时，由于国会代表未能尊重选民的反紧缩裁定，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行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继续“容忍”布鲁宁的少数派政府，议会体制变得更加声名狼藉。当在特定情况下不能再“容忍”时，兴登堡只是根据宪法第48条宣布停止立法，从而回避了议会批准的需要。
事实上，国会议员们聚集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少，开会的次数从1930年的94次减少到1931年的42次，到了1932年只开会13次。政治争论现在从议会转移到了街头，身着制服的对立派们，如冲锋队、钢盔队(Stahlhel)、国旗队和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斗者联盟(the Communist Red Front Fighters’ League)之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从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出于政治动机的战斗已经夺去了多达300人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一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另有数百人严重受伤。虽然纳粹有时会因为与这些暴力有明确的关系而受到负面宣传，但他们在声誉上也收获良多，成为最愿意与令人畏惧的共产党人较量的组织。1931年1月，冲锋队的成员为10万人，1932年1月为290 941人，1932年8月为445 279人，现在钢盔队远远落后了，但仍有约35万人。
与此同时，纳粹党更多在幕后耍的花招，不仅让议会也让整个魏玛政治体系在1932年夏天几乎陷入停顿。例如，当年5月12日，曾在穆勒和布鲁宁政府任职的高级军事将领威廉·格罗纳(Wilhelm Groener)被迫辞去了总理一职，原因是他多年来成功地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虽然他远未被说服，但他首先支持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对冲锋队的禁令。军队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德国国防部(Reichswehr Ministry)国务秘书、军方和政党之间的关键调停人库尔特·冯·施莱彻，似乎担心格罗纳甚至还有布鲁宁仍然执着于凡尔赛体系及其裁军条款。在一劳永逸地推翻1919年强加给德国的所有军事枷锁的计划中，希特勒运动现在被视为一个可能的盟友，尽管职业军人也对冲锋队中要求将右翼准军事组织纳入国防军(the Reichswehr)的那些人深表怀疑，但还是喜欢假装相信冲锋队仍然是一个致力于“国家观念”而非“政治”的机构。
更糟糕的是，1932年7月，布鲁宁的继任者，时任总理、高度独裁和极端保守的弗朗兹·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下令对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州政府发动非法政变，并立即将其部长和高级警察局长，特别是那些负责执行当时已被推翻的冲锋队禁令的人免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因为在那之前，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民主宪政的大本营之一。11天后，纳粹从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政党，赢得了37.3%的全国选票和230个席位，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仍未达到绝对多数。到目前为止，问题已不再是魏玛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而在于谁能取代它：是由希特勒领导、拥有全部总统权力的政府(即由希特勒支持、并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联盟)，还是一个由军队支持的独裁政权。由于兴登堡仍然拒绝考虑第一个选择，而希特勒在1932年8月被提议担任帕彭领导的政府的副总理时拒绝了第二个选择，所以德国政府继续陷于瘫痪状态。军队方面对帕彭内阁口头支持德国重整军备做出了积极回应，却与施莱彻提出的计划保持了距离。施莱彻曾让自己担任帕彭政府的国防部长，招募冲锋队成员加入由政府支持的新民兵组织，接受未具体说明的军事化培训。
最后，大萧条加剧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分歧，即温和的、支持共和的社会民主党(SPD)与更为左翼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自1925年以来)支持斯大林的共产党(KPD)之间的分歧，回到了1914年至1919年的战争和革命时期。两党都公开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选举中，两党继续获得36%至38%的全国选票。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那些仍有工作的工人，实际上，在布鲁宁的紧缩措施下，他们的实际工资随着食品和其他价格的下跌而略有上升。社会民主党几乎成功地保住了其作为有组织劳工的主要政党地位。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加深，它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业者和贫困化的城市选民的支持，把他们拱手让给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对布鲁宁的“容忍”令工人阶级大失所望，共产党也能够从这一点中获利。
