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总结与分析
一 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特点
第一，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是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主体，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夏、商、西周时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活动为官方垄断，从而使作者均为官方属性；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文献作者占据主导地位与这时期养士之风盛行有一定的关系。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在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中各君主为争相赢得有识之士，养士之风盛行。“士”这一群体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四民之首，指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怀有求仕的抱负，而众多有志之士也渴望依附于各君主，成为其门客、幕僚，从而施展才能或政治抱负。赵简王、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养士成百上千，其中齐国稷下学宫的创建，标志着春秋战国养士之风的最高峰。养士的盛行一方面使士人参与到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中，进而积累经验为著书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其具有了官方身份，成为官方文献作者，在资料获取上更加便利。
第二，学科分布与地域分布的集中性。在学科上，无论是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还是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研究的科技内容多属于实用性学科，与生产活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如农业、天文、医学等。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区域利于农业发展，而农业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从具体诸侯国来看，多集中在齐、三晋、秦，这些诸侯国在春秋或战国时期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流的强国。
第三，官职构成呈现出从单一到多样的特点，在夏、商、西周三代，官方作者的官职基本为史官，这是古代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官方作者的官职开始多样，官职的变化反映了文化被禁锢的状态被打破。
第四，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在知识背景方面呈现出从单一到多元化的特点。首先，从家庭情况看，春秋之前基本为贵族或史官等官宦世家，在春秋中末期到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一部分没落贵族以及庶民出身的官方作者。其次，从教育情况看，早期教育由官方掌管，作者接受官学的培养，以学习“六艺”为主；春秋末期诸子私学开始兴起，作者可以选择的教育形式增多，很多作者开始学习某一学派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战国时期稷下学宫建立并兴盛，学生来到稷下学宫后，并不限于师从某一个先生，其他先生讲学也可以听讲请教，这种灵活的教学制度，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学说，打破了学术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学宫相互批评，又相互吸收，促进了学术发展。
二 先秦科技文献官方、宗教与民间作者群体比较分析
（一）作者群体特征比较分析
由于生产力、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士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的构成中，官方作者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民间科技作者处于弱势地位，直到春秋中后期才开始出现民间著述。
在地域分布上，官方与民间两大作者群体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官方、民间作者活动区域的地理位置差异不大，基本位于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利于农业发展，而农业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黄河流域也正是先秦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二者在具体诸侯国的分布上有很大的不同，官方作者集中于齐国、三晋、秦国，而民间作者分散在宋国、滕国、楚国，可以说官方作者在活动区域受政治、经济因素较大，而民间作者则更多受文化因素影响。
就学科分布来看，官方群体主要学科分布在农学、医学、天文历法和综合类；民间群体学科分布在医学和农学。综上可知，医学、农学是这两类群体普遍关注的，表明当时的社会指向，也与可操作性强有关。民间作者研究的学科远不如官方广泛，如天文、手工业、综合类都没有涉及，因为民间作者不具备开展相应研究的资料条件以及物质条件，反而是医学、农学研究可操作性强，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更适合平民百姓研究，因此，民间群体医学、农学领域研究成果较多。
（二）作者群体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比较分析
通过对官方、民间作者群体知识积累的梳理，可以轻易发现二者在知识背景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教育背景方面，官方作者多接受官学、家学教育，或游学于稷下学宫；而民间作者很难进入官学，多是拜师学艺。在职业经历方面，官方作者群体总体来说更为丰富，对于稷下先生、吕不韦等作者来说，主要从事国家管理等政治活动，科技活动、科技著述并不是他们的主业，民间作者群体则较为单一，一生基本是完全从事一种职业，或是行医、从事农业劳动，或是避世隐居。两大作者群体在知识背景上的诸多差异，也从侧面体现出在先秦文化中，民间文化处于较弱势地位。
（三）作者群体创作过程与作品流传方式比较分析
一方面官方、民间作者在资料来源与写作目的方面有相同之处。
其一，资料来源的单一性。先秦时期，无论是对于官方作者还是民间作者而言，科技档案都是著述的重要资料来源。春秋之前，档案处于被禁锢的状态，只有王室贵族或史官可以接触到，而春秋时期这种禁锢被打破，档案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编纂成书，如《诗》《书》《春秋》等六经，从而扩大了档案的利用范围，不仅官方作者可以利用，民间作者也有机会接触。
其二，创作动机的集中性。先秦官方、民间作者的创作目的集中于职责需要和传播思想、经验两个方面。
另一方面，整体来看官方作者作品的流传情况稍好于民间作者作品，首先由于是官方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和传播情况较好；其次，部分官方文献的载体如龟甲、兽骨、金石，质地坚硬，在流传过程中不易损毁。
三 先秦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在科技与文化上的成就
上古先秦时代，巫史是最早、最重要的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兼有官方与宗教双重社会属性。甲骨文中通常称巫为史、作册、卜、宗、祝、贞、尹等，因夏商时期的史与巫是兼二任于一身，故后世也就皆以“巫史”相称。如汪中《述学》云：“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史之职也。”[40]《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41]据古籍记载，上古先秦时期，史官这个职务就是陪侍于首领身边，备以咨询、记录言行、制作策命、管理策令典册，是文化知识的掌管者与垄断者。
