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战国末季盖已编成定本。初以《书》名，汉兴始称《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由于孔子曾以《诗》、《书》教授生徒，《尚书》后来便成为儒家推崇备至的煌煌圣典，它既是帝王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儒家“五经”中处于最尊的地位。
今天，我们当然不必再对《尚书》旧时罩上的五彩衣顶礼膜拜，但它毕竟还是一部研究上古历史可资利用的重要古籍，值得我们倍加珍视。不过，《尚书》要真正成为研究历史的可靠材料，还有诸多繁难的研究工作需要人们去做。近代研究《尚书》最有成就的顾颉刚就曾对这一工作有过自己的规划，他说：
这部书流传经过的年代太长久，以致其中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们若要研究商周史，非先把它彻底整理不可。民国二十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第一期所讲的便是《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因为出世的时代太晚了，所以用了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订它，已经很够。但到了《商书》以下各篇，因为它们的编成较早，要考订它们著作的较确实的时代便很费事，这使我知道不能单从某一方面去作考证的。因此我便有编辑《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字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1]
从顾氏拟定并加实施的这个规划来看，研究《尚书》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其中对各篇著作时代的考定堪称牵动全局的骨干工程。因为文献的著作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牵连到研究材料的真伪问题，研究中不把材料的真伪问题搞清楚，就有可能造成郢书燕说的谬误，达不到建构科学的信史的目的。所以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乃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之一。
拿《尚书》的辨伪工作来说，中国学术史上就曾取得过惊天动地的大功绩，此即伪《古文尚书》的揭发和《虞夏书》著作时代的考订。
《尚书》本为先秦旧籍，中经秦火，至汉复出，已无完书。无论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还是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四十四篇本，恐均非原貌。更为不幸的是，西晋永嘉之乱的发生，致使官藏今古文《尚书》本荡然无存。由于孔氏本多出的《逸书》十六篇未经传习，鲜为人知，至此则石沉大海。东晋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上奏自称是汉代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结果被立于学官，着为功令。到唐初陆德明又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奉命据以作《尚书正义》，从此梅本便成为隋唐以后广泛流传的官本，今所习见的清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采用的就是以梅本为底本的《尚书正义》。然而，梅本中除“今古文皆有”的二十八篇外，其余二十五篇并非孔安国所传的真古文。宋儒吴棫、朱熹对此已有怀疑，又经明清学者梅鷟、阎若璩、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梅本中为今文所无的二十五篇被判定为魏晋时人所作的“伪古文”，终成定谳。此一历史真相的揭出，以伪古文《大禹谟》等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所谓“三圣心法”的道统随之动摇。这确是《尚书》学史上一件震撼人心的快事。
梅本二十五篇伪古文既经确定，保存在伪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就成了非常可贵的资料。但清代今文家无视这一事实，由伪古文而疑汉古文，进而疑及汉今文，最后甚至达到疑群经皆伪的程度。其中最为典型者莫如康有为，他不仅说汉代《古文尚书》为刘歆所伪造，而且说《今文尚书》亦为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实际上一笔勾销了现存《尚书》的史料价值。这种游谈无根的说法，虽以议论闳肆耸动一时，但最终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退出学术舞台。我们今天尽管也承认今文《尚书》中确有伪篇的存在，不过这与康氏所论完全是两回事。这里所说的伪篇，主要是指它们的著作时代并非过去认为的那样久远。其中《商书》姑置不论，《虞夏书》非当时作品则绝无疑义。当1923年古史论战展开后，顾颉刚在6月1日给胡适的信中就曾扼要地提出了自己对今文二十八篇著作时代的看法，认为其中《尧典》、《皋陶谟》、《禹贡》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2]继后顾氏又与其他学者一道不断深入地进行探讨，从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有如郭沫若所说：“在现今传存的《尚书》中，所谓《虞书》和《夏书》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已经成为了定论。”[3]徐旭生也说：“疑古学派的最大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的写定归之于春秋战国的时候。”[4]《虞夏书》著作时代基本考订，儒家据此衍申臆建的“三皇五帝”旧古史系统亦随之坍塌，从而为科学的古史观的建立在史料基地上清扫了尘障。
学术史上这两件大事，充分表明辨伪工作在《尚书》研究中的重要性。清代今文家讥讽“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5]，只是缺乏科学意识的门户之见，不足深论。现在的问题在于，《尚书》学发展到今天，是否辨伪工作已无事可做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尚书》中的《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十三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6]，辨伪工作也还有向前推进的余地。“一般地说，材料的真伪和作者年代是密切不可分割的”[7]，所以考察古籍的作者与年代乃是史料鉴别过程中辨伪求真的关键环节。以此看来，顾氏所列可信为真的《尚书》十三篇，因其作者与年代问题迄未解决，故辨伪工作仍有可为。
由于顾氏上列十三篇中的周初八诰自成单元，故不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宋人苏轼曾说：“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余读《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8]苏轼所说“安殷”，实际上就是周克殷后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问题，它包括周公东征平叛、封藩建卫、营建东都、措置殷遗、倡扬天命等一系列惨淡经营的建国过程。可见周初八诰的内容是有相通之处的，本书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应该还是比较适宜的。周初八诰虽是《尚书》中的真文件，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我们所能做的工作只是就其作者、年代和相关史实进行考证。如果要像顾颉刚研究《大诰》那样，把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五道工序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完整而周详的研究体系[9]，则是后学力所不及的。至于周初八诰的作者与年代，自汉至今，迄无定说，这一混沌状况若不澄清，周初历史的叙述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错位。而对八诰相关史实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诰辞内容的正确理解，而且有助于对其作者与年代形成更为明晰的认识。因此，本书分前后两编，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予以探索，以期相辅为用，益见真情。
