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研究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群体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把一定数量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其中共同活动也相互作用的集体。从社会学的角度,以文献作者的社会身份为基本出发点,并兼顾其社会身份与科技文献创作活动的关系,对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群体进行划分。具体说来,其社会身份主要是官员,其文献作品的创作与其官方身份密切相关的作者群体为官方群体;其社会身份主要为民间工作者,文献作品创作活动亦植根于民间的文献作者群体为民间群体;其社会身份为宗教人士,且其文献作品创作活动亦与其宗教活动密切相关,该类文献作者群体属于宗教群体。部分作者兼具官方与民间、官方与宗教双重社会身份,其作者群体的归属以其文献作品创作活动与其社会身份的主要关系为划分标准,即官方身份对其文献创作活动影响较大的为官方群体;民间身份对其文献创作活动影响较大的为民间群体;宗教(包括传教士)身份对其文献创作活动影响较大的为宗教群体。考察社会身份对其科技文献创作活动影响主要从知识积累(家庭与教育背景)、创作条件(资料、经费、项目来源等)、传播途径等方面为依据。

一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群体组成研究,主要从该群体在整个领域所占比例、地域分布、学科分布、官职结构等方面进行。

(一)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组成数量

经过统计分析,可考的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一共有28人,约占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总体的93%,而在魏晋南北朝前一个历史时期——“秦汉,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占75%”,[1]所占百分比增加了18%,增加16个作者,但因秦汉的科技文献作者整体数量少,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的作者在数量上还是比秦汉增加了许多的,侧面反映了科技在进步。这个现象充分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占了主体地位。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主体地位的凸显,也深刻地印证了丁海斌在《李约瑟现象的“官科技”解读》中关于“官科技”的定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2]

图3—1 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所占比例图

(二)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地域分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权更替频繁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数个朝代,建都地点各不相同。表3—1列出了各个时期的都城分布。

表3—1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都一览表

续表

在地域分布上,都城比较集中在江苏、山西、河北和河南。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南北割据,所以形成了定都地点多样性、多地域分布的特点。官方身份的魏晋科技文献作者有28人,官方群体约占魏晋南北朝科技文献作者总数的93%;地域分布如下:江苏7人、河北4人、山东3人,山西2人、河南2人、湖北2人,浙江1人,安徽1人,甘肃1人,陕西1人,四川1人,其余3人查不到籍贯(如图3—2所示)。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地域分布特征明显,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山东,这与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中,甘肃、安徽、浙江、陕西、四川一带的人最少,分别只有1个人,山西、湖北、河南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数量一样,占据数量很大,详见表3—2。

表3—2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地域表

续表

图3—2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地域分布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如下特点:

(1)江苏省的科技文献作者数量是最多的,原因清楚:古代一国之都往往都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南朝的宋、齐、梁、陈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建都会带来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传播。分布于江苏的科技文献作者,其中不乏魏晋南北朝杰出的科学家,如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祖冲之、医药学家葛洪以及陶弘景。

(2)河北、山东也涌现出相对较多且有名气的科技文献作者,如郦道元、贾思勰和王叔和。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交融复杂变化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经济中心开始向江浙一带转移,但没有完全南迁,中原地带还是主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河南、山西、湖北也是传统的文化地区。曹魏建都河南洛阳,北魏建都山西大同(后迁洛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发展,这些地区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

(3)从历史发展上看,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的文化开始兴起,以前甘肃、四川等地的作者数量非常少,关于对皇甫谧的祖籍考究中,从历史习惯上,说皇甫谧是甘肃人,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他一生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洛阳附近,西晋建都洛阳,皇甫谧的一生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附近活动的。

通过上述图表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陕西省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人数排在较后面的位置,长安是西魏和北周的都城,是隋唐文化的开端,可惜作者很少,应与当时的南北战乱有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地域分布受政治影响比较明显,政治中心、传统文化地区以及经济较发达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

总体上,多数作者的地域分布和祖籍没有直接的联系,原因有二:一是门阀士族南迁,从祖父辈远离家乡,到经济发达的地位为官;二是战乱导致各种文化的融合,许多人为一生出仕多个朝代,迁徙较为频繁。

(三)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

如图3—3所示,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的特点十分明显,地理类占了主导地位,其次是医学、植物学、天文数学和农学,其他方面基本无涉及。其中地理学12人,医药学6人,数学5人,植物学4人,农学1人,综合1人。

