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对复杂社会的认知局限

一 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及其认知局限

在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之前，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边界予以明确，毕竟这是我们界定问题的核心和跟踪目标的基准。“社会科学”，通常理解为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门类。科学化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内涵，这要求社会科学应该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可检验性和系统性的科学特征，否则就容易陷入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界别争论。马克思曾指出：“科学…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中共中央编译局，2016）。一百多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自然科学化趋势，包括数理分析、统计学、计量学、系统论、运筹学甚至实验工具在内的一系列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先后被成功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客观化、定量化和精准化进程提供了技术支撑，革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范式，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尽管如此，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状态仍与马克思所预言的“学科统一”相去甚远。

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类似，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研究都会依据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提出某种理论或学说，然后从实证角度通过数据分析等方式加以验证（佐证）。然而，社会科学领域很多理论学说的提出虽然源于（科学）社会调查，但不可避免地存在随机性失控、非观测信息、模型过度简化、假设前提过于严格等问题，实证环节的佐证工作也由此会受到结论有偏或非一致等情形的困扰。这意味着，在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下，研究体系的随机性、模糊性和主观性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或得到有效解决；相应的研究结果也难以进行符合自然科学范式的校核、验证和确认（Verification，Validation和Accreditation，VVA）。由此形成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对经济社会现象认知方面难以逾越的局限性（或认知鸿沟）。

二 人类社会活动复杂适应性特征

社会科学研究认知局限（认知鸿沟）产生的根源，首先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活动，确切地说源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复杂适应性特征。不同于自然界量级跃迁而涌现形成的复杂系统，人类社会活动的复杂适应性有其独特之处，我们认为，集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属性异质导致的社会复杂性。宏观的社会表现本质上来源于微观层面个体属性的累积。而现实中微观个体的属性千差万别，总量相同的社会群体，其内部的分布格局可能完全不同。采用典型个体分析模式或总量分析模式的传统研究方法，摒弃了社会现象的微观异质化本源，无法保障研究的精确性，甚至有效性。

二是行为异质导致的社会复杂性。能动性表现是人的本质特征，社会现象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类的行为特征及其引发的结果，对行为进行定量刻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必需要点。人类行为通常是自身属性、经济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复杂映射，不同个体行为模式各不相同，即使控制条件下的同一个体，其行为模式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传统忽视行为变化或者单一化行为特征的研究模式，难以刻画不同群体应对冲击和适应环境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结果。

三是交互网络导致的社会复杂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微观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不断发生属性或行为的交互，微观属性与行为的累积形成宏观社会现象，而宏观社会现象的变动反过来再次影响微观个体的行为趋向和属性特征。社会系统建立在微观、宏观的一致性框架基础上，而传统研究往往忽略社会团体中的微观个体的交互反馈，或可能将社会现象中的宏观主体与微观个体割裂处置，导致其难以适应社会科学系统量化的需求。

四是动态适应导致的社会复杂性。人类社会自发生以来，便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之中。事实上，作为智能性主体，人类改造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行为反应，最终促使社会群体具有了行为和决策的适应性特征，并由此形成社会整体状态的不断演进。所谓的社会均衡状态，是相对意义的，是易被破坏的甚至无法达到的。社会研究应尝试采用基于动态和演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外生冲击，更强化了自适应性研究的必要性。

三 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认知局限背后的方法论根源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意味着系统的无解或难解，而其适应性意味着系统的实时变迁和动态演化。或者说，人类社会现象几乎不会有确定性映射关系、可计算的函数形式、明确不变的影响因素，因此也没有确定的闭合解。再考虑到无偏和有效数据资料的缺失，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在认知方面必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而这种认知局限折射的则是其背后方法论的某些局限。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在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还原论（也称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功。作为哲学观点，还原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并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基于此，还原论的方法论就是将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解，通过化复杂为简单的方式，加以描述和理解。与还原论相对立的是整体论（Wholism）。整体论认为，系统是由各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割裂或分开来进行理解，坚持整体的规律不能归结为其组成部分的规律，主张高级运动形式不可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强调由部分组成的整体有新性质出现。应该说，整体论的这些主张比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辩证法，但是，有些整体论者片面强调整体，而忽视对整体中各部分进行必要的细致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既有范式更多的是借鉴并移植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范式而逐步形成的，在方法论层面以还原论为主体，同时也兼具整体论的成分。然而，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无论是还原论还是整体论，在处理复杂巨系统的不确定性和演化性问题时都存在严重障碍，而基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特有的复杂性根源，现有研究方法甚至在精准量化和微观结构解析方面仍存在严重缺陷。

四 应对人类社会复杂性的综合集成方法论

为了能够更为准确有效地把握人类社会活动的复杂适应性特征，真正搭建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桥梁，有必要对基础性重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有机引入系统论（System Approach）的方法体系，[1]可能是社会科学研究有效把握人类社会活动复杂适应性特征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学界在这方面的探索仍不多见，而钱学森倡导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则是该领域富有建树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于景元，2006年）。这一系统论思想逐步发展成为钱学森的综合系统集成思想。

钱学森主张把专家体系、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使多方面的定性认识和必要的定量认识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20世纪80至90年代，以马宾、戴汝为、于景元、顾基发等为代表的学者探索性开展的综合集成研究，受到时任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但该类研究受限于模型技术和数据资料条件限制，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启动社会科学综合集成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最近一次大规模系统化的学术探索工作。该研究提出利用互联网海量数据并基于分布式计算系统，对社会科学问题进行大规模计算机微观模拟实验，期冀用数据和计算技术解决社会科学复杂适应性难题。然而，上述理念的提出在当时具有超前性，也并未引起自然科学界的共鸣，直到2012年大数据概念兴起后才逐步引发国内业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