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微观模拟模型与公共政策精准评价

回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题，对于一项制度设计或者是政策实施而言，无论系统性改革或是参数性调整，显而易见的效应就是那些表现在会计账面的信息的变动汇总，这可以微观数据进行粗略估算和核算或通过相对并不复杂的经济模型进行估计和预测。然而，现实世界的改革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经济主体的负责实用性特征，特别是那些旨在对特定经济主体和特定经济行为进行调节的宏观政策，而这些微观主体行为的调整不仅决定微观个体自身的经济表现，也会反过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利用静态的、代表个体的、无行为反应、非系统建模的可能存在重大的偏误。在复杂适应体系的背景下，社会经济研究进程中建模工具的革新不可避免，而微观模拟技术是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前景的应用。

一 微观模拟模型的概述

微观模拟（MicroSimulation，MS）模型，是以具有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为对象，应用计算机技术将已实施或未实施的政策（分配用于政策评价和政策设计）按照规则施加于微观个体之上，进而通过计算机模拟个体以及相应宏观总体的经济特征、经济行为以及相互作用来实现对政策的实验分析，而实验者最终可以自主提取有效的政策效应数据，无论微观或宏观（Oroctt，1957、1960）。该技术的提出及模型的成果研制为研究微观异质性提供了建模工具，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断完善，这种真正由数据驱动的经济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最为有效的工具和经济科学前沿热点，为我们更深层次探究复杂系统的本源提供了全新的工具。这种集先进性、科学性和精确性于一身的技术，在20世纪中期一经提出便在公共政策评价领域迅速发展起来，大量模型已经被开发和研制，并被具体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实证分析（Citro和Hanushek，1991）。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微观模拟不断成熟，越来越多地在公共政策分析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走出实验室并被政府相关部门应用，成为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甚至是某些国家公共政策改革的立法途径（Gupta和Kapur，2000）。自1993年起，学术界举行了四次大型微观模拟与政策分析国际会议，表明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经济政策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Bourguignon等，2006）。表3—1列出了国外政策研究领域被实证应用的著名微观模拟模型。

表3—1 国外政策研究领域微观模拟模型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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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观模拟模型的发展进程

经典的微观模拟模型通常假设：间接税改革引发个体可支配收入的变化量等同于其所导致的产品最终价格的变化与固定消费量的乘积；而直接税所引发的个体可支配收入的变化量则源于不同税制对固定应税收入的作用差额。事实上，该类模型只适用于分析那些对个体行为影响很小的公共政策。我们将忽略了行为反应的微观模拟模型统称为会计（算术）微观模拟模型，它模拟了税收或转移支付系统制度改革引起的个人（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并由此输出“那些尚来不及引发行为反应时的政策即期（首轮）效应” （Creedy，2002）。Bourguignon等（2006）应用间接效用函数证明了价格变化引起的福利变化等同于价格改变引起的消费成本的改变，这为该模拟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会计微观模拟模型简便易行、研究结果精确且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微观异质性，因此直到今天它在公共政策评价领域的应用仍极为广泛，如Atkinson等（1988）、Harding（1996）；Gupta等（2000）以及Vynnycky（2008）等。而近年类似美国TRIM系列模型和MATH模型、英国的POLYMOD、欧盟的EURMOD模型、澳大利亚的STINMOD和MITTS模型等都是会计模型的现实应用。对于会计模型最大的争议来自其对行为反应的忽略。公共政策的执行往往引发个体行为反应，尤其是那些旨在改变个体行为的政策，这种行为的改变必然影响政策的总体作用效果。另外，将政策研究限定在改革随后而生的即期效应分析上也是不恰当的，现实研究目标需要使模型能够理解更长历史时期的政策效果，而长期政策效应存在的直接动因就是行为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微观模拟模型继续向多维的纵深领域发展。学者们开始尝试将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纳入模拟之中，即行为微观模拟模型，它基于会计模拟技术，对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加以建模和整合，为深入分析公共政策作用效果提供了着手点。目前，行为模型的应用有很多，Blundell等（1999）和Creedy等（2002）对这些应用进行了综述。其应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劳动供给行为为对象的税收—津贴模型，如Oliver等（2007）以及Labeaga等（2008）；（2）以消费行为为对象的间接税收模型，如Liberati（2001）以及Kaplanoglou等（2003）以及Harding等（2007）；（3）基于其他福利领域行为的模拟模型，如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以及巴西的BolsaFamilia等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政策研究实例。当然，行为微观模拟模型也存在如下局限：首先，这里隐含假定属性相同的个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它破坏了微观的异质性且难于检验；其次，模型仅仅基于微观个体的行为，其本质上是局部均衡的，它忽略宏观经济的反馈效应，仅限于个体单方面做出反应时公共政策的短期（次轮）效应研究；最后，该类模型主要依赖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其行为的获取方式单一，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行为复杂性要求，这是当前研究最大的缺陷。

