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魏文学与河洛文化

曹魏定都洛阳是三国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35岁以前曹操的青春年华，是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展开，洛阳让曹操确立了人生目标，实现了背弃家庭出身的根本转变，开启了建功立业的壮美历程。曹丕定都洛阳，不仅标志着曹魏政权取代汉室，政治上正统地位的确立，而且标志着曹魏承接两汉，文化上正义地位的确立。曹植虽然未能主宰洛阳政治中心，但他是曹魏以洛阳为中心的文化代言人，他的《洛神赋》等一系列作品，使他成为洛阳文学形象的代表，极大地丰富了洛阳古都的绚丽色彩和文化魅力。汉魏洛阳因“三曹”的登场而声名远扬，闪亮在中国历史文化天空。汉魏洛阳文学因他们的加入而更加充满自信。[1]在天下大乱到天下归一的历史进程中，洛阳的地位不可替代。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参与、见证了洛阳由汉末国都到曹魏国都再到三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进程，因此，梳理曹魏政权与洛阳的关系，能够很好把握建安文学出现的河洛文化背景。

一 曹魏定都洛阳的历史文化背景

三国政治家们皆以刘邦、刘秀为楷模，而两位开国之君都极为重视洛阳。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室天下之后，初都洛阳。汉高祖初年置酒洛阳南宫，大宴群臣，讨论为何能击败项羽的原因。臣下都以为刘邦能击败项羽的关键，在于能与天下人同利害，赏罚分明，而项羽不能与大家有福同享，且嫉贤妒能。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2]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庆功宴就是在洛阳南宫举办。最后刘邦听从了刘敬、张良的主张入都关中。

东汉定都洛阳，首先是其居天下之中的地位。其次是继承三代、西周以来的道统与文脉。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山环水抱，形势险要，人杰地灵，也是定都的必备条件。张衡在《东京赋》将洛阳的山川形势描述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定都洛阳，也与光武帝刘秀的雄才大略有密切关系。东汉傅毅《洛都赋》先赞美刘秀，然后叙述定都洛阳的山川形势，对洛阳山水地脉的描写似乎超过班固、张衡，使人们对三曹父子钟情洛阳的历史地理背景理解得更为深刻。但是，汉代繁华茂盛的洛阳城，在汉末迁都长安时，被董卓一把火化为灰烬。《后汉书·董卓传》载：“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3]洛阳城遭受空前浩劫，都市可见的文化成果荡然无存。这也许是曹魏在三国鼎立格局基本形成之后，在许昌、邺城之后定都洛阳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是东汉洛阳文人多为周边地域迁徙来的原因。西汉初定都洛阳、东汉定都洛阳，继周之后，奠定了洛阳在中国古都史上的地位，为曹魏定都洛阳打下基础。黄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又以长安、谯、许、邺为陪都。这种五都制的局面持续了45年。从而，五都以洛阳为中心，使洛阳继往开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中心，而魏晋南北朝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也成就了洛阳古都文化的厚重，赋予洛阳更具个性魅力的古都形象品格。

二 曹氏父子与洛阳

曹丕称帝正式迁都洛阳，因为洛阳一直是东汉首都，所以曹丕迁洛也想从法理上宣告曹魏帝业的正统性。曹魏政权经营洛阳，经历三个阶段：建安后期曹操部下移民洛阳，兴修建始殿；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充实户口，兴建殿阁苑囿；曹叡大治洛阳宫，再现昔日光彩。由于营建规模和速度超出国力承受限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埋下了曹魏政权短命的祸根。

曹操仕途的起点与终点，政治生命的开始与终结，“狭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转折点都在洛阳。曹操浪漫不羁的青年时代，在洛阳度过了一段快意的时光。先是青涩时光的游侠少年，再是遍访名士的热血男儿。曹操父亲曹嵩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官职时，大约在永康元年（126）至建宁四年（171），此时13至17岁的曹操跟随父亲到洛阳，过读书习戟，任侠放荡，又喜飞鹰走狗，不治行业的富豪少年郎生活。在游侠放浪的同时，曹操也喜读书，更喜兵法。在文武之道修成之后，就以洛阳为中心，四出遍访名士，以提高自己的名声，扩大影响，改变自己出身官宦家庭的形象。他先亲近党人子孙，获取正直清白声名。颍川人李瓒是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曹操与他交往，相知颇深。李瓒极为欣赏曹操的才能，临终要求儿子依靠曹操。《后汉书·李膺传》:“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4]“党锢”解除之后，何颙在司空府为官。曹操在获得党人亲属的好感之后，又广交名士。他最敬重的名士是桥玄与许劭，一旦被他们品评之后，就会身价倍增，平步青云，成为察举、征辟的对象。桥玄在汉灵帝时同曹操的父亲曹嵩同朝为官，为官正直清廉，是“清流”派的领袖。曹操大约此时，因其父之缘，拜见了桥玄，《后汉书·桥玄传》:“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5]桥玄此时大约56岁，曹操约16岁，相差40岁左右，从此二人成忘年交。桥玄的赏识，提高了曹操在士林中的知名度，为曹操打开了接近“清流”的大门。此外，曹操与汝南名士王儁、南阳名士宗承等人，都有交往，奠定了后来“汝颍名士”亲近曹操的基础。