看起来，这两个左翼政党都不愿意与对方合作共同反对纳粹主义。例如，共产党于1928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届世界大会上通过了严格的“阶级对立”政策。这导致它谴责钢铁阵线(Eiserne Front)，称之为“社会法西斯”。钢铁阵线是一个新的共和国防御组织，由社会民主党于1931年12月建立，并得到了自由工会、工人体育协会和国旗队的支持。共产党与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想法一致，“钢铁阵线”的代表也被谴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党羽”“法国和波兰帝国主义的志愿代理人”，以及与资本主义西方结盟的德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滑向“温和”的法西斯主义预兆。“钢铁阵线”也反过来批评了共产党对苏联的严重依赖及其对斯大林主义教条赤裸裸的信奉，还批评了共产党主导的红色阵线(Red Front)经常在德国各地城镇与冲锋队发生冲突时使用更暴力、更具对抗性的战术。更广泛地说，它拒绝左派和右派的极端主义，并拥护《魏玛宪法》和法律制度，认为这是工人权利的最佳保障。后来，在1933年8月于巴黎举行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国际(LSI)会议上，当遭到质问而对更有争议的政策——即为何“容忍”布鲁宁(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5月)而不是对政府削减开支采取强硬立场——进行辩护时，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韦尔斯(Otto Wels)宣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受到了环境的驱使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被迫选择了一种不那么邪恶的政策……我们最终屈服，是因为600万失业者造成的压力。”
德国的社会民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在1932年初最为明显，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中间派政党一起，在两轮总统选举中支持兴登堡，使之成为最有可能击败希特勒的人。而此时共产党则提名自己的领导人恩斯特·塔尔曼(Ernst Thälmann)为革命工人阶级的候选人。[3]此外，在1932年夏天，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在激烈的街头战斗中反复攻击对方和警察。无可否认的是，在1932年底的某些地区，对立的工人党之间有了更多合作的迹象，包括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阵线”。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国家层面合作，纳粹本来是可以被阻止的，然而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而且社会民主党决心继续保持其最后一个权力堡垒，即在普鲁士统领州政府(和州警察)的地位。这就要求他们与中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这是他们至少在7月20日帕彭政变之前(事实上，直到7月20日之后，社会民主党部长在针对帕彭政府的法律诉讼中继续以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试图建立平衡的行为。
是谁在支持纳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纳粹并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他们在1933年掌权的社会环境，希特勒也不是以多数票当选的，而1932年社会民主党被非法驱逐出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环境也不是其自身的责任。然而，纳粹除了从左翼阵营分裂中获利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斗争中，对老牌中产阶级新教政党的选举支持几乎完全崩溃，纳粹也因此受益。这些政党在面对大萧条的灾难时未能紧紧抓住选民；而对布鲁宁采取的不得人心的通缩政策，也不愿提出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经济方案。1930年9月，这一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第一次表现得清清楚楚，当时纳粹党以及各种右翼地区特殊利益集团都从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和中右翼的德国人民党(DVP)的失败中获益。1932年7月更是如此，当时由于政见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小政党的大批支持者也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保持稳固地位的德国北部和西北部农村新教地区，有一种脱离魏玛党(Weimar Party)的文化转向。在这些地区，选民长期以来感觉遭到柏林历届政府的忽视，甚至在1928年，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而特别利益党派的支持率则高达14.1%。正如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 Bessel)所指出的，1929年8月之后，在民主德国，冲锋队的暴力也有助于在农民、农民的儿子和小商人中争取到新的支持。这一点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如果遭到突然袭击，普鲁士警察或左翼反对派无法轻易派遣增援部队。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也是如此，冲锋队偶尔还会与国防军的边防部队(Grenzschutz)进行非正式合作。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弗兰肯行政区(Bavarian Franconia)，新教城镇科堡于1929年6月选举出第一个纳粹占多数的地方委员会。但此后对纳粹的支持方面最惊人的突破出现在德国另一端的普鲁士的一些辖区，诸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波美拉尼亚(Schleswig-Holstein and Pomerania)，纳粹在1930年9月分别赢得了27%和24.3%的选票(全国平均得票率为18.3%)， 1932年7月分别上升到51.1%和48%。