鉴于周初八诰上述研究内容的设立，考证也就成了我们研究中必加运用的基本方法。说到考证，今人多鄙其琐屑，谓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史事的考证不等于历史规律的探索，算不上完整的历史学，但历史学也绝不会完全排斥考证。因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史事的求真，都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离开考证几乎是无从措手的。而没有正确的考据成果作为从事规律性探索的基础，所得结论也很难说是靠得住的。再就考证本身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归纳方法，若客观而精密地加以运用，所达到的最佳境界即是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这在历史研究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中国学者治史的优良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蔑视它，并拒之于千里之外。
在《尚书》研究中运用考证方法，笔者以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注意。首先，是处理好今古文学的关系。《尚书》今古文学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原因，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相与排击，潮涨潮落越两千年。今文家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古文家注重名物训诂的推释，治学路数的不同并不能决定彼此经说的轩轾，实则各有胜义，亦各有谬解。今日学人没有师传家法的约束，完全应该站在学术公正的立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拘一隅，择善而从，借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其次，是处理好古文献与古文字材料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种极富科学精神的二重证据法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但二重证据法不等于以此证非彼证，或以彼证非此证。尤其是当文献记载与古文字资料发生抵牾时，我们如果偏重一方而置另一方于不顾，或者以此一方否定彼一方的可靠性，就固执己见，亦未必妥当。我们常说，真理只有一个，但对真理的揭示似不能采取如此带有片面性的简单做法。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地上与地下两方面的材料细加分析，找出其矛盾的根源所在，并做出持之有故的合理解释，然后决定取舍，据以立说，庶几接近历史的真实。再次，是处理好训诂与史证的关系。《尚书》艰涩难读，主要障碍在文字的训释上。充分吸收已有的训诂成果，并不断推陈出新，求其真义，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尚书》研究所应从事的一项基础工作。但有些问题也不是单靠训诂就能解决的。比如，《洛诰》中“朕复子明辟”一句，不同的训释几乎直接成了肯定或否定周公摄政称王一事的证据。如果只是从各说的文字训诂来考察，持论双方都有自己的根据，且并无什么错误产生。此时若不通过对周初史实的综合分析，实在是很难断其是非的。这说明把训诂与史证紧密结合起来，当不失为析疑息讼的一条有效途径。凡此三条，我以为都是研究《尚书》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则。作者在研究周初八诰的过程中，力图循此轨道进行操作，但工作不一定就能做好。这倒不是操作工具有问题，而是工具操作者的能力低下所致。希望读者不要因为这篇考证性文字的不成熟，就连带怀疑考证方法用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
老实说，我对《尚书》研究是素无功底的，只是师从赵光贤先生问业之后，才渐渐摸出一点门道。记得当初先生讲“《尚书》研读”课，布置的作业是要我写一篇关于《洪范》成书年代的研究论文，作为该门课程的成绩。任务交代下来，我当时心情之惶恐真不敢向外人道。因为对于《洪范》成书年代的研究，前有刘节的《〈洪范〉疏证》[10]，曾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后有刘起釪的《〈洪范〉成书时代考》[11]，亦是大家风范。学殖浅薄如我，实不知在研究上能否再有新的突破。但师命不可违，只有坐下来认真读书研究，最后作成《〈洪范〉制作年代新探》，战战兢兢地送交先生评阅。哪知先生读后，肯定多于批评，要我另行抄正，由他推荐给《人文杂志》，得以很快发表[12]，并被别的学术刊物全文转载，受到学界的重视。这篇习作是我研究《尚书》的最初尝试，其中既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也寄寓着先生的期望。先生是《尚书》研究的著名专家，一直就有全面整理研究《尚书》的愿望，只是由于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未曾着手。当我决定以《尚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他颇为高兴，说：“现在研究《尚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你们年轻人就该知难而进，敢于攻坚。《尚书》研究虽难，只要肯下功夫，不怕做不出成绩。”之后，我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本书即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订并加以扩充而成的。书中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作了历史的清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否可以成立，尚望博雅方家不吝赐教！
[1] 顾颉刚：《尚书通检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2] 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202页。
[3]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7页。
[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 （清）龚自珍：《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记庄存与语，文见《龚定庵全集》，清宣统元年刻本。
[6] 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7]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8] （宋）苏轼：《书传·多方》，《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 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10] 刘节：《〈洪范〉疏证》，载《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403页。
[11] 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2] 杜勇：《〈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