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针对秦汉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人数统计方面，还应当全面了解科技作者的知识背景，即知识积累。该部分将科技作者的知识积累划分为三部分进行研究分析，这三部分分别是科技作者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

一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一）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家庭背景

通过统计，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家庭背景主要包括官宦世家和平民家庭，其中平民家庭分为布衣家庭和科技世家，王逸与桓宽的家庭背景无法考证，因此不纳入统计。具体人物分布情况如表2—2所示。

表2—2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家庭背景统计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官方科技作者出身官宦世家的占70%，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仅占30%，即便在两大系统内部，每人的具体家庭背景也各不相同。比如刘安出身皇室，祖父是汉高祖，父亲是淮南厉王刘长，刘长王位被废后，16岁的刘安以长子的身份被袭封为淮南王；司马迁出生在官宦世家，其家族从战国时期就有人做官，其中不仅有其父司马谈这样的文官，也有八世祖司马错这样的武将，汉文帝年间，其祖父用粟米换取了九等吴大夫的爵位，所以全家才能免于徭役；刘歆的六世祖刘交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其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总共居列大夫官三十余年；班固出身儒学世家，他的家族背景和司马迁有共同之处，都是从很早就有家庭成员做官，其父班彪曾任职县令，伯父班嗣则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张衡的家族为当地的大姓，祖父张堪曾被光武帝刘秀任命为蜀郡太守，讨伐公孙述立有大功，在张堪任期内，地方太平，因此被百姓歌颂；崔寔出自官宦世家，其多代家族成员都曾担任过郡太守以上的官职，其祖父崔骃与班固齐名，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父亲崔援精通天文历算，任职县令期间政绩显著，对农耕生产非常重视；刘洪是东汉鲁王刘兴的后裔，属于鲁王宗室。平民家庭出身的张苍父亲的姓名无人知晓，“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余”。[8]而张苍却贵为丞相；氾胜之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对农作物的种植产生浓厚的兴趣，善于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并能够收集总结生产经验；王景的祖辈本来居住在琅琊郡，即今山东地区，但是八世祖王仲热衷道术，通晓天文观测，在吕后当政之时，刘襄与刘兴居谋反希望能得到王仲的指点，但是王仲不希望受到牵连，于是迁家到了乐浪。

综上所述，其官宦世家出身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数量是平民家庭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近两倍，原因主要是许多官宦世家出身的作者的官位是世袭的。比如淮南王刘安继承王位，自幼接受官方文化的熏陶，或者如司马迁、班固之类的作者，他们家族的文化底蕴深厚，加上自身有着较高的学术能力，因此在朝廷做官并奉命编写史书。先天优势决定了出身官宦世家的作者更容易踏上仕途，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作者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做官，这在当时教育水平还不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

（二）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教育背景

中国古代是有学校教育的，《学记》上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9]但是学校的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从有关“小学”“大学”之类的零星记载来看，其性质与内容都与后代不同。

秦汉时期，汉武帝设立太学，到了东汉时期，中央管办的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和内容的学校，除了太学之外，又出现了两种特殊的学校：即官邸学和鸿都门学。官邸学简而言之就是贵族学校，鸿都门学被认为是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学校。

班固《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徳咏仁。”这当是溢美之词，但汉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除了立太学之外，确有令天下郡国立学校之举。地方学校系统的成立是在西汉时期，但是真正的普遍发展还是在东汉时期，因为东汉时期有关地方学校的记载比较多，比如光武时卫飒守桂阳时“修庠序之教”[10]以及“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11]“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2]的事迹，都是东汉时候的事，锡光更是从西汉平帝时就为交阯太守，长期在该地“教导民夷，渐以礼义”。[13]

关于学校教育，秦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体系，草创了一套有关制度（教育制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是总的来看仍属于初创阶段，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私学的发展在人数、规模及其影响上都更大。汉代学制系统图如图2—5所示。