图3—3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学科分布图

学科分布如是的特点应该与魏晋南北朝的科技文化有很深的关系。很显然,在缺乏统一中央集权的分裂的大背景下,中央集权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造就了“小百家争鸣”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科学家以及他们留下的优秀科技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研究活动,是从科学家个人兴趣出发,受中央集权思想的影响小,科学发展和科技文献作品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

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学科分布体现了当时的科技学术风潮,地理学科分布占据较大百分比,以及医学、数学、农学在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和农业生产是农学的主要服务对象,农业又是我国的基础,因此,发展农业科技是为国家服务,比如贾思勰生活的朝代北魏,正是一个由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走向经济衰落和政治腐败的时期,他感到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是恢复并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贾思勰受他“以农为本”的立国农学观写出了《齐民要术》。

天文学领域观测天象的目的是认识和预测,最终目的是在行政方面上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体现统治阶级权威的一种途径就是制定天文历法,进而为统治阶级服务,古代天文历法更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的科学。“历法的制定和颁发”意味着代天行事,谁颁发历法,谁就可以代天行事,在某种意义上是接受天命的象征,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历法就是天命和皇权的象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历法极为重视,23部新历法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法多产恰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者的权威有着功利的目的——巩固统治地位。这一时期,很多历法的精准程度处于同时期世界领先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科分析,更加体现了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思潮,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价值理性精神,孕育和产生它的肥沃的土壤,莫过于当时经济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带来的变化,经济中心由北向南转移,思想文化朝着多元化发展,在这两种特殊的背景下,形成了这样的学科分布。

(四)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官职结构

对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作者群体的官职变迁过程进行统计,根据机构的性质分为一般性机构和专门性机构,专门性机构分为临时性专门机构和常设性专门机构,根据其官职等级可将其划分为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两个等级,[3]整体来说分布较为广泛。

表3—3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可考作者群体官职分布表

图3—4 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官职结构分布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共可查的官方科技文献作者有28人,其中中央官员24人,地方官员4人。魏晋南北朝战争纷起,在他们的生平中,很多人出仕了几个朝代,职位变动很大,多数人一生中出任过两个以上的职位,其中多数担任过中央官员;而地方官员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多数与地方的风土有很大的关系,中央官员中也不乏历经多地官职,并以此成书之人。

在官员等级方面,魏晋南北朝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的官职结构,体现了明显的中央集权特点,中央官员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科技文献作品数量上,都远远高于地方官员。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央官员从事科技研究与创作有自身优势,中央官员一般都是门阀士族的后代,自身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地方官员;二是中央官员相比地方官员,接触到的文献更多一些,文献资料是科技文献创作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

在机构设置方面,中央机构中,任职于专门性机构的科技文献作者比例较低于一般性机构,这于中央机构职能划分不够细化有关;在地方官员中,没有任职于专门机构的作者,这从侧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科技方面,地方的发展还不够发达。具体来看:

(1)中央官员

陶弘景。他是官方科技文献作者群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多数有关他的著作里,对他的第一称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士,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人,精通天文地理、医学、炼丹术、文学、艺术等学科。在二十三岁时,他拒绝了“齐高帝”太尉豫章王侍郎的任命。陶弘景还做过多年的诸王侍读,齐武帝即位,以振武将军起宜都王侍读。《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里说:“齐世侍读任皆总知记室,手笔事选须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4]正因为如此,也招来其他侍读的嫉妒,但他毫不在意。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召拜为左卫殿中将军,他很不得志,二十九岁时,逢清溪宫新成,陶弘景拜表献颂,深得皇帝赏识,正要准备升他的职,但由于他的母亲去世,就错过了这次机会。后来回到京城,被任命为奉朝请,这样的官职是闲职,《晋书·职官》上说:“奉朝请,本不为官,无员……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5]于是在永明十年(492),即他三十七岁时,挂朝服于神武门,拜表辞职,从此入山归隐。“山中宰相”陶弘景也曾为梁武帝炼丹,他与道家的渊源颇深,之所以把他归为官方科技文献作者,是因为其与官方联系非常多。

