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本节以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将这一群体大体分为三类，即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通过这种划分方法来探究这三大群体各自的组成、知识积累以及其作品创作过程和流传方式，从而试图发掘先秦科技文化和先秦社会的特征。在先秦三大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划分上还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甲骨科技档案的形成者——巫史群体的特殊性。巫史是宗教官员或神职官员，他们既具有宗教作者的属性又具有官方作者的属性。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殷商时期是原始宗教政治意识表现得最完整最集中的时代，殷商王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识，整个社会中到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气息。原始的神学观念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致使殷商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宗教与政治合而为一，神权与政治合而为一，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合而为一。商王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对于巫史群体来讲，也是如此，他们的宗教作者身份与官方作者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很难进行区分，又由于先秦时期的宗教作者群体主要是巫史，因此在本节的论述中不再将宗教作者群体单独列出，而是将其与官方作者群体一起进行分析与阐述。

二是先秦科技文献中多数作品并非一位作者独立完成，例如《管子》《墨子》《吕氏春秋》等，通常是由弟子、门人整理而成，或是与稷下先生、大夫、门客集体完成，并且在历史的流传中经过若干学者、官员的删改，本节所认定的作者为该文献的主要作者、主编或主要编纂者，即整部文献所记载思想、内容的主要形成者，对该书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本节共统计了甲骨科技档案和《墨经》《考工记》等17部科技著作的作者，在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中，巫史群体具有官方与宗教双重属性，除此之外属于官方作者群体的作者还有12人，民间作者2人，《内经》《山海经》和《夏小正》3部文献均非一人一时所完成，其作者也无法确定其社会身份。

一 先秦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在这一部分，从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所占人数比例、地域分布、学科分布、官职结构四个方面对其基本特点进行总结与分析。

（一）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形成

人类的历史开始于二三百万年以前，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由于学会了使用工具，人使自己脱离了普通动物界，从此开始了走向现代文明的探索历程。在人类的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较早进行的是关于自然界与自身生存方面的探索。劳动创造了人，而人类在产生之初，就很自然地开始了在劳动中取得认识自然的知识和改造自然的技能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了人，有了人类劳动，也就有了科学技术的萌芽。

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主要存在于技术之中，但也有一些早期发现与积累。如在选择石料、打制和使用石器中，就蕴含力学、矿物学、地质学知识；在采集、狩猎和原始农牧业中，包含着动、植物学的初始知识；在火的使用、制陶和原始冶铜技术中，则有一些化学知识的萌芽；而农牧业发展的需要，则促成了物候学、地学、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早期积累。

在上古时期并没有形成科技文献，直至三代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治水、农业管理活动实践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进而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文献，可惜绝大部分文献的作者至今已无法考证。可以确定的科技文献作者：巫史、墨子、甘德、石申、尹文、宋钘等。另外，在先秦诸子中，老子、荀子、韩非子、商鞅等虽然没有形成专门的科技作品，但是他们的学说也含有一定的科技思想。

具体来说，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均有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唯物辩证法认为，某一种文化是基于对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层面的反映，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才保障。马克思理论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的富裕和过剩，因此有一些人依靠贩卖过剩产品生活，商人的职业地位也有了改善，甚至可以与统治阶级分享权力，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繁荣起来。春秋时期，铁制工具的使用和普及，使得封建生产方式发生调整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齐国已经开始实行以不同等级的土地为标准分收不同税负的税收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悄然兴起，该行业的工艺水平也得到了发展，产品逐渐成为精美的手工艺品，体积小巧，外观新颖奇特。所以，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一步积累的生产生活资料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论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才会出现社会分工的现象。夏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出现过剩现象，这就将一部分人从农业和手工业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巫师、占星师等一些专门从事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并积累了丰富的观测经验和知识。春秋时期，旧的奴隶制度逐渐瓦解，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奴隶制度统治阶级的权势进一步减弱，封建地主阶层逐步掌握了政权，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革。新旧阶层在交替中产生了剧烈斗争，这就推动了频繁的学术思想交流，出现了众多有建树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第二，记录和使用科技文献需求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科学不同于近代科学，后者多指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具有严格逻辑关联的知识，而中国古代大多只有基于生产生活经验的技术，因此，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科技发展，大多是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下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的技术创新，以及与农业相关的科学领域的发明探索。最早的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形成源于记录治水、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存等活动规律、经验的需要。具体表现为对农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和观测过程、经验与成果进行记录的需要。

