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情绪政治”的特点
现代社会日益表现出“情绪社会”的特征，政治情绪开始成为影响民众认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更有影响力。“政治是一种可以激发极端情绪的生活领域。情绪影响到政治人头脑中的所有烦恼，并且被所有这些方面所影响。价值、认同和态度具有情绪性或者具有情绪成分。”（马莎·L.科塔姆等，2013）。香港政治派别划分也常常建基于港人对于“中国”的不同感受和取态。因此，关注社会情绪，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绪氛围中捕捉有价值的政治资源，日益成为关乎现代国家治理和建构认同的重要理路。
“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媒体放大，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做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历史一直是由意识形态的冲突而驱动的”（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基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形成的冷战思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世界政治格局，与理性主义被非理性主义取代主导地位的趋势一样，随着世界政治的风云激荡，在领导人决策、选举政治、公共舆论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领域，人类政治生活中长期被遮蔽的情感地位和作用逐渐呈现，心理因素成为理性、和谐与秩序的微观基础。在世界政治的今天，可以说，“情感总是在政治的最前沿”（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导致不安，引发了身份问题。在冷战时期，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去问，‘我们是谁’，答案简单而明晰，地图上画着两个敌对集团，将地球分成两大地区。但在一个不断变动的没有疆界的世界中，这个‘我们是谁’的问题就越来越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流动的现代性导致民族国家的式微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已经被身份斗争所取代……在一个由身份主导的世界中，我们不太被我们的政治信仰和观念所限定，而是由我们的核心理念所限定，由我们从自我成就中获得的自信以及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尊重所限定，或者由我们缺乏自信或尊重所限定。在我们的核心理念中，情感占有重要地位，与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方式以及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息息相关。情感既是情感持有者自己的镜中影，又是他的眼中像”（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
在所有的情感中，恐惧、羞辱和希望成为影响我们认同的三个重要的基本情感，恐惧、羞辱和希望，可以看作是人类的三个天然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血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我们只有同时具有这些元素，才能活得健康。但健康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一种元素太多或太少，对于身体的平衡和长期健康都是危险的。情感的平衡对于“世界健康的重要性，差不多相当于‘平衡’的学业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对应这三大情绪，香港青年的共有情绪应该是焦虑、失落和担忧更为恰当，在经济、身份和未来问题上都有明显反映，他们对香港发展的不满意的看法背后内含这些情绪的表达，当香港在经济发展中曾经的辉煌不再，香港青年对香港和自身的未来发展越来越担忧之时，与之相伴随的认同问题也就愈发凸显。“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核心地位的丧失，这正是我们身份危机的核心所在。”（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这些负面情绪一旦得不到有效舒缓，便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社会普遍弥漫的“怨恨”情绪。
“‘怨恨’是一种压抑性的妥协，是对不合理的秩序和规范的柔性妥协；或者说，它是对丧失了基本规范和准则的社会的一种消极反应。”（周志强，2016）虽然怨恨在情绪程度上不及愤怒，愤怒的激进往往与少数人联系，但怨恨却具有更大的弥散性，其对社会整体的渐进性侵蚀和破坏作用更加不可低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情绪，怨恨既是社会结构及其诸多影响的一个方面，也对更为广泛的社会情绪氛围、社会运动、政治认同以及正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王丽萍，2015）
在冷战时代，当代政治中民粹主义日趋壮大，与社会怨恨情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民粹主义是怨恨情绪大肆流行的一个观念或意识形态基础，而怨恨情绪又为民粹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动力。”（王丽萍，2015）右翼民粹主义侧重于反对外来移民，强化本土认同和种族认同。“他们往往放大外来移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激发社会的排外心理。”（郭正林、李镇超，2016）右翼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政治现象，“如果社会存在较激烈的族群阶层矛盾，而这些族群矛盾无法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加以解决，政治右翼民粹主义就容易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演变成为分裂主义，转而追求主权独立。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搞分离的主要方式，包括发动全民公投、公民抗命、军事政变和暴力抗争等”（郭正林、李镇超，2016）。“无论在香港还是台湾，许多经济与政治困境被归咎于‘大陆移民’以及其变种（陆客、水客、新移民），在政治上的种种格格不入背后，‘大陆移民’似乎成为利维坦身上那个最为显性的恶之花。在台湾‘反服贸’的最高潮，有一种声音似乎倾倒宝岛众生：开放服贸就是让大陆劳工来抢台湾人的工作”（张明扬，2016）。因此，香港问题应该被放在全球视野中来看待，并非独特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共振问题，而且因为混杂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而诡异。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情绪及其影响的行为同某种情境中的关键目标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政治背景和价值的特定性，政治目标自然随着时间而变化。即使这样，人们也通常认为，外群妨碍内群的目标，因此，外群被自动地同否定性情感联系在一起。根据定义，外群被认为有所不同，因此，拥有不同的目标”（马莎·L.科塔姆，2013）。认同是一个“求同”和“求异”同时发生的过程，“无论是认‘同’还是求‘异’，都必须参照特定的社会边界，就必然出现内外、我他的分别”（约翰·非斯克，2001）。当香港青年形成香港人和中国人的二分法，且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不断增大时，已经表明他们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并且极易对内地人产生刻板化的负面看法。