图2—5 汉代学制系统图

张苍，战国末期曾在荀子的门下学习，与李斯和韩非等人是同门师兄弟；刘安从小文思敏捷，酷爱读书，善文辞，并且能够演奏鼓琴，他本人爱贤若渴，礼贤下士，促使淮南国都寿春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司马迁幼年时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识字读书，十岁随父亲到长安，曾从学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古文典籍，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刘歆，年少时通读《诗》《书》，精通经学，善属文，于是被汉成帝召见，时任黄门郎，后来由于职业原因得以饱览群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氾胜之来自农民家庭，从小所感兴趣之事就是农作物的生长与栽培，他喜欢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并能够进行经验总结与分析，积累了丰富的农耕知识；王景来自科技世家，从小成长在浓厚的家庭学术氛围当中，很小就开始学习《周易》，饱读诗书，酷爱天文历算；班固出身儒学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九岁时就能属文，诵读诗赋，十六岁时进入太学，通过阅读大量书籍，达到了精通儒家经典和历史的程度；张衡从小学习刻苦，小时候就能做文章，十六岁开始游学，后来在洛阳进入太学学习，结识了崔援，他在天文历算和地理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崔寔的祖父崔骃是东汉与班固齐名的文学家，父亲崔援是书法家，且对天文历算也有研究，崔寔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14]刘洪自幼学习刻苦，知识渊博，热衷于钻研天文历算；王逸与桓宽的教育背景不可考证。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教育制度虽然还是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体系，关于官方科技作者教育背景的记载并不多，甚至难以查考，但是我们推测，这些官方作者应该都受到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因其家庭背景出身多为官宦世家，其受到的教育必定是高于普通百姓的，比如张苍和司马迁都曾拜师学习，班固曾在太学学习。而王景来自科技世家，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就具有很强的学术氛围，因此这里的教育背景不应单看作者上过哪所学校，还应该联系其生活环境的学术氛围。

（三）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身份比较复杂，不仅有国家丞相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有都尉和太守这样的地方官员。具体职业经历见表2—3。

表2—3 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

续表

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基本上都在朝廷任职，文献的形成和职业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文献创作与职业经历有关的。张苍校正《九章算术》，在秦朝时他曾经担任过御史，负责掌管文书档案，后来也担任过管理财政的计相，因其精通算数与历法，始终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出任丞相；刘安作为淮南王，治国安邦，注重地方的文化发展，与众门客协力完成《淮南子》；司马迁为太史令，继承父业，撰写历史，写就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刘歆曾任天文官，期间写成了《三统历》；氾胜之曾任劝农使者和轻车使者，负责指导农业生产活动，编写了《氾胜之书》；班固受召修史，其职务负责整理校雠皇家藏书，《汉书》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完成的；汉安帝听闻张衡善术学，于是任其为太史令，专门研究阴阳，著有《灵宪》；不论《四民月令》是崔寔在东观著作时创作还是在其任职辽东太守时创作，就其内容而言，可以看出是与其本职工作有关的；刘洪奉命写《乾象历》，是其本职工作；桓宽所著《盐铁论》是其记录整理的会议记录。

第二，文献创作与职业经历无关的。王景是水利专家，明帝拜其为河堤谒者，但是他创作的《蚕织法》则属于农业生产或手工业领域的科技文献。

综上所述，官方科技作者的创作与职业经历有关的人数远远多于无关的人数，文献创作与职业经历无关的作者只有一人。这说明在当时，在朝廷任职的官员都在从事着与本职工作有关的科学研究，或者说从事科技文献撰写工作的官员们，他们的职务都是专业的，术业有专攻，他们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进行着工作，这也从侧面说明秦汉时期的官职设定做到了与科技研究相关，不管这种设置是故意而为，还是纯属巧合，都说明了科技研究工作是渗透到官方作者的工作中的，两者是相互交融的。

二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知识积累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数量较少，因此将两部分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但是因为史料记载的缺失，部分作者的家庭背景或是教育背景无从查考。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有2位出身官宦世家，但是他们却未从官，另外有1位出身平民家庭，具体研究情况将在下文中进行分析。

（一）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家庭背景

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家庭背景与官方作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中宗教作者黄石公的家庭背景无法考证，在此不做分析。其他三位作者出身官宦世家的有王充和张仲景，出身平民家庭的有落下闳，如表2—4所示。

表2—4 秦汉民间科技文献作者家庭背景分布表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是元城王氏的后代，王氏家族在当时极为风光，家族中出现过皇后以及丞相等各级官吏，到了王莽时期，王氏家族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是随着后来王莽政权的消失，王氏一族也跌入谷底；张仲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是张宗汉，作为读书人任职于朝廷，因此张仲景小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典籍；出身平民家庭的落下闳，少年时期在家乡小有名气，因为他酷爱天象观察，后来在同乡、太常令谯隆和太史令司马迁的推荐下，被召入京研制历法。