纳粹党最初在北部地区获得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和辖区中下阶层的选票，1930年在东部地区略微缩小。但到1932年7月，纳粹党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泛民的政党，在所有社会阶层和全国各地都有大批追随者。将1932年7月的结果与1930年9月的结果进行比较，很难判断全国各地支持率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纳粹宣传的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归功于上文所提及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魏玛德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化。当然在这个时候，忏悔和阶级忠诚在德国仍然很重要，而新崛起的白领阶层和在早期高通胀危机中失去了许多传统金融安全的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他们。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地区，纳粹的表现明显较差，民众对中央党或相当于中央党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支持仍然很强有力。同样，来自工业区和大城市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选民倾向于紧跟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然而，就像蒂姆·梅森(Tim Mason)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承认的那样，左翼政党大约有1300万稳定的支持者，最多只占德国无产阶级家庭成人总数的一半。天主教的工薪阶层通常支持中央党，而其余的则由数百万农村劳动者、工匠、手艺人、小商人、退休和半退休的战争伤残人士、失业的退伍军人和非工会成员组成。这些人与新教的中下阶层类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天主教或老式普鲁士保守主义等既定意识形态保持非常松散的联系。
随着危机的加深，(新教)中上阶层的成员，精英阶层的医生、牙医、律师和大学教授等人，也倾向于将对德国国家人民党或德国人民党的忠诚转向支持纳粹。但是这些人1932年，其他新的纳粹选民在这个阶段是否完全被国家社会主义所说服，仍然值得怀疑。事实上，在纳粹党的大部分选举宣传中，被认为是德国民族复兴“最后希望”的，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或“希特勒运动”。作为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驾驭的挑战是，如何在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选民愿意向国家社会主义者提供支持的基础上扩大该党的选举基础。在他的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还有600万张选票——这600万张选票曾在1932年4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让希特勒与成功的候选人兴登堡之间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和许多州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事实上也是最大的政党。
在1933年之前，德国的电台不能用于政党政治广播。群众大会和公开集会，再加上大量散发海报和宣传传单，是选举时政治交流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并被纳粹党及其反对者广泛使用。继希特勒在1932年4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失败之后，该党还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吸引女性选民加入纳粹的事业。一方面正如海伦·博克(Helen Boak)所表明的那样，至少在新教地区，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在该党的支持者中，女性人数开始超过男性；另一方面，外交政策问题被悄悄搁置一边，因为它不可能为纳粹党赢得任何额外投票，特别是在1932年6月至7月洛桑会议取消赔款债务之后。
1932年选举期间，纳粹党使用最频繁也是最简单的口号是“面包和工作”，其次是尊重母亲和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尽管这类主题也被诸如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中央党等对立政党所采用，但事实上，让纳粹表现出众的不是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内容，而是他们传达这些信息的方式。正如历史学家温克勒所指出的那样，1932年5月10日，该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格里格·斯特拉瑟在国会上公开承认，他从俄罗斯出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德国自由工会的首席统计学家弗拉基米尔·沃廷斯基(Wladimir Woytinski)提出的建议中，偷取了一些创造就业的想法。考虑到纳粹党与布鲁宁政府及“体制党派”(system parties)之间的政治距离更大，他自己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比沃廷斯基的计划更可信。
