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自马克·布洛赫提出以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我国有学者将其称为“类比”，汪宁生指出，类比（Analogy）是从已知事物辨识与之同类的未知事物的一种推理方法。但类比的前提是两种现象在同一方面相同或者类似，类比的理论依据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在相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展现出的共性，自然越是原始的社会和文化，这种共性就越明显。因此在并没有实际接触的几个不同民族之间，可以找到相同的或相似的制度、习俗、思维方式乃至生产工具。[128]为此汪先生还总结了提出类比、形成假说和验证假说的学术研究三步骤。本课题所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种：纵向比较是把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指定服役制度进行比较，以弄清指定服役制度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与国家起源的关系；横向比较是把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指定服役制度进行比较，尤其是将中国与国外的早期国家起源及其相关制度进行比较，以此来分析指定服役制度的发展类型、特点以及早期国家起源的异同。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所对比的现象或制度要具有普遍性和共时性。普遍性是指进行对比的现象或制度并非个案，必须普遍存在；共时性是指所要对比的材料可以在绝对时间上不同，但必须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换句话说是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对共时。

多重证据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以来，[129]一直被史学家奉为古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徐中舒先生发展了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重证据法。徐先生认为以前不少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往往着眼于钻研文献史料，但如果忽视了考古出土的资料，更忽视了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活化石”的民族学资料，从而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因此难以对有关社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同时对于古代典籍上的费解之处也难以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30]杨向奎先生也曾指出王国维先生治学成就斐然，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最不可或缺的方法。[131]早期国家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庞大并且复杂的课题，并不是单一材料和单一学科所能够独立完成的。只有在运用多种来源的资料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由此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本文在前辈学者的指引下继续秉承多重证的研究方法，结合文献、考古、出土文字以及民族学等资料和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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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并批判胡适井田辨观点和方法的错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

[2] 徐中舒：《论西周是封建制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3] 徐中舒：《巴蜀文化绪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1期。

[4] 徐中舒：《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3页。

[5] 徐中舒、唐嘉弘：《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问题》，《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5月。

[6] 唐嘉弘：《试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称号及其国家政体》，《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7] 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 赵世超：《服与等级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9] 卢中阳：《说“事”：商周时期指定服役制度的表现形式》，载孟世凯主编《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卢中阳：《由服役到官职：中国古代官职起源的新认识》，载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卢中阳：《商周铜器族徽中所见家族职事研究》，《殷都学刊》2013年第1期；卢中阳：《商代内外服与早期国家的统治基础》，载袁林《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卢中阳：《从“指定服役制度”看早期国家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6日。

[10] 卢中阳：《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11] 卢中阳：《西双版纳指定服役制度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卢中阳：《纳召：西双版纳早期农业剥削方式研究》，《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赵飒飒、卢中阳：《西双版纳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及其变动性研究：兼论“土地王有”单一性的不成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卢中阳：《民族志资料反映的指定服役制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卢中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指定服役制度》，《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卢中阳：《从西双版纳的内外之分看早期国家的统治基础》，《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赵飒飒、卢中阳：《再议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制》，《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卢中阳：《缅甸历史上的指定服役制度与早期国家》，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2] 卢中阳：《从西双版纳的指定服役制度看早期国家》，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云南大学，2016年。

[13] 赵世超将指定服役制度定义为“分工具体、指定某部分人专服某役、且世代相传、长期不变的服役形式”，本书界定是在此基础上的抽象概括。本书所提到的“强制分工”与埃米尔·涂尔干、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等学者谈到的“社会分工”不同，它以满足共同体需要以及服务统治者为目的，并不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个人劳动普遍化的基础上，更不会直接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催生商品经济。

[14] 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

[15] 甲骨文中“以多田、亚、任”（《合集》32992反）、“迺呼归卫、射、亚”（《合集》27941），田、亚、任（男）、卫、射连称，并无内外之别。

[16] 《左传》定公四年。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36—1538页；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

[18] 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9] 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3—254页。

