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落的家

下面我来讲讲我们家的破落情况。

首先，我父亲年纪大了。父亲结婚迟，我是在父亲45岁时出生的长子，1964年，父亲已经55岁了。他曾经在三菱集团的一家公司工作，可以说是铁饭碗，但那时已经被踢到一家底下的公司去了。他的口头禅是：“我年纪大了，随时可能被解雇。你们要忍着点，过简朴节约的生活。”出生于明治时期的父亲的话语有一种威慑力，家人完全无法反驳或顶撞。每当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原本就陈旧昏暗的家里会越发昏暗，并陡然沉重起来。

家里不仅昏暗，面积也小。我的外公在东京的大井（品川区）经营着一家小型医院，但他不善交际，唯一的放松手段就是周末的农活。为了能种地，他从大仓山（神奈川县横滨市）的一户农民那里租了一块小小的农田，并在田里盖起了一座小木屋，这是1942年的事。战后，我的父母就把它当成了新居。

战前的日本在1939年制定了限制住宅面积的条例，规定建筑面积的上限为100平方米。不过我们家的面积远低于上限，没必要担心超标。

因为这是周末干农活时用于休息的小屋，所以非常简朴。虽说是日本式的，但与所谓的数寄屋式的别致建筑相去甚远。所有的房间都铺着榻榻米，墙壁则是土墙。土墙中质量稍差的部分不断开裂，泥土都掉到了榻榻米上，使得家里的地面有些硌脚。父亲用透明胶带修补土墙的裂缝，所以，墙面看上去像贴了创可贴一样，惨兮兮的。以简朴节约为座右铭的父亲得意扬扬地把透明胶带贴满了整个墙面。窗框也不是当时已经开始普及的亮闪闪的铝合金窗框，而是木头的双槽拉窗，所以冷风一个劲地吹进来，一到冬天，家里就寒冷彻骨。这个家让我觉得简直没脸见人，也让我感到无比厌恶。

与这座又小又破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的崭新的房屋当时正在以惊人的势头增加。我每次去朋友的“新家”玩的时候，都会对其明亮发光的材料——比如崭新的塑料桌布、光滑闪亮的地板、过于明亮的荧光灯、严丝合缝的铝合金窗框、大大的电视机和冰箱等——感到非常吃惊。与我家不同，这里夏天有空调，非常凉快，冬天则温暖得让人甚至有点不舒服。

住在这种房子里的朋友的父亲一般也跟房子一样，朝气蓬勃，腰杆笔挺，一切都显得那么耀眼。我那快要退休、暗淡无光、疲惫不堪的父亲与他们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陈旧狭小的房子似乎象征着我们家庭的破落，这让我越发感到厌恶。

因此，我在观察朋友家房子的时候特别仔细。我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是坐15分钟的轻轨（东急东横线）从大仓山的家里去田园调布（大田区）上学。我外公讨厌东京，热衷于周末去横滨种地，但我母亲却正好相反，她讨厌农村和农田，所以幼儿园和小学都是让我坐轻轨去田园调布这个有名的高级住宅区上的。

从大仓山到田园调布一共8站，每一站都有我朋友的家。当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东京变化最大的时期。我近距离目睹了木结构小房子密集的“小东京”以惊人的速度向混凝土楼房和高级公寓密布的“大东京”转变的过程，并且全程都十分仔细地观察了，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变的速度在各个街区、各个车站都是不一样的，大都参差不齐。即使只隔一个车站，有时让人感觉时光像倒流了10年，有时则感觉像倒流了50年。去朋友家玩成了一场奇妙的时空穿越之旅。在旅途中可以遇到各种房子，也可以遇到各种人生、各种街区、各种城市规划、各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