19岁之前，曹操以祖父、父亲奠定的社会地位为基础，以国都洛阳文化发达、名士众多的环境为背景，以书剑文武之道初步形成的气质风度为基础，先是接近党人子孙，博取清流的好感，粉饰出身的不正，然后广交朝野内外的名士，激扬个人的声望，为出任为官铺平了道路。

其次，曹操仕途开始于洛阳。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 20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是国都所在地，设置四尉，曹操是其中的北部尉。推荐他的人是尚书右丞、京兆尹司马防，即司马懿的父亲。其实，曹操的目标是洛阳县令，但主其事的选部尚书梁鹄根本不考虑曹操的要求。按惯例，帝王的侍从官“郎”，有一定使用期，才可做县令、承、尉，而曹操直接任职，反映出曹操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家庭社会背景。京畿重地，达官显要，流动人口多，治安形势严峻，治理颇为不易。曹操上任后，高度重视自己的职责，颇有新人新气象。他严格管理自己所辖的四个城门，并制作了醒目的五色大棒，挂在城门的两边，违禁者遭五色棒惩处。严格执法，不畏权贵，让青年曹操在京城洛阳声名大振，树立了不避权贵、依靠清流、反对宦官、正道直行的清新形象。曹操对自己的第一次亮相，就一鸣惊人格外自豪。多年后，还给老臣司马防和儿子曹植提说此事。熹平三年（177）, 23岁的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屯丘做县令，但为时很短，于光和元年（178），因事受牵连，被免官后回家乡谯县，以诗书游猎自娱。

随后，曹操在洛阳镇压黄巾起义，开启了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光和三年（180），饱读诗书的曹操，又被授予议郎官。26岁的曹操在议郎任上，直言敢谏，一是上书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鸣冤，二是上书言三公所举不当。二者都针对宦官专权与政治腐败，显示出一个出身官宦家庭青年的正直立场。中平元年（184）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中国历史进入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转折期。三十而立的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被正式授以军职，参与镇压颍川黄巾军。骑都尉是二千石的官，这是曹操仕途上的一次重要晋升，也是他多年研读兵法的重要实践，他军事家的人生旅程也从此开始，后因军功再升为济南国相。中平四年（187），曹操以退为进，辞去东君太守之职，再次返回故里，追求书剑生活。而曹操父亲曹嵩的仕途此时在洛阳进入巅峰，历官大司农、大鸿胪，出钱一亿，得太尉之职，挤进了人臣之尊的三公。为了避祸，曹操收敛锋芒，在家乡的清静闲适中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中平五年（188），曹嵩被免官，汉灵帝为镇压黄巾军，一方面改刺史为州牧，另一方面建立西园新军八校尉，征召曹操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 35岁的曹操再次由谯县到洛阳，就任典军校尉。接着西凉董卓进京，诛杀宦官，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曹操自然就成为反对董卓的斗士。他逃出洛阳，离开了汉末疾风恶浪的政治中心，走上了重建天下太平的艰难道路。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再次回到洛阳，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控制了东汉朝廷。24年后，66岁的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最后一次回到洛阳，23日死于洛阳。他的生命虽终结，但与洛阳情未了。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十二月，迁都洛阳，完成了曹操重建政治中心的使命。

总之，35岁以前曹操的青春年华，是以国都洛阳为中心绽放，他的游侠快意与青春浪漫是在洛阳度过，他的积极进取与失意退守是以洛阳为舞台展开；曹操在洛阳，饱读诗书，纵论兵法，由同情党人，到敬重党人子孙，再到广交朝野内外名士，抨击豪强宦官，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官宦子弟的人生轨迹，完成了人生的政治信念与理想坐标；洛阳让曹操由青涩走向成熟，确立了人生目标，开启了金戈铁马、驰骋天下、建功立业的壮美历程。为反对董卓而逃离洛阳，最后又回归洛阳、长逝于洛阳，使洛阳成为其人生的终点。

曹丕与洛阳。曹丕作为嫡长子，镇守邺都与许昌的时间，多于追随曹操征伐四方，因此，称帝之前的曹丕在洛阳留下的足迹并不多。曹操与王后卞氏生子四人：曹丕、曹植、曹彰、曹熊，虽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之前，未立太子，曹植与曹丕等相争颇为激烈，但曹操将镇守重任委之曹丕。因此，曹丕到洛阳的机会少于曹植，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曹植抱病随行，经过洛阳，而曹丕镇守邺城。被立为太子之后，更不能随便走动。这是导致曹丕在称帝之前在洛阳经历较少的直接原因。