在地区和地方层面，纳粹也越来越擅长有的放矢地将他们的信息瞄准特定的选民群体，包括农民、工匠、小商人、农村工人、工厂工人、家庭主妇、教师、战争遗孀、退伍军人，甚至律师和警察。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以前的政治归属和政治忠诚已经很薄弱，或者已经有了为保守、民族主义权利投票的传统，仅仅是一小撮组织良好的纳粹活动分子出面就足以胜券在握。这一现象最早发生在全国层面是在1931年7月，当时规模相对较小，但非常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在激烈的选举后成功地接管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学联(Allgithiner Studentenauschuss)，该联盟于1926年才成立。1932年3月至7月，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城镇和农业区，甚至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这种现象再次发生。此外，被纳粹信息的“新鲜感”和活力所吸引的不仅仅是年轻选民或第一次投票的选民。正如于尔根·法特(Jurgen Falter)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复杂统计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纳粹党是得到了所有其他政党的投票，尽管更多的是来自右翼而不是左翼。纳粹选民的平均年龄虽然很难完全精确地判断，但可能略高于其他政党的年龄标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纳粹获得的支持仍然存在重大弱点。例如，彼得·朗格里奇(Peter Longerich)指出，相对而言，纳粹党在柏林就不那么成功。尽管1927年，戈培尔以高莱特的身份抵达柏林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过早地鼓吹向帝国首都的“胜利”进发。事实上，纳粹在这里的得票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32年7月到达顶峰，为28.7%。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联邦德国莱茵-鲁尔地区的一些天主教城市，纳粹仍然居于第三或第四位，排在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后。因此，在科隆和埃森，他们的得票率仅为24%，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仅为23%，在多特蒙德(Dortmund)仅为20%。即使在“运动之都”慕尼黑，纳粹在1932年7月的得票率也仅是29%，远低于37.3%的全国平均得票率，还不如在北部，比如纳粹在一度是社会民主党大本营的布莱梅(Bremen)得票率达到30%，在汉堡的得票率为33%。正如我们所见，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甚至在东部的上西里西亚，纳粹都无法超越天主教政党。因此，法尔特(Falter)等历史学家强调了德国政治中“公开声明的分裂”(the Confessional cleavage)在塑造支持纳粹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上发挥持续的重要性，因为新教徒投票给该党的可能性一直高于天主教徒，这一点不足为奇。
此外，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清楚地知道，凭借在全德国平均37.3%的支持率，想要赢得绝对多数是不够的。尽管他们将宣传的重点集中在希特勒身上而不是宣传整个政党，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并没有投票支持纳粹党。如果往前推进的声势不够，可能会导致这场运动消解，特别是时下更多急躁的暴动者要求立即夺取权力，更多温和派则在考虑如何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而就像纯粹主义者戈培尔所担心的那样，这些政党会冲淡纳粹的信息(尽管他也曾在1932年中期短暂地有过与中央党结成“黑褐色”联盟的想法)。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又决心展示纳粹反对“反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激进的资历，在1932年11月，戈培尔在柏林与当地共产党人达成了一项短暂的协议，以支持针对由社会民主力量控制的市政交通当局而举行的罢工。然而没过多久，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就恢复了对街道的持续争夺战，前者故意把后者在像威丁(Wedding)和纽科伦(Neukolln)这样的无产阶级社区中的一些据点作为攻击的目标。
通往权力之路
