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的演奏生涯

我在195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之前，曾参加天津业余广播乐团，乐团指挥陈嘉瑞先生是我读初中时的老师。他在校内也组织民乐队，我在参加校内外民乐合奏的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合奏曲，如《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当时还曾参加“天津学生业余会演”，演出二胡独奏，此外还在学校的联欢活动中演出过二胡独奏，初步体验了演出时十分紧张的感觉。

入读附中之后，除参加“学生汇报演奏会”外，还经常被学院指派参加接待外宾的演出，使我获得了舞台演出实践的锻炼机会。1956年8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音乐周”，演出同班同学储望华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这次演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了全国性的音乐大舞台，从而崭露头角，引起了民乐界的关注。当天演出之后，广播民乐团二胡首席张韶到后台找我，给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和他结识之后，在日后的交往中成了很好的朋友。

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校址在天津，6月我参加了“纪念刘天华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会”，独奏《闲居吟》。10月赴北京汇报演出，通过选拔节目，我被选中演奏《光明行》。演出时，当乐曲尾声采用颤弓演奏到高潮时，观众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次演出使我再一次得到了舞台实践的锻炼机会，让首都民乐界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58年学院开始搬迁北京，1959年4月在北京人民剧场举行音乐会，我改编的高胡、扬琴、古筝三重奏《新疆之春》被选中参加演出，演出十分精彩，大受欢迎。上述这两场演出不仅使我在校内外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从事二胡演奏艺术增强了信心，通过舞台实践积累了演出的经验。

195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安排我们到工厂劳动锻炼，有一天接到通知：赵沨院长要我和刘文金返回学校写一首二胡独奏曲，准备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族乐器单项比赛”。我们回到学校创作时，刘文金写一段，我拉一段，边写边试奏，边修改，不知不觉采用了工地劳动“拉夯”时，人们呼喊“嗨咗、嗨咗”的节奏律动。当时写好初稿时，刘文金想取名《建设行》，我觉得“行”字与《光明行》相重不好，后来得知建设三门峡水库的消息，与乐曲表现的情绪相适合，所以将其定名为《三门峡畅想曲》。后因“单项比赛”取消，此曲被搁置，后刘文金在民乐作曲老师的指导下，将此曲不断加工完善，于1961年7月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由我首演，后又在北京音乐厅和首都剧场及其他场合多次演出。

当时社会上人们意气风发地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的精神面貌，对我演奏《三门峡畅想曲》时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影响。根据乐曲主题旋律的性格，我很自然地在演奏中采用了超乎常规力度的运弓与发音，特别是在快速乐段中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快速自然跳弓技法，因此与当时人们习惯的二胡演奏风格迥然不同，我的演奏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受到音乐界的关注和赏识，民乐界前辈杨大钧教授称赞我“开拓了二胡演奏的新风格，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认为二胡不适合演奏快速和强烈的东西，甚至有人攻击我“把二胡引向了一条自杀的道路”。

1962年3月，赵沨院长带我和刘德海、周广仁、郭淑贞、鲍蕙乔等人，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广州羊城音乐花会”，我演奏的《三门峡畅想曲》等二胡独奏曲，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当时音乐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因此，我对当时反对和贬低我的一些议论，丝毫没有放在心上，意想不到的是我在1963年5月参加“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时，评委们反感我的演奏，据担任评委会秘书的项祖英先生在收评分纸时，看到有的评委竟然给我打了“0”分，第一轮比赛的评判结果就把我刷掉了，经过一天之后又通知我参加第二轮比赛，我当时觉得太不公平决定弃权，后在朋友们劝阻之下参加了第二轮，最后评判的结果，我只得了三等奖和新作品《三门峡畅想曲》优秀演奏奖。