治水活动。黄河流域因其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充足的灌溉用水等自然地理要素，孕育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但流域内经常泛滥的洪水也使人类备受水患之苦，因此，先秦文明前进的每一步足迹都伴随着智慧而艰辛的治水经历，为了保证以后治水的有效进行，迫切需要将现有经验进行整理与记录。在整个先秦时期，应当说黄河水患的影响是日趋严重的，黄河决溢漫流，给中下游平原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夏、商、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治水都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史书和众多诸子文献中就记载了鲧禹父子治水之事，商代时，我国先民也在治水实践中不断探索水性规律，汲取经验教训，除水患兴水利。伴随着争霸战争和统一事业的进程，春秋战国时迎来了我国古代一个治水高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用兵北方，迫使晋、宋、齐、鲁等黄河流域诸侯臣服，凿邗沟，沟通江淮，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明确纪年的第一条大运河。《史记》《汉书》记载更为赅详，《史记·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8]《汉书·沟洫志》：“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行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9]尽管《史记》《汉书》记载有出入，但魏在漳水兴修水利却无疑。而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10]，“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本意在“间说秦”——“延韩数岁之命”，却种豆得瓜——“为秦建万世之功”，成就了惠泽子孙、彪炳千秋的伟业——郑国渠。秦国的另一项宏大的综合水利工程是闻名古今中外的都江堰，完美的工程设计和先进的技术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高超的治水智慧。

农业活动。先秦时期农业是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组织农业生产是早期农业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责，国家必须要掌握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文、气象、数学、物候、水利、植物等学科技术、知识。为有效组织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统治阶级需要一些人记录天文、地理、气象等与农业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仅以天文学为例，由于天文与农业生产以及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很受古人重视，正如顾亭林所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在最初的国家机构中，便设有一些司掌观测天象的官员，将观测到的天文现象记录下来，并把过去已经掌握的零散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整理，进行较为系统的天文观测与计算，形成天文档案，而这些官员也成为了科技文献作者。

第三，记录工具的出现。

文字是档案等文献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科技文献作者形成的重要条件。在文字发明以前，先民要将各种经验保留下来并传至后世，只有依靠口耳相传，后又采用结绳、刻契、图画等方式记事，虽然这些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有约定俗成的作用，但只能起到助记作用，还无法表达确切、完整、抽象的意思。而文字出现以后，各种思想、知识、经验才有可能被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这既使科学知识、生产技术脱离了口传身授的阶段，加速了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也为文献作者群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官方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

从学科分布看，涉及的学科没有之后朝代那样广泛，多为天文、农学、医学等实用性强的学科。宏观上看，这些学科既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政权统治，因此受到官方的格外关注；另外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基于生产生活经验，先秦时期在天文、医学、农学、手工业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故而基本集中在这几个学科。

表1—1 先秦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

天文学：主要因帝王的嗜用所致，他们认为天象直接联系自家命运。《易》曰：“天垂象，见凶吉。”[12]历法准确与否，被看作一姓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同时“以农立国”的国情，又迫使统治者必须重视天文历法，使民“以时耕种”，“勿夺其时”，利于对全国农业生产实施宏观控制。

农学：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事农、尚农思想，在先秦就已成为社会共识，秦国商鞅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制定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农业科技也相对发达。

手工业：齐国为了克服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不利，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放的“因其俗，简其礼”[13]治国方针，除重农之外，还将“工”视为强国柱石之一。《考工论》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14]肯定了百工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齐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考工记》一书中记录了齐国大量手工艺项目的制造技术和工艺要求，成为我国先秦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手工业技术专著，这与统治者的倡导有着直接关系。

另外，孔子、孟子、荀子、老子、韩非、商鞅也在各自的著述中阐述了科技思想。例如孔孟、荀子提出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5]是对技术效用性的肯定；道家老子的“技近乎道”是对技术主体个人技艺的赞扬；法家韩非、商鞅的“农战为本”体现的则是重视农业技术和军事技术。

（三）官方与宗教科技作者群体地域分布

在这一部分，本书对可考官方与宗教作者大致的活动区域进行了统计。就地域特征来说，官方作者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黄河中下游。这一地区在气候、地势、土壤、光热资源、水源、交通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适宜人类的栖息繁衍，以及粟、黍等农作物的生长，为先秦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演进奠定了物质基础。

表1—2 先秦官方科技作者群体地域分布表

从国别的分布看，在春秋战国时期官方作者主要集中于齐、鲁、秦、魏、楚等国。在这一时期，诸侯国不下百个，但是文献作者的主要活动范围仅涉及到上述几个国家，这与这些诸侯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实力较为强大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齐国的科技文献作者最多。究其原因，齐国国力素来强盛，尤其是齐桓公称霸后，齐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齐国创立的稷下学宫更是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学术中心，故而官方作者多汇集于齐。具体而言，从经济条件分析，齐国在先秦时期一直是经济大国，齐国统治者大力发展经济、通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雄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奠定了科技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从政治条件分析，在诸侯国中，齐国的君主相对开明，始终秉持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田氏伐齐后更加重视招揽人才；从文化条件分析，齐国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并且齐人思想观念自由开放，更易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

（四）官方与宗教科技作者群体官职构成

第一类是夏商周时期国家机构中专职的科技人员，主要由巫史担任。

天文类官员：司马迁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6]另据《世本》，黄帝所定星历是指：“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艺而著《调历》也。”[17]从而才设置了“五官”。由是观之，天文历算之学是王者所重视的第一位的学问，并于政权之中设置相应官职。在周代，《周礼》中所载之“春官冯相氏”即为天文官，“保章氏”也是天文官。

数学类官员：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司会”一职，在军队中则称为“法算”，他要“主会计三军曹壁、粮食、财用出入”。

