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治理研究回溯

关于大学治理研究的文献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际治理理论的兴起和治理实践的发展，大学治理研究文献逐年增多，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外大学治理研究文献呈现激增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就中外文期刊论文而言，“主题”检索词为“大学治理（university governance）”的研究文献数以千计。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例，截至2020年12月8日，以“大学治理”为“关键词”的期刊文献多达1 570篇，其中期刊来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文献就有485篇。当下，在教育治理研究文献中以高等教育居多，而在高等教育研究文献中以大学治理最为热门。面对如此众多的大学治理研究文献，面面俱到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为此，根据大学治理的本义、发展走向和本研究定位需要，本综述主要围绕三大部分研究文献展开：一是关于大学治理结构与共同治理的研究，二是关于大学治理过程与有效治理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大学治理现状与改革的研究。

（一）关于大学治理结构与共同治理的研究

治理结构是大学治理的基础，涉及谁治理、怎么治理等基本问题，而共同治理是治理结构的“现代升级版”或者说是大学治理的发展方向，因此它们构成了国内外大学治理研究的热点和重心。

1．关于大学治理结构的研究

大学治理结构是由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两个不同层面但又紧密联系的结构组成。学界有的运用整体观讨论大学治理结构，有的侧重于从外部治理(宏观)看大学治理结构，有的基于内部治理(中观)谈大学治理结构，有的则从某个治理主体或实体机构（微观）分析大学治理结构，但都离不开对治理的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分析。不同的权力关系构成了不同的治理结构，也成为区分各国大学治理模式的依据。

其一，整体与宏观视角的研究。伯顿·克拉克是从权力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系统的先驱者，1973年他和约翰·范德格拉夫等学者合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进行经验研究和逻辑分析，即在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西方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将“学术权力”划分为个人统治、集团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权力、官僚权力(院校行政权力)、官僚权力(政府权力)、政治权力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寡头权力等10种。其中，前五种权力是扎根于学科的权力，中间两种属于院校的权力，后三种归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力量的三角协调分析框架，认为现实的大学中只有各种权力组合而没有纯粹单一权力，只是权力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已，以欧陆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为基本类型。权力结构“影响（学术）系统作为系统的活动方式、所发生的变革的类型、所贯彻的价值观念”，也“有助于确定一所大学或学院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此后，许多学者进一步拓展或深化了伯顿·克拉克的权力分析，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诸多大学治理模式分类。玛丽安娜·鲍尔（Marianne Bauer）和贝瑞特·阿斯克林（Berit Askling）基于“权威（程序自治）—目的（实质自治）”二维分析框架，提出四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洪堡的政府模式、纽曼的自由模式、贝纳的社会主义模式（福利政府模式）和市场模式。迪特玛·布劳恩（Dietmar Braun）基于信念系统、实质理性和程序理性三个要素不同的组合方式，把20世纪80年代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治理模式归纳为三种：共享模式（英国）、寡头—科层模式（意大利等）和市场模式（美国）。伊恩·麦克尼（Ian McNay）从“控制—文化”的视角出发，提出四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共享模式、科层模式、法人模式和创业模式（与市场模式相似）。总体而言，这些模式分类大同小异，也没有完全超脱伯顿·克拉克的三种基本模式范畴。事实上，任何国家不存在单一模式，而且都在与时俱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管理主义影响，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不同程度出现了相向性变革，欧陆国家转向效率导向模式，英联邦国家转向顾客/市场导向模式，而美国的市场模式相对变化不大。

威廉·考利（William Cowley）则是较早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大学治理结构问题的西方学者，他对董事会责任、校长领导、教授权威、学生和校友的参与、学术协会、论证机构与慈善机构的影响以及政府的介入做了历史追溯，认为大学治理中各利益群体之间存在一种冲突和相互依赖关系。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大学治理也做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一些学者从大学治理结构的特征、价值、类型、制度体系、主体关系、路径变迁等方面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也有不少学者运用不同理论视角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国别研究或对大学治理进行趋势分析。例如，王洪才辨识了大学治理作为结果、手段、结构和目标或价值的四种内涵，认为这四种含义彼此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其中作为结果的大学治理是最基本的含义，是对大学是否获得善治的衡量。龚怡祖综合运用公民社会治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大学治理结构，认为大学治理结构应被看作是一个“超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其实质是遵循大学内在逻辑并与现代社会相契合，重建大学变化中的力量平衡。谷贤林运用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的三角协调模式，探讨了三者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治理中的互相制约、协商和促进的过程。程北南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作用机理，指出美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所提供的激励、约束和筛选机制，能较为有效地解决大学治理问题。施晓光认为，从全球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新公共管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全球大学治理模式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包括四大转向：从“政府管控”到“政府监管”，由“外部指令性控制”到“自我选择性约束”，从“学术自理”到“管理自治”，从“硬治理”到“软治理”。