宗懔。他生活的南梁是南朝四个朝代中的第三个朝代,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宗懔因与湘东王萧绎交好,开始了其仕途生涯,曾任刑狱参军,兼掌书记。历任临汝(江西临川)、建成(高安)、广晋(鄱阳)三县县令,梁元帝(萧绎)即位后,重用了宗懔,他开始了在中央任职的生活,官职一升再升,由吏部郎中、五兵尚书至吏部尚书,在周孝闵帝时还被拜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宗懔属于既任职过地方官员也任职过中央官员,但主要以任职中央官员为主。

王叔和。关于他的官职结构就比较单一,基本是任职于中央,宋大仁先生分析:“王粲在建安十三年(208)投归曹操,被‘辟为垂相椽,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魏国既建’,王集拜为侍中,从这时候起,王叔和担任魏太医令的官职。”[6]王叔和官太医令,为众太医之长,也是掌管医药的最高官职。太医令的职务使王叔和接触到更多的传世资料,有助于他撰辑《伤寒杂病论》和《脉经》等著书。

(2)地方官员

贾思勰。史上记载他的资料很少,但是较有说服力的资料中论证了贾思勰历任过青州太守,他一生为官经历比较单一,但这不影响他从事科技文献的创作,也正是因其担任地方官,得到了更多体察民情的机会,促使他完成对后世影响极大、有“中国百科全书”之誉的《齐民要术》。

二 魏晋南北朝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三国战争不断,使得国家人口急剧下降,经济严重受到损害,晋朝又是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西晋灭吴之后,统一天下。在这样战乱中,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发展数量极少,有可靠史料佐证的仅刘徽一人。在这样的一个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他的数学成果的取得,是时代造就和个人努力两者统一的结果。

(一)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组成数量

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在整体科技文献作者群体所占人数比例极少,占总体的3.3%,仅有刘徽1人。

(二)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地域分布

由于史料的缺乏,刘徽虽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籍贯和生平却无从查考,关于刘徽的籍贯,唯一可以参考的资料是《宋史·礼志》中关于北宋末年算学祀典的记载,其记曰“封……魏刘徽淄乡男”。根据这一记载,严敦杰于1940年著《南北朝算学书志》推测说“刘徽魏末著九章,其卒年当在晋代,余依《宋史》祀典,考得徽系淄川人”。郭书春在1991年撰的《刘徽籍贯考》(《九章算术暨刘徽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议(北京)论文集》,1991年)更以为刘徽可能是山东邹平籍人,理由是:“淄乡不是刘姓郡望,也不会是刘徽生前封号,因此只能是其籍贯或其他活动地区。又根据《汉书》《元丰九域志》《金史》《山东通志》等史籍,……淄乡在今山东邹平县境。”同年沈康身亦以山东邹平县东濒渤海、北临黄河和大清河的地理位置与刘徽著《海岛算经》题文中的有关地理描述加以比较,为刘徽系山东邹平籍人的推测提供了又一旁证。

刘徽的人生经历了三国和两晋初期阶段。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迫汉献帝禅让,立国号为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灭亡,正式进入三国时期。刘徽出生于225年,正是曹魏建国初期,定都洛阳,约是魏明帝曹叡即位之初。

(三)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

民间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学科分布必然与其本身的职业关系密切,但是关于刘徽的生平事迹,现在也只能根据其所著《九章算术注》中的有关内容加以推测。不可否认的是,刘徽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是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人,后人对其评价颇高。

三 魏晋南北朝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的组成

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时代,已经约有300年历史,主要流传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娄迦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二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到了东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阶段已经达到了。在这个时期,有一个重要的转折是佛教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往西域求法的人不少,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就没有继续前行。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来的。

(一)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组成数量

在魏晋南北朝统计出的30位科技文献作者中,宗教科技文献作者只有法显1位,所占比例为3.3%,其教别是佛教。

法显是西行取经归国的第一人,在他65岁的时候,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399年他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僧人一起,自长安出发,向西进发,游历30余个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自陆地游历印度,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行。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法显写出历时13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佛国记》,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佛国记》全文9500余字,又称《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之所以把《佛国记》列为科技文献,是因为《佛国记》长卷记述的地域极其广阔,不仅对所经过的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记述,它还是关于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技术,而《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二)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地域分布

法显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他从长安出发,开始周游列国。据记载,东晋104年,共建寺1768所,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而且名僧辈出,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

(三)宗教科技文献作者群体学科分布

从科技文献角度看,《佛国记》主要有关于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因此其学科分布为地理学。《佛国记》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技术,《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