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存在的社会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从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废除封建,建立郡县,开始实行全面的统一。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秦朝二世而亡。在经过短暂的分裂之后,汉朝随之兴起,并基本延续秦朝的制度,历史上称之为“汉承秦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也为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有着光辉的历史。
一 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
(一)社会政治
秦汉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既反映国家的性质,又包括一系列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政权机构。政治思想,则主要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思想,包括对于国家政权的态度、理论和主张等。
第一,皇帝制度及中央决策。秦始皇嬴政首创了“皇帝”这样一个称号,以表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皇帝制度不但是一个称号问题那么简单,其背后还包括后宫制度、官宦制度等一系列森严繁杂的礼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凸显皇帝无比尊崇的地位。一个国家是巨大的,结构也是复杂的,庞大帝国的运行不是靠一人之力能够实现的,于是皇帝会亲自召集官员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并作出决策。
第二,中央行政体制。当时的中央行政体制的明显特点是,皇帝是整个行政机构的中心,这些行政机构大多数是为皇亲国戚服务的,而不是国家的政务机构,所以在当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其实只是皇帝制度下为皇家服务的附属机构。后来的中央决策机构与台阁都是这种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第三,地方行政体制。秦汉时期确立了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制度。根据郡县的面积和种类的不同,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郡,大体可分为三辅郡、普通郡和边郡,每个郡都有自己的最高行政长官,一般称为郡守。另外,国和县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
第四,选官与检查制度。秦汉时期,为了避免官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滥用职权,中央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来保证人事权、司法权等权力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每一程序都有明确的责任和权力,体现出一定的公开、民主原则。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决策制度、巡视制度、公文传递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审判制度、举劾制度、财政经济制度。
综上所述,秦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提高了秦汉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一,对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德法并用的治国理念被历代王朝沿用;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直接孕育了隋唐的科举制;三公九卿与尚书台的行政管理体制发展成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新体制;决策中的集议制、谏诤制、封驳制,财政经济中的审计制度,官吏任用的连带责任制等都被后代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第二,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为邦本、用人之道、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监督制约机制对欧洲的民主思想、民主体制、文官制度、三权分立制度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开创近代民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第三,对我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秦汉政治文明建设中体现出的一定的公开、民主、法制、程序等政治原则和行政管理体制及各项政治制度中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也为我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社会文化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处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承上启下时期。秦王朝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作为主体统治思想,汉代统治者经历了从黄老道家思想的实践到对儒家思想认同的过程,从而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学者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接受了这一政策,实质上这是在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后,对原始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即“霸王道杂之”,[1]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全国的统一地位,以至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第一,大一统的精神与原则是秦汉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命运。
汉代政治历史的主要特点是“大一统”和“大统一”,不允许分裂,即使出现种种的“自治”性的现象,但“统一”是最基本的。在当时,皇帝是“一统”的一个主要象征,从“乱莫大于无天子”的认识到“皇帝”的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实际地位,汉代几乎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采取和变化的,其作用和影响也是很大的,整个社会都接受了一个早就出现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和臣子、臣民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政治的发展,就围绕着“君临天下”的天子而展开,或者想方设法维护天子的地位,或者在不得已时又设法限制“君权”,有的人有的时候又会利用“君权”等等。
第二,阴阳五行思想是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
秦汉时期文化发展应从两部分进行解释,一个是政治基础,而另一个就是哲学基础。前文中提到的“大一统”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政治基础,它所体现的是当时的时代特征;那么阴阳五行的理论则是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它所体现的是这一时期的逻辑特征。换句话说,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无论是在构成方面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指导精神的特征,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化思潮中饱含阴阳五行的理论。
秦始皇虽然在政治上是以法家学说为施政纲领的,然而在哲学观以及制度设置上却是全盘接受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的。
在两汉时期,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相结合,而且也与非主流的黄老之学和法家学说相结合,成为当时一切士人考察天人关系、探讨人事盛衰的共同思维模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地上人间,天时人事,都是按阴阳五行运转而变化的。这样一来,方士与儒士合流,遂使儒家宗教化,结果是产生了汉代的宗教儒学;至于方士与黄老合一,则是使道家宗教化,其结果是形成了道教。
阴阳五行思想,在当时除了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家各派发生关系外,还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即凡秦汉时期的医学诊治、巫祝卜盆、算命看相、视日相宅以及各种工技,均无不与阴阳五行相涉及。由此可见,阴阳五行思想是整合和贯通秦汉文化的血缘纽带,秦汉文化的兴衰与阴阳五行密切相关,殆无可疑。
第三,学术上兼容博采、融会贯通是秦汉文化发展辉煌的重要原因。
到了秦汉时代,先秦时期已开始的磅礴的学术文化交流融合思潮遂有了根本性的飞跃,形成蔚为壮观的特殊文化景象。