其二，中观与微观视角的研究。约翰·科森率先从大学组织即内部治理的视角研讨大学治理结构，认为大学内部存在两种权力结构：一种是传统的科层结构，一种是学术权力范围内的决策结构。前者的行政权力来自组织结构中的职位，后者的专业权力来自专业知识和自主性。这两种权力之间存在着模糊和冲突，因而大学治理并非易事。

卡尔·维克（Karl Weick）用“松散联结”（loose coupling）这一概念来形容教育组织结构的模糊性。他指出，“联结”（coupling）不能等同于“连接”（connection）、“关联”（link）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因为一个系统内，不同机构之间彼此之间虽会发生反应，但不一定是线性的，而且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认同和逻辑或物理的独立性。总之，教育组织的治理结构是松散的，随之治理过程也是迟缓和低效的，但好处是能够带来创新和灵活性，而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斯坦利·艾肯伯瑞（Stanley Ikenberry）指出，美国的大学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大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治理结构已经不适应当今迅速变化的环境，需要重新改善结构和厘清董事会、教授、行政人员、学生的角色。基于大学探索高深学问的性质，大学治理结构的重构和加强应始于学系层面，而不是评议会和董事会。

乔治·凯勒指出，在财政和学术联系日益紧密、教授会难以发挥作用之际，需要一个更具领导力的校长。同时，需要成立新的治理机构，比如“重大决策联合委员会”（Joint Big Decisions Committee），以弥补教授会的缺陷。

国内学者出于比较和借鉴的目的，结合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和改革，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大学治理结构做了大量研究，或从总体或从个案探讨了治理结构的特征、演变或走向等问题。例如：欧阳光华围绕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董事、校长与教授三个核心要素，论述了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历史演进和制度安排，指出从法人治理走向共同治理是美国大学治理的基本发展趋势，并阐发了美国大学共同治理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贾德永、王晓燕基于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分析，认为这一改革重构了日本国立大学的治理结构，使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基于目标的间接管理，由具体过程管理转变为政策制定、认证评估和经费拨付的宏观监管。同时，日本国立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革，新成立了理事会、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三大管理组织。甘永涛对英国大学的治理结构模式变迁做了分析和总结，认为英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表现为“牛桥”的“学者自治”、城市大学的“学者主导”、联合大学的“联邦制”、新大学的“共同治理”以及“92后大学”的“双会制”等五种模式。王绽蕊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分析工具，对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的内涵、结构、功能与效率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该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有能力自我修正，是一种有效率的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安排。郭卉等人通过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弗吉尼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阿伯尔分校的评议会的研究，发现评议会是一个具有完备组织结构并实行民主代议制的机构。评议会除了具有决策、利益表达、协调与行政的关系、为行政职位选拔人才的显在功能外，还具有象征、充当垃圾桶和冷藏室、提供地位、充当组织守旧者等潜在功能。

2．关于大学共同治理的研究

以“共同参与”和“权责对等”为特征的共同治理是大学治理的一种理想模式，自从1966年美国教授协会（AAUP）、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美国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协会（AGB）联合发布的《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提出“共同治理”理念以后，对于共同治理一直有不同理解和各种争议。

