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不解之缘

许家麟

1965年10月，我从贵州大学艺术系中国画专业毕业，当时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根据国务院的分配名额我们三名同学被分到了宁夏。

报到后第三天，我被分配到宁夏乃至在全国最贫穷落后的固原山区，工作地点是原固原县文化馆。

文化馆的会计叫屠宝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地图出版社老板屠思聪的儿子，因此他对图片的印刷制版技术很内行，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制版和印刷方面的常识，使我知道了图片印刷中各种分色制版所需的网线，挂网有100线～300线不等，不同的网线直接影响印刷品的成像清晰度，套版印刷中有许多应该严格控制的规格和规矩必须遵守，他是我编辑出版和印刷技术的启蒙老师。文化馆有许多图书、报刊，我一旦有空便泡在书库里，徜徉在书海中。有一次，我在1962年的《人民日报》合订本1月14日第六版上发现了我1961年贵州大学附中时的毕业创作——中国画《花溪河上》。感叹这边远落后的县级文化馆居然还存有这样的资料。

197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在银川成立“宁夏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调我到办公室从事美术创作，组织画家们到六盘山区深入生活。从泾源县老龙潭小水电水利工地采风回来后我创作了中国画《龙潭新貌》，该画入选全区美术摄影展览，时任宁夏革委会副主任高锐参观展览时对我的画作有很高的评价，并指示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你们可以出版嘛！”宁夏人民出版社对这件作品进行了拍照，并以年画的方式于1973年正式出版，全国订数超过100万份。由于印刷厂库存纸张不多，只印刷了80万份，全国发行，此画创造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单张年画出版之最。不久，全国各地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告诉我在他们当地各大商场的橱窗中展出了我的这幅画作，对我表示祝贺。1974年我回访泾源老龙潭，工地上的各个工棚、办公室以及泾源县的各机关单位都张贴了我的这幅歌颂他们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画作，它直接鼓舞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艰苦奋斗的人民群众。

宁夏新华书店办公室龚主任特意赶到原固原县文化馆看我，并给我送上100张《龙潭新貌》年画作为奖励。

早在学生时代，贵州文艺期刊《山花》就发表了我的国画作品，并邀请我到印刷厂看清样，我看到了印刷厂是怎样将一件绘画作品印制成千万张印刷品的全过程，对杂志社的编辑和印厂的制版工人那种认真负责、细致而繁杂的工作和自我牺牲精神产生了无限的敬仰，没有想到终有一天我也成了一名忘我而认真的美术编辑。

1979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恢复了正常的出版工作，我被调入宁夏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我在人民社的第一个编辑任务，就是为胡公石先生编辑他的《标准草书字汇》一书。我先向他学习有关标准草书的知识，他说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各家各派所书都各有特点，各有风格，对偏旁部首和代表符号的使用都不统一，存在“甲书乙不识，乙书甲不懂，一人书写，众皆瞠目，识者了了”的问题，脱离了人民大众的现实。标准草书创始人于右任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并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胡公石和台湾的刘延涛都是草书社最年轻的成员，他们在于右任的亲自指导下，整理和研究从古至今的草书，发现“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终于在1936年6月编辑出版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以后又不断修正、完善、充实，出版至第十版，为在全世界推广标准草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胡公石先生为了发展标准草书艺术，继承于右任先生遗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八千字的《标准草书字汇》一书。20世纪80年代的印刷制版技术还是比较陈旧的，这本书所包含的8000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手书出来，经过筛选，再按新华字典的部首、笔画顺序剪贴成书的。每字下面加汉字繁体楷书译文。当时全国的印刷厂，唯有北京新华印刷二厂有繁体字的铅字字盘，社里领导决定到北京印刷，这册书的选字配译文的编辑过程基本上是用剪刀加糨糊的老办法完成的。每页的边框是用制图的办法手工画出来，页码也是一页一页贴出来的。然后用照相方式一页一页照相制版成书。这项出版工程浩繁，历时一年完成。1985年，该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以后六次再版重印，印数近十万册。

此书的出版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为了与中国台湾的草书爱好者以及专家刘延涛先生交流，具有促进两岸统一的政治意义。

人民出版事业，我认为它肩负的责任重大，要为整理、保存和传承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负责胡公石先生《标准草书字汇》一书编辑的同时，1983年我向人民社领导推荐出版宁夏著名女画家曾杏绯的《曾杏绯花卉作品选》，得到批准后，就进入选编、拍照过程，经过编辑、印刷终于向社会公开发行，这也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建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个人绘画作品集。

我任责任编辑的《贺兰山岩画拓片选》是为了整理、保存、宣传贺兰山岩画而出版的宁夏第一本关于贺兰山岩画的出版物，我大胆采用宣纸印刷，模仿岩画拓片的原始效果，并用精美的硬盒精装，使画册古朴大方典雅。作为1991年“国际岩画研讨会”的会议纪念品，这本画册深受各国岩画专家欢迎。此画册荣获“1991-1993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优秀图书”一等奖。

经宁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徐庄推荐，由徐悲鸿先生之子徐伯阳和王震合编的《徐悲鸿艺术文集》也由我任责任编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处理补充近80万字的文稿和100多幅图片的收集整理，于1994年得以正式出版。在徐伯阳提供的资料照片中，我发现1944年徐悲鸿先生与44级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合影中，有我的老师孟光涛先生。我当即告诉徐伯阳，他很高兴，他说没有想到父亲的书稿会得到他的再传弟子许家麟先生担任责任编辑，感到意外和欣慰，并对我表示感谢。此书获“1994-199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优秀图书”一等奖。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为发展宁夏的出版事业，国务院从北京、上海的出版、印刷、发行系统选调了一批优秀人才，派到宁夏组建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新华印刷厂以及宁夏新华书店。20世纪50年代的印刷技术是很老旧的。照相制版用的照相机有五米长，占用一个车间，叫制版车间，绘画作品放在机器前方打上灯光。用红、黄、蓝、黑四色挂网作为滤色镜片分四次拍摄，制成红黄蓝黑四种不同的底片。再用底片将图形晒到涂有感光药膜的石板上，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油墨印刷，每种颜色印成后还要让印刷品晾干之后再印下一种颜色的油墨，四种彩色重叠到一起才能使画面上出现那种丰富的色彩和立体感，四种色彩套印要求绝对准确，不能错位，否则印出来的是花的。这对工人们的技术要求很高，且劳动强度很大、印刷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调色修版过程中还要作者本人或美术编辑参与调色和修版，才能保证图片色彩的准确还原。往往一幅作品要经过三到四次修改调整才能正式印刷。那时候的美术编辑是比较辛苦的。

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图片、印刷、图书出版的制版工艺自动化程度提高，尤其是数字化的出现，许多人工劳动被机器取代，图片图书的出版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了20多年，我目睹了印刷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认识了许多文化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我个人修为和素养以及艺术理论的提高都有了很大的帮助，让我从一个普通的美术工作者，逐渐成为美术各专业的内行，成为美术出版方面的专家，使我的人生更加充实，为退休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中国画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图书编辑，要花许多时间同作者交流，了解图书主题与作者的想法，要与印厂制版工人切磋制版以保证印刷效果的完美。这里有个人的牺牲和奉献，也有丰富的收获和专业理论的提高。宁夏人民出版社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与出版社的不解之缘。编辑要以公正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每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要出以公心地处理好每本书稿。所以我认为，编辑是一个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