1932年11月6日，在柏林运输罢工最终失败的前一天，德国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这一次，尽管纳粹党仍然是最大的政党，但还是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席位。朗格里奇(Longerich)怀疑，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戈培尔与共产党关系的影响(不用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得票率实际上从14.3%上升到了16.9%；而在柏林，该党的得票率为31%，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为23.3%，纳粹为26%)。就目前而言，帕彭完蛋了。当年12月2日，他的前盟友库尔特·冯·施莱彻接替他总理和议会部长(Reichswehr Minister)的职位。施莱彻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尽管他曾在不同时期与除共产党外的几乎所有政党的领导人密谋过，但至少从书面材料上看，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为零。如果他能说服国家人民党和少数较小的右翼政党支持他，他最多可以指望584名议员中有65～75名议员支持他。面对议会重开后立即对他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可能性，事实上，他继续执政的最佳机会在于与国家社会党达成某种协议。另一种办法是要求总统再次解散议会，即使总统同意，他也只有60天时间，60天后新的选举又会举行。
纳粹党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在9个月的时间里参加了5次主要的选举，还有几次小规模的选举。该党的财政状况很糟糕，有迹象表明该运动可能四分五裂，形成对立的派系。在东普鲁士和下西里西亚，该党的“温和派”将纳粹党财富的显著减少归咎于8月初围绕冲锋队在不同地区恐怖活动的负面宣传。在国家层面，希特勒和斯特拉瑟在战术和政策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导致后者在12月8日发表破坏性声明，辞去其所有党内高级职务。过去历史学家曾将斯特拉瑟离开纳粹党与一个所谓的施莱彻的布局联系在一起，该布局旨在胡乱拼凑一个建立在工会、护国军(the Reichswehr)[4]和一些“左翼”纳粹分子支持基础上的联盟。然而最近，朗格里奇和小亨利·阿什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 Jr)等学者将这种“跨党派阵线”(Querfront)的说法斥之为戈培尔凭空编造的谎言，其动机是破坏格里格·斯特拉瑟和施莱彻的名声(他们都是在1934年6月30日所谓的“长刀之夜”被党卫军杀害的)，并凸显希特勒在争取总理职位方面的智慧。
然而，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斯特拉瑟没有和施莱彻策划过任何分裂纳粹运动的具体计划，他与兴登堡、希特勒以及内阁的大多数部长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糟糕。这使得帕彭——这位曾经是他的盟友、现在是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背着他进行协商想让希特勒担任总理，而他本人则担任副总理。在这一潜在集团的背后，主要的企业和土地利益集团都被动员起来，或者至少是支持除掉施莱彻。当时他们认为施莱彻与工会的关系过从甚密，甚是可疑，或者在土地问题上太不值得信任。然而，也不能像一些更粗劣的版本阐释的那样，错误地认为新的希特勒-帕彭政府只是一个为资本和旧的地主精英提供资金的工具。相反，关键的决定是在兴登堡狭隘的顾问圈子中做出的，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机会，即通过“从上面”重新调整右翼势力，永久地将中间和温和的左翼政党排除在权力之外。
要扫除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总统本人。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任命“奥地利下士”担任总理职位，并在1932年8月宣布，“如果他将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对持不同观点的人采取如此不宽容的态度，他在上帝、良心和祖国面前都无法交代”。即便如此，兴登堡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在1932年3月至4月的总统选举中，他非自愿地依靠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赢得了多数，这加强了他的独裁倾向。他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就要与他现在所看到的布鲁宁和帕彭时代失败的政治实践保持距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成立一个稳定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府是必要的。很显然，施莱彻这样的老军事阴谋家就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
1932年底的国际联盟似乎也将支持向新政府转变，新政府将在重整军备问题上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尽管不应夸大纳粹对国防军(护国军)军官团的渗透程度很重要，因为希特勒担心军队仍会被用来对付他，并且会奉命开枪，而他的这种担心可能是对的。然而，有一种看法是，纳粹领导的政府将能够意识到“重整军备的巨大可能性”，引起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联盟未能阻止日本在1931年对满洲的军事侵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1932年6月至7月的洛桑会议上英法德签订协议、取消德国所有未偿还的赔款引发的。协约国未能继续削减自己的军备开支(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上关于德国的关键主题)也让德国谈判者占了便宜。1932年12月11日，英法两国在原则上承认了德国谈判人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权利平等”的要求。然而消极的一面是，到1933年1月底，护国军领导层担心，除了选择希特勒领导的政府之外，任何其他选择都会削弱由德国脆弱的国际地位得到些许改善所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非常明显地是通过继续分裂、挫伤那些支持积极地重整军备计划的国内政治力量的士气来获得的。就连过去曾多次警告过兴登堡要小心防范希特勒的护国军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斯坦-艾克多(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将军也改变了心态，开始悲观地认为，另一个少数人的帕彭政府将是一个更糟糕的选择，因为它“如果不带来内战，就会带来大罢工，从而导致用军队去对付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左翼这一完全不得人心的举措”。