而且，在一个“情绪政治”的时代，与以往主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说服民众有所不同，“如今摆事实、讲道理是解决不了沟通和引导问题的。这可能跟我们过去的常识有所不同。当下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事实的不同方面。每个族群，都有自己观察事物的角度，以及捍卫自身利益、表达自身主张的严谨的逻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仅仅通过摆出一部分人所认定的事实、逻辑或道理，是很难被其他人所接受的。为什么？因为道理太多了。就像狼吃羊，从食物链的角度看，高端吃掉低端是正常规律。但从羊的角度来看，就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首先不是道理的问题，而是关乎感情、立场和关系的问题”（喻国民，2016）。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入耳、入脑、入心的社会前提条件，是必须与接受者产生情感共知和关系认同。在多元化的社会，从赢得人心而言，命运共同体的连接强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情感认同的力量大于理性逻辑。
情感认同最重要的是唤起“同情同理”之心。“同理”之心不仅是道德产生的基础，也是传播学意义上唤起受众代入感的路径。以“我是盲人，请帮助我”为例，这句文案错在它只是站在自身的角度，简单、粗暴地叙述我是盲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从情感、行动还是画面来说，似乎都不足以让路人产生代入感。你是盲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换成“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但我看不见”，便极易从情感上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是啊，多么美好的一天，可你却看不见，真可惜，我们多么幸运能看见啊，你太不幸了，让我们来帮助你吧”。代入感的唤起，需要从情感、行动、画面、心理四个方面加以思考。同理，在“情绪政治”的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的表达要自觉从宏大叙事到生活世界，从英雄人物到普通平凡的真实个体，并且契合当今文化传播的视觉化与感性化的特点，才有可能唤起受众的代入感，产生情感共鸣。中国两位农民一位失去光明、一个没有手臂却相互扶持种树成林的视频短片，在Facebook、Youtube累计播放量破百万，火遍全世界。这个典型案例表明，关注普通人的生命故事，用视频进行感性化的表达是打动无数人心灵和传播正能量的有效方式。
不过，从代入感唤起到情感共鸣的产生，只是受众产生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条件，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发展境遇才是从根本上影响其国家认同产生与否的关键因素。政治不是空头口号和宣传表态，百姓不是根据文件与传媒，而是依据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与自我感受来评价政府的作为。从社会角度看，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在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和百姓的希望感；从个体角度看，便是要努力让个体生命历程与发展境遇的改善与国家发展同步。尤为注意的是社会变迁或变革会对个体的生存境遇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的交互影响所形塑的累积性作用力，将不同个体带往不同的生命轨迹”（吴开泽，2016）。在社会性时间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意识也在发生转变，从而塑造社会的性格。“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C.赖特·米尔斯，2001）
社会变迁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生成社会意识。以中国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为例，决定民众对改革开放政策认同与否的因素可谓众多，但至关重要的则是民众的生命境遇是否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好转，促使个人和群体家庭境遇得以改善。诸多大事件决定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命走向，给人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意识。当把民间社会意识置于社会发展与生命历程两个维度来看待时，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同步性极其重要。”（黄晓星、林滨，2014）认同问题的提出源于个体对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追问，因而这种追问需要立足于一定的框架之上，否则就会产生一种虚无和缥缈感。对此，当代社群主义代表查尔斯·泰勒认为，“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野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当赞同或反对什么”。个人和社会发展是民间社会意识中价值诉求的根本，这种价值诉求在中国体现为“过上好日子”。当回忆30多年的个人发展历程时，这是一种显意识，直接决定了个人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与判断。个人和群体的经历成为一种记忆，决定了其现在对社会的看法。当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共识产生断裂时，则会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焦虑的悖论。过去的记忆、现在的感受与未来的愿景塑造或稀释国家认同，香港青年个体的生命境遇在回归后会正向发展还是会负向倒退，也就成为影响个体对国家意识形态认同还是拒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