农业类官员：大司徒，这是国家的农业总管，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椅树艺”[18]。其下属吏如“牧人”掌牧六牲；“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间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稻人”掌稼下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凡此有关农业之官仅司徒之属就不下二十种之多。

水利类官员：水利是与农业紧密相关的又一门重要学问，自上古至夏商周，一向受到国家重视，于《周礼》之中：“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凡害于国稼者”[19]“萍氏掌国之水禁”[20]。雍氏、萍氏都是专管水利之官。“职方氏”则是负责全国性的水利研究官员。此外，凡农官、地官等，亦往往兼司水利。

医学类官员：《周礼·象宰》职的属官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五职。

第二类是非本职科技活动的官吏。

指官吏在本职之外还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官吏兼而从事科技之务由来已久，在上古时代，只有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学科分类很不明确，贤能之人往往掌握多方面知识，在掌握诸多政治、军事理论的同时也掌握不少自然科学知识。战国时期一部分贵族和平民开始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从中积累了充分的财富。他们因拥有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也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活动。而官府方面则通过政治和文化手段，把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官僚，科学事业日益变成了官吏的副业。

表1—3 先秦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官职一览表

第三类是贵族门客。

“诸侯并争，厚招游学”，[21]战国时代养士之风盛行，各诸侯国国君和大贵族，都招揽大批知识分子到自己门下为其服务。在这些门客当中也不乏科技人才，《吕氏春秋》这部书中，包括有大量科技成果，由吕氏门客中的科技专家们总结而成。

二 先秦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民间作者是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与先秦时期生产力低下、学在官府、学术官守的局面有一定关系。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环境的动荡、典籍流散于民间、私学兴起等都为民间著述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民间著述依然无法与官方著述平分秋色。

（一）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形成

可以考证的先秦民间科技文献作者只有扁鹊、许行，代表作品分别为《难经》（由后人整理而成）、《神农》（相传为许行所作）。

夏、殷商、西周作为统一的王朝，物质生产资料、政治权力、军队等都掌握在君主的手中，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2]科技活动、精神文化也同样由官方垄断，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垄断着文化与教育，平民根本无从问津。另外，春秋之前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也极大地影响了学术文化的传播，种种因素都限制了民间著述的形成，也没有出现民间作者。

西周末年，受战争与灾荒的破坏，周统治者的实力大为削弱，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与犬戎等部，发兵进攻周，周幽王逃走，被杀死于骊山之下，至此西周灭亡。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为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下，遂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时期，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仅限于洛阳周围，其政治、经济实力只相当于一个小封国。在周王室衰弱的同时，各诸侯国的实力却逐渐强大，“周王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23]他们不再服从周天子的命令，甚至开始侵夺王室的土地，西周初年制定的一整套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过去诸侯与周王室的从属关系逐渐废弛，各诸侯国几乎都成为独立政权，不再听从周王命令和定期向周王朝聘、纳贡。

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下移，文化、学术中心也不再集中于王室，一方面“分散至各诸侯国，官守典籍这种封闭格局被逐渐打破，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文化知识也从官府走入民间，为私人著述提供了资料基础”[24]。另一方面私学兴起，与官学不同，诸子私学打破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教育的范围扩到平民。这些因素都为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二）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地域分布分析

扁鹊。《史记》记载：“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25]具体国别不详，应是今河北省任丘市人。由于其职业性质，扁鹊一生游历四方，为官员贵族或布衣平民治病，所以其活动范围十分广泛。据文献记载，他曾去过赵国、齐国、虢国，为君主、太子治病。现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还留存着古代人民纪念扁鹊的古迹，如石碑、庙宇等。

许行。出生地为楚国，后到滕国，《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26]

总体上看，民间作者基本位于广义的中原地区；在具体国别的分布上并不集中，而且受职业的影响，活动地域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分散性。民间作者的地域分布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明显，更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农家许行为例，作为楚国的思想家，许行倡导神农之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首先，炎、黄融合，神农之说早在江汉流域流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历来作为传统德政和理想社会的准则而被广泛地传播和美化。特别是楚国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当给许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继神农氏学说与传统社会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农家学派产生在楚国，当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不待贾而足”（《史记·货殖列传》），这又直接导致原始农业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化。同时，随着兼并战争和阶级分化的日趋激化，人们要求社会“均平”合理，反对剥削和压迫，这又使许行农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为各地人民所向往。[27]

（三）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分析

民间科技文献都是职业技能的体现和总结，因此，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学科分布和他们本身的职业关系密切。扁鹊为医家，许行为农家。

先秦科技文献作者主要集中于医学与农学这两个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上，对于天文、物理、手工业等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学科基本没有涉猎，更没有形成综合类的科技文献。天文、水利、手工业等学科所需研究条件较高，需要以大量的观测记录、实践活动经验为基础，并且这些都由官方掌管，而民间作者基本没有任何官职，也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获得这些学科相关的资料几乎是不能实现的；反观医学与农学，研究条件较低，多以从医、农业活动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并且从医与从事农业活动也不被官方垄断，为民间作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