最后，经过许多秘密的幕后谈判，兴登堡在拒绝了施莱彻解散国会的请求后，于1月28日首先免了施莱彻的职，然后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接替他的职位。在这一决定之前，是帕彭再次带头说服年迈的总统，希特勒一旦任职是可以被掌控的。事实上，1月30日或在不久后，由兴登堡任命的11名内阁成员中，只有3名是纳粹：希特勒、担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和作为议会议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的赫尔曼·戈林。曾在东普鲁士担任军队指挥官、被兴登堡认为“极其可靠”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沃纳·冯·布隆伯格(Werner von Bloomberg)——当时正在世界裁军会议上履行为德国代表团提供建议的岗位职责——却被即刻召回，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几小时前宣誓就任国防部长。兴登堡对他的指示是“履行他的职责……还有让国防军远离政治”，这指的是在柏林流传的虚假谣言，即施莱彻在前一天晚上策划了军事政变，但对兴登堡来说，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保护护国军免受新政府无端纳粹化或政治干涉的手段；另一方面，显然兴登堡不打算推翻帕彭在1932年7月的非法政变，也不打算允许社会民主党重新成为普鲁士的合法统治者。然而这个州的内部治安，以及随后整个德国的内部治安，现在都掌握在国家社会主义者手中。
这样就形成了国内恐怖统治的局面，恐怖统治的最初目标是反对左翼，而对外部世界则造成了(执政上的)连续性和可敬的假象，尤其是当帕彭和施莱彻领导下的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被重新任命担任同一职务时。财政部长卢茨·史威林·冯·克罗西格克伯爵(Count 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和交通部长保罗·冯·埃尔兹-里贝纳赫(Paul von Eltz-Riibenach)也曾在之前任职过的前两个内阁继续任职。在经历了短暂的不确定之后，弗朗兹·古特纳(Franz Gurtner)也被确认为司法部长。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评论员都对柏林的新政府充满信心，许多人怀疑2月底的夜间纵火烧毁国会大厦是谋杀罪行。纳粹曾一度成功地将此事归咎于共产党，但不久之后的1933年3月4日，世界被维也纳事件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基督教社会总理恩格伯特·多夫斯(Engelbert Dollfuss)关闭了奥地利议会，并取得了紧急权力，目的是镇压左翼和极右翼。独裁似乎正在成为欧洲的常态，不管是传统的保守专制还是赤裸裸的专制，各地的民主派都处于守势。
纳粹是迄今为止最暴力、最残忍的法西斯独裁者。他们在选举中既没有夺权，也没有赢得政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寻常的。尽管后来将纳粹对德国的胜利“征服”进行了神化，包括为争夺在慕尼黑和著名的“红色”城堡(如柏林、汉堡和萨克森)的霸权而进行的英勇战斗——但事实上，他们是按照宪法被任命入职的，而此时其声望却处于下降期。尽管如此，他们上台的环境也反映出欧洲政治和军事精英未能找到解决自1914年以来困扰世界的经济混乱、政治不稳定、军事侵略和边境不安全等诸多更大挑战的答案。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充分就业的恢复、空军的建立、莱茵兰无可争议的重整军备，以及对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几乎不流血的兼并，希特勒在德国的声望一路飙升，那些解决方案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了。
[1] 1919年9月，奥地利与协约国集团签署的《圣日耳曼条约》，禁止奥地利与德国联合，并承认波希米亚德语区和苏台德地区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
[2] 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严重干扰或威胁”的情况下，帝国总统可以通过紧急状态法或者直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无须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根据第25条规定，总统还可以下令解散国会，条件是在60天内举行新的选举。
[3] 在第二轮选举中，兴登堡的得票率为53.0%，而希特勒的得票率为36.8%，塔尔曼为10.2%。
[4] the Reichswehr，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中文的译文不同，以区分在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的不同时期的对应译文。按照传统，一战后至希特勒上台之前译成“护国军”，上台后译为“国防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