威廉姆·蒂尔尼（William G. Tierney）发现大学教师对共同治理存在四种不同的理解：立法模式、符号模式、咨询模式和沟通模式，认为对共同治理理解上的争议在于个体对于世界的运行方式具有根深蒂固的信念，这直接影响其对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解与看法。肯尼思·莫蒂默（Kenneth Mortimer）和科伦·萨勒（Collen Sathre）也持相似观点，认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美国教师联盟（AFT）、美国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协会对共同治理的理解存在争议。对于在治理过程中究竟谁具有发言权，具有多大的发言权，虽有一些共识，但背后的理解不尽相同。在他看来，争议的根源在于不同的群体对大学合法行为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盖瑞·奥尔森（Gary Olson）生动描绘了教师和行政人员对于何谓“共同治理”的不同理解，有的教师认为“共同治理从字面上说就是委员会对一些新的规划或建议进行投票，仅此而已，压根没有共享意思，更没有谁和谁就什么共享的意思”；有的教师认为“共同治理意味着作为‘大学心脏’的教授把大学治理委托给行政人员，而后者的职责在于为教师提供全方位支持”。教师普遍认为治理无非是：“你们管理，我们治理”。这种观点，揭示了人们对共同治理机制深层次的误解，并预先假定了一种内在的敌对关系。针对不同理解，彼特·埃克尔（Peter Eckel）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共同治理的内涵含糊不清、富有争议。由于职责和权限范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而不同群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某一事务的决策划入自己的领地。

共同治理不仅存在理解不一的问题，也面临环境变化、资源短缺、院校竞争对其效率问责的挑战。1996年，美国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协会在《重振校长负责制：艰难时期需要更强的领导力》的报告中指出，“现在高等教育需要高度警觉和灵敏，但却被低效率和谨慎取代，治理机制和传统阻碍了这一时期对外界的回应和决策的明晰。”在1998年颁布的《治理宣言》中，AGB给出的建议是，董事会应该重新阐述其最终责任和权威，厘清谁具有权力参与或做出决策，设立最后期限以加快决策，以及清晰地阐明利益相关者权力的模糊或重叠地带。詹姆斯·杜德施塔特（Jams Duderstardt）认为：“与日俱增的复杂性、财政压力，以及来自政府、媒体和公众的问责，都促使大学需要更强的管理……任何一项实质性的决策在达成或行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进行广泛的咨询、商讨和达成共识这一学术传统，构成了特殊的挑战，因为这一过程往往跟不上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的步伐。”更有甚者指出，如果大学不对共同治理进行变革，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大学忽视变化的环境将变得岌岌可危。就像恐龙，大学在一种类似于侏罗纪公园的文化中，将冒着变成展品的风险。”

当然，对于这些要求共同治理进行变革的言论，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不以为然。他指出，在共同治理的过程中，教师参与可能会降低决策的速度，但能确保深思熟虑，并在大学内部营造一种秩序和稳定之感。那种认为改变共同治理结构将会提升大学绩效的观点，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相反，改变治理结构没有给大学带来可喜的变化，多数情况是把大学引向更糟的方向。任何单方面地改变共同治理中教师角色的行为，都将不为人接受，因为这些行为侵犯了教师的学术自由，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降低了教师的地位，以及减少了大学的社会资本。可见，由于立场和观点不同，对于共同治理的争论仍将延续。

国内学者同样关注共同治理的争议和走向，各自的理解和观点也不尽相同。郭卉在对美国大学共同治理制度的历史发展考察的基础上，认为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和公共利益、效率和有效性、民主参与和精英统治三对相互竞争的价值。王英杰考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功之路，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州大学拥有最强大的学术评议会，共同治理制度深入人心。而彭国华等人指出，自《联合声明》发表以来，便引发了一场支持派与反对派之间的论战。1998年，AGB颁布的《治理宣言》，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共同治理的终结。李奇则认为，在公司治理模式下，学术资本主义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大学，但没有动摇共同治理模式的根基。刘献君基于对共同治理的内涵和意义的阐发，分别论述了中国大学共同治理主要是内部治理的结构和过程，认为共同治理过程的要旨在于，在大学决策中，要确立共同目标，实现共同参与、创造和决策，达到共同发展。

（二）关于大学治理过程与有效治理的研究

大学在走向共同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寻求有效治理，通过提升有效性来增进合法性，否则共同治理难以施行，更无法持续。而有效治理一方面取决于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取决于治理过程，由于治理过程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捉摸不定。所以，一些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治理过程和影响有效治理的人文因素。

伯恩鲍姆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松散联结的系统，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后果往往不可预料且常常与起初的预料大相径庭。尽管大学都建立了结构，规定了原则和目标，但是，它们却不能决定学校是否能够真正良好地运行。大学各自的文化、历史、价值选择以及人际关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治理的有效性。