首先,人们普遍肯定思想文化的统一乃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学术合流是文化整合与发展的必由之途;同时,又从哲理的高度指出,各家学术之间各有所长,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思想的统一绝非是独用某一家思想、排斥他家学说的做法所能实现,而只能以某一家理论为中心(主体)、融会吸收其他诸家之长方可达到目的。
其次,在取得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人们在实际的学术文化构建活动中,致力于学术兼容与互补,使秦汉文化呈现出兼容并取、博大精深的基本面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
综上所述,随着秦汉时期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学术兼容互补思潮也逐渐走向了成熟的阶段。它给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绵延不绝、强劲刚健的动力,使整个秦汉文化呈现出兼容并包、博大圆融的恢宏气魄。
二 秦汉时期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水平
秦汉时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这一段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帝国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文明古国,中亚一带的安息(帕提亚)、贵霜帝国则相对落后弱小,科技方面除建筑外,别无建树。罗马帝国此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疲于征伐,粮食、人口严重不足,科技建树极少。”[2]而这一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则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一方面,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的建立与巩固,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逐渐形成,并且许多生产技术也在逐渐完善,这体现了秦汉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尤其是两汉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理论体系,特别是在农学和医学这两方面,许多基本原则都已在汉代确定。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政策的推行,以及秦汉之际、两汉之间的战火对于思想文化的摧残与破坏,也给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耀眼的成就,这些成就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这些宝贵的科技经验也对现代科技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一)科学的发展
在经历了夏商的知识积累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农学、医药学、天文学、算法四大学科进步明显,并且在这段时期都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第一,犁壁、耧车与耦犁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工具实现了重大突破。犁壁的主要作用是使耕犁在耕地过程中对土地进行优化,因其特殊的构造,使其能在各种不同的地形中顺利使用,大大提高了农耕生产的效率。“耧车”与“耦犁”均为西汉搜粟都尉赵过发明,“耧车”用于播种,能同时播种三行,且开沟、下种、覆盖一次性完成,一天可播种一顷地,极大提高了播种效率。“耦犁”用于耕种,通过增加犁壁的方法来增大这种犁铧的体积,使其能够同时完成深耕和翻土以及培垄,在提高了耕地效率的同时,能够耕出深一尺、宽一尺符合代田法标准的犁沟。其次,耕作方法的改进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汉朝创造推广了旱田的先进耕作技术,如“代田法”“区田法”,北方地区推广水稻种植技术,影响巨大。农学著作大量涌现,如《四民月令》《氾胜之书》等书籍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农业科技知识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使中国的农业实用科学体系得以形成。
第二,秦汉时期出现了实用性很强的数学书籍,无论是岳麓秦简《数》,还是张家山汉简《算数书》都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东汉时期的《九章算术》则属于集大成之作,全书分成九大类,算题涉及算术、代数、几何等方面的内容,有很多数学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其出现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与数学特点形成的核心标志。
第三,秦汉时期地理学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天水放马滩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地图表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之先河。王逸的《广陵郡图经》则是汉代第一部被称为图经的地理学著作。
第四,秦汉时期,中国医药学与医疗卫生科技方面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论》,全面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张仲景的医学成就被世界所公认。
(二)技术的进步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农业、手工业技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在冶炼、纺织、印染、陶瓷、酿酒和机械制作方面,生产技术也有了全面的提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这时,农具已完全铁器化,铁犁和牛耕法的推广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施肥更为普遍,在选种、播种、中耕、虫害防治等方面都有新创造。南方大多数地区则实行‘火耕水耨’”,[3]有些地方利用陂溏灌溉稻田,犁耕、施肥、移栽、中耕除草等先进技术已出现,或正在逐渐推行中。园艺生产有巨大的发展,技术上有不少重要发明。畜牧业尤以养马为发达,相畜、养畜等技术获得相应的发展。丝织品和水平较高的桑蚕技术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亚诸国。渔业和林业已经成为农业中的独立生产部门,在技术方面也取得若干重大成就。各民族农业技术交流与融汇的加强是此时期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4]
随着生产工具的铁器化,冶铁技术在秦汉时期也有很大的进步,这时的采冶程序和工艺已经完善化。与此同时,炒钢技术的出现、炉火纯青的百炼钢工艺,到之后铸铁脱碳钢技术的采用,这一系列成就都标志着我国秦汉时期在钢铁技术方面已经取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主要纺织机械和农具在此时均已出现。
春秋战国之后,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无论是在规模方面还是技术层面,甚至技术类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水利工程的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并因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先后修建了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并发明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井渠法”。
另外,马王堆出土的五彩缤纷的纺织品和地图,展示了纺织技术和地图测绘技术的巨大发展。造纸术发明并得到重大的改进,主要的造纸工艺均已出现。漆器工艺已发展到极高的水平,巨型楼船的建造以及橹、舵、帆等的发明与应用,意味着船舶技术正在日趋成熟。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主要体现在长城、驰道、栈道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以上提到的种种,都可以看出我国秦汉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图2—1 秦汉各学科科技文献所占比例图
秦汉时期不同学科科技文献所占的比例如图2—1所示,具体的文献研究将在后文进行分析。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为秦汉时期科技文献的丰富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各学科都出现了堪称后代学科发展的开山之作。比如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奠定了后世本草学的基础,而《伤寒杂病论》则确立了理、法、方、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大大充实了中医药学体系的内容。又如《太初历》《三统历》《史记·天官书》和《灵宪》等天文著作的出现,各种天文仪器和天象观测手段的发明与运用,以及各种天体结构理论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古代独特的天文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再如《九章算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数学体系,而这种体系以算筹作为计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