巫史不仅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对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整理和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
从天文成就看，《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42]巫史卜筮、祭祀、占星、书史等都涉及许多天象历法方面的知识。传说中黄帝命史官大浇作甲子以记时日，命容成制历法以定农时，命隶首作算数。而史官羲和则是从黄帝至夏代家族相传的执掌天文历法官职。《吕氏春秋·孟春》言：“乃命太史，守曲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43]。故自西周至明清，太史二直是记载编写史书，保管国家典籍，掌管天文星历祭祀的朝廷大臣。由于古人对变化莫测天象的敬畏，导致对上天的祭祀崇拜，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产生等，这就自然使有文化知识的巫史成为专门掌管天文学的朝廷大臣，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根据天象来预卜人间事物的占星术。《史记·天官书》历数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是巫史，其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甚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44]至今相传夏代的历书《夏时》《夏小正》，书中将每年分为12个月，记载了每月的星象、动植物变化和应从事的农活，以及史书中所载的黄帝历、撷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应该都是巫史搜集整理的天文历法知识之结晶。
从医学成就来看，先秦时期巫医是相结合的。先秦人们普遍认为疾病之原因或是鬼神祟祸，或是祖先所降，因此治病的方法或祭祀祈铸，或用药物治疗。但不管哪种方法，都由巫史来施行。相传黄帝时代著名的医生都是巫史，如巫彭、雷公、岐伯、桐君等。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咸、巫彭的医名屡见，并涉及人体患病的各个部位，如头、耳、眼、喉、鼻、腹、牙、足、趾等，病名有风疾、痛疾、疟疾等，可见殷商巫史医术已有较高造诣。
从数学成就看，巫史在卜筮、占星时都需要应用数学，在客观上刺激了数学的发展。《周易》这本由巫史积累的大量筮辞，经过筛选、整理、编排而形成的卜筮之书，就是借助数学模式来进行占卜的。其中八卦重叠，推衍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六十四爻的排列组合方法以及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概念，都具有重要的数学意义。而巫史们运用卦象这种高度概括、浓缩的信息符号论证宇宙万物过程中表现出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论能力，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冯友兰认为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
巫史所形成的科技档案、科技文献不仅推动了上古三代文明的发展，也为之后历史时期的科技著述提供了文献基础，正如班固所言：“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45]例如中国古代数学典籍《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大衍求一术》《天元术》等书的数理知识源流都可上溯到《周易》。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微，史官文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开始发生更变与蜕变。从春秋时期开始，除了王朝设有史官，诸侯各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史职泛化带来的是文化下移，大批文物典籍流散到民间，打破了文化高度集中的情况。与此同时，社会阶级层次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即上层贵族下降和下层庶民上升，由于士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汇合之所，士的数量因而大大增加，从而使诸子文化大放异彩。诸子文化的发展、繁荣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在官方作者群体的基础上孕育形成了民间文献作者，民间作者群体与官方作者群体在家庭出身、职业经历、教育背景以至于作品的思想、风格等方面差异甚大，但也有着共同的时代精神和特点。其一，诸子都具有理性特征。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诸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原始宗教、巫术的分离，以重人与社会取代了崇敬鬼神。其二，诸子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诸子之学是在春秋战国大变革、大动荡的背景下出现的，势必要从各自的角度去解决社会问题、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从而著书立说。这一时期文献作者群体虽然没有形成专门的科技文献，但是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包含着一定的科技思想。总体来说，先秦诸子的成绩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构筑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本精神。
从前文对诸子作品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经济、艺术、自然科学、军事、哲学、法律等方面都形成各自的理论学说，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例如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演变为人道主义精神，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成为自然主义科学的基础，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则为历代改革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形成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元典。
西方学者指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基本民族精神。表现之一是出现大量的圣贤，例如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斯的左罗阿斯托，犹太的以赛亚，而在中国则是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另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这一时期各位圣贤创作了大量的元典，这些典籍都包含本民族文化基本精神，如《佛经》《理想国》《新约全书》等等，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元典时代”。中国的元典时代正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尤以先秦诸子时期为主。形成的元典诸如《诗》《书》等六经以及《老子》《孟子》《庄子》《孙子兵法》《管子》《列子》《晏子》《墨子》《公孙龙子》等等。由于诸子的努力与创造，使中华元典实现了从同一到多元的转化，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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