加布里埃尔·卡普兰（Gabriel Kaplan）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正式的治理结构可能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改善大学治理结构所带来的益处可能并不像改变政治经济模式那样，具有根本性；第二，高等教育的绩效可能与结构安排之外的其他因素有更为重要的关联，例如校园的特定文化状况。

蒂尔尼和詹姆士·麦那（James Minor）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大学的松散联结，传统的学院或大学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决策达成路线图。因此，一个人在不考虑大学的类型或背景的前提下，不能指望特定的治理机构用来处理特定的事务。换言之，有效治理并不全然由一个有效率的结构或一年内教师投票的次数决定，而更多地与对大学机构和教师的核心价值的理解和管理有关。这背后的原因，既有结构上的，又有文化上的。

既然仅仅完善治理结构并不能确保大学的有效治理，那么，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大学的有效治理？综合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领导力。就人际关系而言，德尔·法维罗（Del Favero）指出，在共同治理模式下，行政人员和教师具有不同的职责、奖励制度以及忠诚度，这极大地阻碍了大学的有效治理；二者之间互信合作的人际关系才是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根本。迈伦·普伯（Myron Pope）指出，信任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元素，是共同治理的基础，双方必须有这样一种信念：彼此会以合作互惠的态度行事，因为只有在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共享和共治。

就领导力而言，芭芭拉·李（Barbara Lee）的研究发现，学术评议会的有效运行受到治理结构、文化以及领导力的影响，但治理结构对于大学治理效果的影响最小；那些强调领导力持续性以及为新来的领导者提供信息、培训以及建议的大学，其治理更为成功。

舒斯特·史密斯（Schuster Smith）等人的研究发现，领导力与领导风格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在对这10所学校的实证分析中，他们发现治理过程的效能和可行性与领导力紧密相关，尤其是像教师评议会主席、院长、系主任等中层领导的领导力，对于大学的有效治理最为重要。

杜德施塔特指出，当今大学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面临着许多挑战和矛盾。为了迎接这些挑战，并有效应对迅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大学需要强有力、富有远见且勇敢无畏的领导能力。

蒂尔尼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共同治理，认为：“提升大学治理的办法不是通过集中的组织结构重构，而是通过解读组织的文化……质量不是因为高等教育最终设计出一套最完善的治理体系，而是因为组织参与者能够有效地解释组织的文化。”因而，大学的有效治理，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共同治理结构，而是充分理解大学与教师的文化与核心价值。

由于国情尤其是发展阶段不同，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治理结构改革问题，但也注意到国外研究重心的转向，开始探讨治理过程和有效治理的问题。顾建民、刘爱生认为，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囿于治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超越治理结构，重视组织文化建设、领导力提升等非结构性因素，促进从“决策理性”到“行为理性”的转变。刘爱生从文化研究视角，系统分析了美国大学治理在结构、过程、人际关系三个维度的特征，探讨其文化成因以及中美大学治理差异的机理。朱家德以大学章程为依据，梳理西方大学治理变迁的共同实质，认为西方大学以“参与原则”回应校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民主诉求，从形式上保障大学有效治理，以“效率原则”重构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界定大学决策机构的规模和议事程序，从实质上保障大学有效治理。周湖勇从法理分析视角指出，无论大学治理结构的设置及有序运行，还是大学治理的形式有效性和实质有效性，其本质就是权力和权利的优化配置问题，因此大学有效治理的实质是依据大学权力运行规律，在分权制衡的基础上，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眭依凡运用善治理论，提出并研讨“何谓善治”“为何强调大学善治”及“大学如何善治”三个设问。

（三）关于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及其改进的研究

关于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及其改进的研究，若不拘泥于“治理”二字的话，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大学与政府”“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与讨论，从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间断过。但是，引入治理的术语和理论讨论中国大学治理问题，则是近20年的事。