综上所述，这些民间作者虽然没有在政府机关任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创作出优秀的科技文献，首先，这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王充和张仲景，他们同属于没落官僚家庭，虽然家道落魄，但是他们的先天条件仍然优于普通百姓，在不必为生存烦恼的同时，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典籍，并且能够进入学校学习或者拜师学艺，良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创造科技文明；其次，落下闳这样出身平民家庭的作者，通过培养兴趣爱好与自身付出的努力，也会遇到伯乐，从而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对科技发展作出卓著的贡献。

（二）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教育背景

秦汉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的教育背景与其家庭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教育制度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一部分民间作者是无法享受学校教育的，因此家庭教育、自学以及个人的知识积累对民间作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秦汉民间作者的教育背景有两种。

第一种是出身平民家庭的，没有进入过学校学习的。比如落下闳，年轻的落下闳所处的时期，正值西汉大兴教育，他自然或多或少会受到“文翁兴学”的影响，顺应时代特征，借着这股思潮落下闳刻苦学习天象观测，在家乡已是小有名气。

第二种是出身官宦世家的，但是都属于没落官宦家庭，他们都曾入学或从师并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王充，虽然是孤门细族，但是家庭条件还是足以支撑其进行学习的，王充天资聪颖，幼读诗书，勤奋程度远超书馆中的其他同龄孩童，离开书馆后潜心学习儒家经典并修炼儒家道德，后游学至洛阳，进入太学学习，博览群书，开阔了视野，初步形成了他博达求是的学术风格。另一位民间作者张仲景同样来自没落官僚家庭，因为特殊的家庭条件，使他能够在少时阅读很多典籍，自从在书中读到扁鹊的故事后，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岁时便拜张伯祖为师，专心学医。

另外，宗教作者黄石公的教育背景无法考证，因此无法分析。

综上所述，民间作者的教育背景相对于官方作者更为丰富。虽然在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对太学博士弟子人员设有特殊的限制，落下闳依然没有进入学校学习，或许是因为落下闳位于四川阆中，尽管文翁兴学于蜀，但也只是起步阶段，大量边远地区的学校是在东汉时期才涌现出来的，而私学在当时也是流行于较发达的地区，所以落下闳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王充曾在太学学习，在当时学生的学习是比较自由的，“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则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15]，正是这样自由的学习方式王充才能通晓百家言论。张仲景所学正是自己的爱好，因为在当时学校里教授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而他所喜爱的是医学，这在当时的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于是拜同乡的医生张伯祖为师，专心研究医学。

（三）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

秦汉时期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的职业经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从未当官，受召进行文献编写。比如落下闳因其出色的天象观测能力，被同乡、太常令谯隆和太史令司马迁推荐入京，受汉武帝的征召，与当时官家的天文学家唐都、邓平等二十人一同研制历法，最终形成了《太初历》，汉武帝曾特授落下闳侍中之职来表彰他的功绩，但是他坚辞不受。

第二，仕途落拓，长期不得志。比如王充，在学成之后也曾想过踏入官场。但是他在官场的境遇并不好，一生只当过地方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就像古语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能的人常有，但是仕宦的机会并不多，生不逢时，难遇其主，即使才高德厚也会落拓在野，怀揣着仕途梦想的王充创作了《论衡》。

第三，学以致用，视爱好为职业。比如张仲景拜师学艺，一心钻研医术，因此张伯祖才将毕生的行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由于汉武帝时期开始“举孝廉”，[16]因此张仲景承袭家门，踏入官场，任职长沙太守，在其为官期间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决病痛困扰。东汉末年频繁发生战乱，大批的人死于伤寒病，于是张仲景辞官隐居岭南，最终完成划时代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第四，宗教作者黄石公，关于他的背景无法考证，据传他是秦始皇父亲庄襄王的重臣，在其死后秦始皇登基，年少气盛的始皇独断专行，推行暴政，对于忠臣元老的意见置若罔闻。于是黄石公挂冠归隐，离开了官场，隐居在下邳地区，完成了《素书》的创作。

不同的职业经历，创造出了不同的科技文献，它们有的受用于朝廷，有的则是造福百姓。不论是哪种学科的科技文献，它们都是秦汉民间与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