[20]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何毓灵：《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289页。

[21] 许国、宿国、郑国称“男”，晋国、曹国称“甸”，见《春秋》隐公八年、庄公十六年，《左传》桓公二年、召公十三年、定公四年。

[22] 《夨令方尊》（《集成》6016）、《夨令方彝》（《集成》9901）。

[23] 周初重要封侯多被赋予军事职能，一方面体现在诸侯要“股肱周室”和“夹辅先王”，见《左传》僖公四年、《国语·鲁语上》；另一方面诸侯还要发挥“监”的作用，“各监一国”。见《周礼·太宰》“立其监”郑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9页。

[24]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5] 《左传》僖公四年、《国语·晋语八》。

[26] 《荣簋》（《集成》4241）、《燕侯旨鼎》（《集成》2628）。

[27] 《左传》襄公十年、宣公二年、文公十三年、成公九年，《诗经·大雅·韩奕》，《国语·鲁语下》。

[28] 金文中称“某人”等同于“某族”，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页；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文献中提到的“某氏”也多是族氏的代称，见《左传》宣公十五年“潞氏”、《左传》襄公十四年“姜戎氏”、《左传》闵公二年“皋落氏”等。

[29] 《国语·鲁语下》、《国语·周语上》、《史记·秦本纪》、《左传》襄公十四年。

[30] 《逸周书·程典解》。

[31] 《尚书·酒诰》、《左传》襄公三十年。

[32]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

[33] 《趩觯》（《集成》6516）、《宰兽簋》（《近出》490）、《吕服余盘》（《集成》10169）。

[3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40页。

[35] 《国语·鲁语上》，《左传》成公十三年、昭公十三年。

[36]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5、330、403、496页。

[37] 甜水井村的相关记载为2018年笔者调查与核实桥陵相关守陵村时当地村民所说。其他相关记载见《神秘古国》创作组编著：《打开千年古墓》，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38] 林薇：《成吉思汗的守陵人》，《华夏地理》2007年第8期。

[39]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722页。

[40] 张国庆：《辽代社会基层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1]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227页。

[42]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43]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44]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45] 宋恩常：《沧源佤族社会封建因素的产生》，《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46] 《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第140—141页。

[47] 云南省编写组：《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

[48] 《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49] “滚很召”直译为“主子的人”，即土司的家臣；《拉祜族简史》编写组：《拉祜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5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广西僮族自治区凌乐县僮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初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第10页。

[51] 《水族简史》编写组：《水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页。

[52]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84页。

[53] 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0页。

[54] 蒋忠新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2页；[法]迭朗善译：《摩奴法典》，马香雪转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8页。

[55] 蒋忠新译：《摩奴法论》，第54、85—86、89、160页。

[56] 蒋忠新译：《摩奴法论》，第173、214页。

[57] 蒋忠新译：《摩奴法论》，第128页。

[58]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59]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11页；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林承节：《印度史》，第37页。

[60] [日]安万侣：《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61] 李卓：《部、部民及其区别》，《日本论坛》1986年第2期。

[62] 《日本书纪》推古纪二十八年，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共同商议“录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日本书纪》孝德纪即位前纪，记载“百官臣连国造、伴造百八十部，罗列匝拜”。

[63]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40页；李卓：《部、部民及其区别》，《日本论坛》1986年第2期。

[64] 《日本书纪》孝德纪二年。

[65] 贺圣达：《阿赫木旦制度与缅甸封建经济的特点》，《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

[66] Trager Frank N.，Koenig William J.，Burmese Sit-tàns 1764-1826：Records of Reral Life and Administration，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1979.