曹丕定都洛阳是继承了曹操的遗志。曹操晚年有定都洛阳、统一天下的宏愿。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兵败汉中，将曹魏军队由秦岭之南撤回到关中，此时，三国鼎立的形势更加明朗，吴、蜀两方难以卒除，必须以洛阳为国都作长久之计，因此他一方面联吴抗蜀，一方面修复洛阳宫殿，为一统天下做准备，但刚开始规划就与世长辞。曹丕即位，修建洛阳建始殿，立即着手建立魏国和定都洛阳事宜。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220），正月即王位。十月，汉献帝被迫禅位于曹丕，大赦天下，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洛阳宫的修复工作并未因曹操的辞世而中断。曹丕从河北等地迁徙人口，加快了洛阳建设。定都洛阳，为了承继汉的正统地位，曹丕下诏改“雒”为“洛”，不仅标志着曹魏政权取代汉室，政治上正统地位的确立，而且也标志着曹魏承接两汉，文化上正义地位的确立。

曹植随曹操西征关西马超、张鲁时，曾经到过国都洛阳与西京长安，秦汉帝国的强盛和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三曹唯有曹植歌咏洛阳的诗词传承了下来。首先，曹植的诗描写了汉末洛阳的景象，印证了洛阳衰败的实况。《送应氏》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211）路过洛阳送别应玚兄弟所作：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人真实地描绘了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诗人登上北邙山，洛阳城周围的山峰尽收眼底，选择“宫室”“垣墙”“荆棘”三个典型景物，交会成一幅荒凉残破的暗淡图画。“宫室尽烧焚”指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把洛阳的宗庙、宫室全部付之一炬。“垣墙”“荆棘”二句，因距洛阳被焚21年，所以有垣墙颓败、荆棘参天的景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与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同调合拍。曹植的残篇《洛阳卿》:“狐貉穴于紫阔兮，茅莠生于禁闼。本至尊之攸居，口于今之可悲。”也依稀可见诗人对洛阳荒凉的悲伤。

曹植在魏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统治时期，对国都洛阳极为神往，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往往事与愿违，因此借洛水之神，抒发人生情感。《洛神赋》是曹植虚构自己在洛水边与洛神相遇的情节，全篇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其赋开篇即说明了回洛阳朝觐后，返回封地时在洛水上偶遇洛神的情形：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词曰：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

接着描写了洛神的美丽，“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作者借洛神宓妃，表达自己对曹丕的忠诚之情，以求避祸自保。曹植向往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但现实让他距洛阳越来越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洛神赋》是曹植迷恋洛阳的告白书，也是河洛文学星空灿烂的星辰。

洛阳文化深深吸引着曹植，他梦寐以求回到洛阳，现实的理想不能实现，艺术的翅膀则翔回洛阳。曹植写了多篇以洛阳为背景的诗，《赠白马王彪》诗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任城王曹彰暴死，曹植与白马王曹彪各自返回封地，愤而成篇：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洛阳相聚，时间短暂。离开洛阳，无限眷恋。《名都篇》诗则塑造了一位风流英俊的京洛少年形象：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

由诗歌涉及的洛阳地理环境可以看出，曹植对洛阳极为熟悉。诗中文武兼备的洛阳游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报国无门苦闷的抒发。曹植的《箜篌引》诗有“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灵芝篇》诗有“灵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滨”,《结客篇》诗有“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艺”,《两仪篇》有“凤至河洛翔”。这些诗章，反映了曹植对洛阳的向往眷恋之情，洛阳文化给予曹植文学想象的翅膀和文学创作的灵感，同时洛河、邙山等洛阳物象，也因曹植诗歌的传播而增添充满想象的诗意空间。曹植虽然未能主宰洛阳政治中心，但他是曹魏以洛阳为中心的文化代言人，曹植的创作是河洛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

洛阳文化培育了曹操，使他在洛阳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讨伐董卓，结束动乱，再造社稷，是其思想政治成熟的标志。曹操描写洛阳动荡的《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诗中描写了汉末洛阳的政治风暴，汉灵帝宠信何进，外戚与宦官斗争，何进被杀，董卓进京。看到残破的洛阳城，令人多么悲伤。因此《薤露行》是曹操描写洛阳政治的史诗，是曹操政治思想与文学艺术等走向成熟的标志。

洛阳成为当时世界的文化中心。汉代许多年轻人向往洛阳，希望到繁华的洛阳施展人生抱负。《古诗十九首》之三《青青陵上柏》描写洛阳：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总之，洛阳繁华锦绣，名垂宇宙，而曹氏父子不仅是“建安文学”的旗手，也是汉唐文化起承转合的推手，汉魏洛阳的文化舞台因他们而绚丽。因此，梳理曹魏政权形成的历史脉络，解读曹氏父子描写洛阳的作品，才能把握建安文学出现在文化史上的必然因素和对中国文学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