张维迎围绕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论，认为大学治理的基本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学的目标和理念的实现，并指出：改善中国大学治理，一要改变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从政府管制转向院校竞争；二要完善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以社会价值为目标，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三要注重大学文化建设，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龙献忠运用治理理论阐述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认为从统治走向治理，必须改革我国当前大学单位制度的存在，确立大学的法人地位，重构政府的公共权力，推行多中心治理模式，构建出政府、大学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参与协商机制。刘晖指出，地方大学走向治理是历史必然，基本路向是一个由管制、管理到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路径是，一要厘清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二要鼓励市场力量的适度介入，三要培育公民社会和参与机制，四要完善大学法人的内部治理结构。陈昕从高等教育治道变革出发构建了大学治理的理论框架，提出我国大学治理的伦理观照、结构设计、公民参与、协调机制、财政安排以及未来指向，认为治理是实现大学超越的前提和根本手段，大学治理必须遵循市场逻辑，其落脚点在学生、家长教育选择权的提高，宏旨则在公民社会的建设。

在宏观上探讨中国大学治理的同时，针对中国大学治理的专深研究也陆续展开。彭宇文借鉴民商法学中的法人治理结构理论，对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做了研究，提出了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构建的六大原则，并认为制衡与约束机制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大学作为公益性法人，尤其应当强调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共同治理。洪源渤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大学逻辑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治理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论证，探索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提出了适合中国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结构。严文清在梳理晚清以来中国大学治理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十大思路，并认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价值中立是调整大学治理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郭卉采用经验研究的范式，对我国大学治理中的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制度基本上被行政所控制，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防护性和象征性制度功能，还权于教师、分权治理依然任重道远。李福华着重分析了大学治理的诸多理论基础，并结合对西方大学治理结构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改进之路。尹晓敏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大学治理中的政府调控、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学生参与以及社会介入的相关问题，构建了一种以大学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多中心大学治理模式。孟韬采用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及网络治理理论，发现大学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各主体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网络式互动关系，因此我国大学需要构建多元嵌入的网络治理模式，增强大学内外部网络中的多种利益主体在大学治理中的嵌入度，以实现大学的网络治理。周光礼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高等教育治理，认为世界高等教育存在科层式治理和市场式治理两种传统或理想类型，如今这两种治理模式逐步为网络式治理取代，在回归信任网络的同时，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网络治理模式，是实现中国大学治理转型与变革的根本。李维安等人从大学治理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认为最佳的大学治理制度应当均衡地同时具备“正当性”（历史的路径依赖性与战略认同性）、“互补性”（大学治理制度与市场机制和社会制度的相融互补关系，即表现体制整体的强度）和“价值创造性”（创造知识与知识创造），尽管实践中符合此条件的制度安排并不多见。李立国的研究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大学治理趋势，认为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应该是“协商式共同治理”，强调协商在共同治理中的价值，突出尊重、平等、合作与沟通，以保障治理的成效与质量。别敦荣基于对中国大学治理实践的观察和政策文件的分析，认为中国大学治理既不是欧洲大学的共同治理，也不是美国大学的分享治理，而是党政领导下的治理，是一种授权治理，改革的目的是在现行的大学领导管理体制中嵌入一些治理机制(嵌入式治理)，建立党、政、学权力平衡治理体系，提高各方办学主体的参与度。

不难看出，以上研究各有侧重，也各有主张，有些研究着眼于未来，推崇理想化的激进之道；有些研究立足于现实，主张务实的渐进之策。

（四）研究文献的综合评价及与本研究的关系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相关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多数研究是围绕改革实践展开的，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面临的环境与自身变化，基于对大学管理/治理的反思和阐释提出改革建议。其次，结构主义范式占据主导地位。治理结构是大学治理的基础，任何决策总是依托一定的治理结构展开的，所以许多研究聚焦于治理结构和模式。当然，由于中外大学的历史传统、发展阶段和现实环境不同，国外学者更多地探讨外部环境变化对大学治理结构特别是内部治理的影响，而国内学者更多地研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行政与学术的关系。再次，共同治理受到普遍关注。尽管对共同治理尚有不同理解，但普遍认为共同治理是大势所趋。国外学者开始转向研究共同治理的过程和有效性问题，而国内学者总体上仍然关注共同治理的结构和模式问题。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大学治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尽管共同治理被公认为大学治理的发展方向，但共同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言易行难，共同治理的有效运行则更难，而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又如，由于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对大学治理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整体既是部分之和，又是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之和。以中国大学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例，同一制度在不同学校的实施效果大不相同，这无疑与书记和校长的互动关系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对大学治理的结构、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治理群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不仅很有必要，也还有很大空间。

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大学在走向共同治理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主要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大学有效治理？大学有效治理何以形成？中国大学如何实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