[67] 卢中阳：《缅甸历史上的指定服役制度与早期国家》，载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第249—257页。

[68] 张铠：《秘鲁历史上的米达制》，《世界历史》1986年第2期；[美]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第268页；韩琦：《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69] [美]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周叶谦等译，商务书馆1996年版，第43页。

[70] [美]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47页。

[71] [美]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62—63页。

[72] 郝明玮、徐世澄：《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5页。

[73] 郝明玮、徐世澄：《拉丁美洲文明》，第86页。

[74] 郝明玮、徐世澄：《拉丁美洲文明》，第88页。

[75] [秘鲁]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印卡王室述评》，白凤森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75—376页；[美]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43页。

[76]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第335页。

[77] [美]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巴里·鲍威尔（Barry B.Powell）：《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陈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78页。

[78] [美]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巴里·鲍威尔（Barry B.Powell）：《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陈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79] [美]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巴里·鲍威尔（Barry B.Powell）：《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第83页；[美]马丁：《古希腊简史：从史前到希腊化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27页。

[80] [美]乔治·彼得·穆达克著：《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第334页。

[81] [美]乔治·彼得·穆达克著：《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第337页。

[82] 李安山：《非洲古代王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6页。

[83] 李安山：《非洲古代王国》，第129—133页。

[84] [美]马克森：《东非简史》，王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英]奥德丽·艾·理查兹：《东非酋长》，蔡汉敖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2页。

[85] [英]M.福蒂斯、[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非洲的政治制度》，刘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9—130页。

[86] 李安山：《非洲古代王国》，第121页。

[87] 国洪更：《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8、148—150、181页。

[88] 韩琦：《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89] 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90] 施治生、徐建新主编：《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227页。

[91]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165、200页；国洪更：《亚述赋役制度考略》，第68、75、182页。

[92] 《周书·百济传》《北史·百济传》。

[93] 赵永胜：《古代泰国政治中的亲属关系和依附制度》，《东南亚》1999年第1期。

[94] 卢中阳：《再论贡、助、彻：〈孟子〉的理想与现实》，载马明达主编《暨南史学》（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关于“彻”我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其产生晚于“贡”和“助”，具体情况亦见该文所述。

[95]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

[96] 吴廷璆：《日本史》，第36页。

[97] 贺圣达：《阿赫木旦制度与缅甸封建经济的特点》，《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

[98] 卢中阳：《西双版纳指定服役制度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99] 卢中阳：《再论贡、助、彻：〈孟子〉的理想与现实》，载马明达主编《暨南史学》（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0] 《国语·晋语八》。

[101] 《左传》僖公四年。

[102] 《集成》10174。

[103] “波郎”为傣语，意为监督官或代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04] 云南省编辑组：《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家庭形态调查：宁蒗彝族自治县纳西族家庭婚姻调查之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05] 宋恩常：《沧源佤族社会封建因素的产生》，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第230页。

[106] [美]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第334—337页。

[107] 《左传》哀公十三年。

[10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40页。

[109] “召片领”，西双版纳最高统治者，亦有人称之为“傣王”和“宣慰使”。《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修订本），第87页。

[110]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九》（修订本），第36页。

[111]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九》（修订本），第67页。

[112] 就中国古代来说，战国以前一般被认为是早期国家时期，而战国以后则被认为是成熟国家时期。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国家政权要另当别论。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有着独立的国家发展历程，他们在中原建立王朝之初，可能仍保留着早期国家的一些特点。

[113] 《左传》僖公十一年和十二年。

[114] 《史记·秦本纪》。

[115] 《周书·异域传下》和《北史·突厥铁勒传》。

[116] 《基诺族简史》编写组：《基诺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3页。

[117] 《神秘古国》创作组编著：《打开千年古墓》，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118] 林薇：《成吉思汗的守陵人》，《华夏地理》2007年第8期。

[11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26—227页。

[120]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第93页。

[121]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55页；《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达斡尔族简史》编写组：《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5页；《鄂伦春族简史》编写组：《鄂伦春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122] 韩琦：《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23] 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载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49页。

[124] 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徐中舒先生序。

[125] [苏联]A.M.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126] 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

[127] 马曜：《西双版纳和西周社会政治及礼俗制度比较研究》，载《马曜先生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28] 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129]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卜辞和金文）。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30] 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徐中舒先生序。

[131] 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向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