随着研究和应用的推进，学者们开始注意经济系统的网络复杂性，着力关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综合基础。事实上，政策改革的作用效果不会单方面终止于微观个体，宏观与微观之间必然存在状态与行为的交互反馈，这种反馈作用在总体的均衡框架下趋于收敛。因此，公共政策可能具有强大的一般均衡效应（即第三轮效应），它在更长的时效上影响收入分配的整个过程。为了使研究能够覆盖这一维度，对宏观模型的扩展已经被提出，并逐步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模型化研究的重点。采用将宏观总体模型与微观模拟模型综合的建模方式是比较有效的研究途径，该方法在宏观水平下模拟政策对于典型家庭的综合影响，进而将影响分类输入微观模拟模型，以获取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一个极好的例子是Chen等（2003）对于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分配结果的分析。而另一个典型的研究是由世界银行资助开放的贫困分析宏观经济模型——PAMS（Bourguigon等，2003），它通过宏观—微观的自上而下的建模方式，将公共政策在宏观层次上的作用效果投影到微观层面上。另外，一些研究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公共政策的宏观效应进行分析，以此整合宏观—微观，并取得了有效的进展，如Bourguignon等（2004）、Arntz等（2008）和Colombo（2008）应用CGE模型和行为微观模型的结合建模方式对政策做出评价。尽管该类模型处于研究前沿，但仍具有一定的缺陷：（1）宏观部分封闭的计算法则源于完全竞争假设；（2）宏观一致模型对于某些宽泛的政策（如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的作用效果不可计算；（3）缺乏微观—宏观的充分反馈；（4）对经济的动态适应性缺乏理解。

上述的模型主要基于静态框架，无法模拟微观个体的行为进化以及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而我们的政策目标恰恰源于“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改革”，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必然引发经济主体采取主动或被动的应对，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政策效应不会是简单的量值变量，从长远角度看，必然是结构性的适应性改变过程，这是面临的最大的研究技术难题。尽管有学者们尝试进行了相关探索（如Townsend，2002；Townsend等，2003），但其研究过于专用，无法对再分配系统的所有维度进行分析，且难于将其扩展至均衡演化的框架下。在现阶段几乎很难发现在经济演化条件下对公共政策的动态均衡效应做出分析的实例。事实上，经济复杂性实质上是系统性条件下的一种综合表征，那么问题的研究就不能被片面地割裂，解决问题的思路必然来自系统论，由经济问题的本质（微观经济主体）出发，量化经济主体的行为与特征，集成并建立有机的系统经济模型，最终累积或提炼宏观经济效应。而这自然由“热点经济问题”导向为“难点经济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来自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两项新的进展——基于智能主体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ACE）及综合集成方法论——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其中，ACE建模理论把经济看成是由自主相互作用主体组成的进化系统，通过强有力的计算方法（人工智能）和计算工具（面向对象编程），编程实现具有适应能力、交流能力、学习能力和自治能力的经济智能主体（Agent），并通过模拟现实经济网络而有机地构建主体间的联系。该技术范式下构建的模型本质上是基于智能计算的微观模拟模型或宏微观一体化经济模拟系统。该学科业已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陈禹，2003），并在以下几个方向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学习和内嵌智力（Vriend，2000）、行为规范的进化（Axelrod，1997）、市场过程建模（宣慧玉等，2002）、交易网络的形成（Tesfatsion，2001）、组织的建模（Dawid等，2001）和经济建模工具（Basu等，1998）。而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为基于主体的模拟模型的全新领域。正如Tesfatsion（2001）指出ACE是复杂适应系统的经济学体现，可以有效地分析宏观经济动态对不同微观个体行为的分配效应和微观个体行为对宏观经济动态的增长效应。将基于Agent的微观模拟技术引入公共政策作用效果分析是我们对微观模拟模型应用领域所要做的一次尝试。

三 中国特色的微观模拟模型探索

在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尽管相关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学者们已经尝试将各种技术引入经济政策机理与效应的研究工作中，其中代表性成果包括：郭绍禧（1986）率先将微观模拟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学术界；李善同（1990）对微观分析模拟模型的类型、特点及局限性进行了研究；关亚骥等（1996）对微观模拟分析方法的新支撑平台进行了介绍；高嘉陵（1998）研制了烟台微观模拟模型，用于分析当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的经济效应；张世伟和万相昱（2006）提出了一个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微观模拟模型，开始系统地将该技术引入收入分配政策的评价和设计当中；齐险峰等（2007）应用微观模拟模型以中国“四二一”家庭为对象分析预测了现行人口生育政策的长期经济效应；周闯、张世伟（2009）将劳动供给行为决策引入微观模拟模型，定量刻画了中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万相昱（2011a）应用动态的微观模拟模型对自1994年以来历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的财政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分析；万相昱（2011b）将微观个体的行为引入模拟模型，分析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参数并进行了灵敏度实验，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张涛和万相昱（2012）应用基于智能主体的微观模拟技术从经济演化和宏/微观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了宏观税收等公共政策的经济效应，将相关研究推向学界前沿；尹音频和杨晓妹（2013）基于微观模拟方法研究了劳动供给对个税改革的敏感度；潘孝珍和燕洪国（2016）应用微观模拟模型进一步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姚涛和牛舒（2018）应用微观模拟技术模拟了房地产税对于中国居民财富分配效应的影响；马雨诺和王广慧（2018）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家庭制税收政策进行了微观模拟分析；万相昱（2018）以微观模拟模型为基础对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改善提出了量化参考。近年来，微观模拟技术也迅速地被政府部门采用，目前中国较完善的微观模拟模型共三套，均围绕个人所得税改革评价，分别布置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就业司立项）、国家税务总局核算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而其中值得着重指出的是，由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联合成立的公共政策评估与模拟中心（CPS），是国内系统化应用微观模拟技术解决宏观经济现实问题的第一家专业学术机构，该中心注重解决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经济链接与信息反馈，为相关研究探索了空间并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