“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使我受到沉重的打击，它如同给我当头一棒，让我骤然醒悟，逐渐开始思考自己演奏中的问题，分析被人反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我的演奏姿势动作较大，过于夸张，容易使人反感。还有在演奏技巧方面，我采用“叠指”的持弓方法，虽然演奏快速自然跳弓发音清晰，颗粒性强，但这种持弓方法演奏慢板旋律时，发音过分结实、不够松弛，持保守思想的人并不欣赏我的快速技巧和发音的颗粒性，相反会以慢速乐曲音色不佳来否定我的演奏，所以我下决心纠正自己的演奏姿势，同时尝试改变持弓的方法。经过多年的努力，演奏姿势终于得以改观并逐渐稳定；持弓的方法经过反复摸索和不断练习，终于掌握了将“叠指”持弓和“平指”持弓交替使用的方法，并根据不同乐段和乐句所需要的音色，在瞬间迅速变换使用不同的持弓方法，从而使我既保持了演奏快速自然跳弓的优点，同时又弥补了演奏慢速乐段的不足。

回想五十六年前我在“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中遇到的挫折，真要感谢当时反感我、贬低我，甚至攻击我的那些人，是他们促使我努力解决自己演奏中存在的问题，离开了他们的鞭策，我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进步，这段经历使我学会了如何对待挫折，如何在失败中获得教益，如何在反对的声浪中学到有用的东西，这些正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收获。

1974年2月，中央乐团正在挑选赴日本演出的“民乐独奏小组”的演奏者。我被选中后，在北京西苑旅社集中排练半年多时间，于同年10月，随中央乐团赴日本17个城市巡回演出。此次赴日演出，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国与国外文化交流中断八年之久的第一次演出活动，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和电台多次播放赴日本之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时的实况，使广大观众对我和我演奏的《怀乡曲》（当时取名《台湾人民盼解放》）、《翻身歌》、《奔驰在千里草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赴日演出结束后，由于闵惠芬担任二胡演奏京剧传统唱腔选段的录音工作，由我代替她参加“中国艺术团”于1975年5月，赴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访问演出。当时“文化小组”负责人和带队的浩亮，都极力要求我在演奏《江河水》时，面部表情要有表演，这使我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为此我曾想退出“中国艺术团”，有人告诉我退团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在朋友的劝阻下，我只好参加了这次不愉快的演出活动。

我在数十年演奏的大量二胡曲目中，刘天华、阿炳的二胡曲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在我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艺术珍品。因此，六十多年以来，我一直不停地学习和研究刘天华、阿炳的二胡曲。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生时期，为了学习掌握《二泉映月》的演奏，我无数次聆听阿炳本人演奏的唱片，在翻来覆去倾听的过程中，揣摩阿炳演奏的绝妙之处。20世纪70年代，我有幸在广播民乐团经常演出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在反复练习、不断推敲其奏法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乐曲的理解，特别是1978年赴阿炳故乡无锡采访，通过对阿炳生活经历和性格以及艺术趣味等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我对阿炳的音乐风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在演奏中极力追求贴近阿炳的演奏风格，力求能表现出阿炳对坎坷生活遭遇的感受，但仍感到存在差距，需要继续努力去掌握阿炳复杂多变的弓法和耐人寻味的滑音、装饰音。在长期学习和掌握阿炳二胡演奏风格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必须通过不间断的钻研，边演奏边注意调整自己对乐曲的演奏艺术处理，从而寻求更好的方法。只有永不停息地寻求才能有所进步。1983年4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二胡优秀曲选》第一集，选用了我的《二泉映月》演奏谱，同年9月出版第二集，选用了我的《听松》演奏谱。这两首演奏谱，在二十六年后的2009年10月由香港二胡艺术中心出版的《刘天华阿炳二胡曲——王国潼演奏谱》中，有不少改动和修订。其中有的弓法，在近十年的演奏和教学实践中，又有某些调整。这些钻研和调整，应当是永无止境的。

刘天华二胡曲的演奏和研究，始终是我全力以赴投入的课题。我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时期，曾随陈振铎、丁珰二位恩师学习了天华先生的十首二胡曲，1960年担任教学工作后，在教学生学刘天华二胡曲的过程中，自己进一步思考了乐曲演奏艺术处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随蒋风之先生学琴时，对《病中吟》等乐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习，此外还吸收了张锐演奏刘天华二胡曲的某些处理方法，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演奏刘天华二胡曲的风格。1983年5月，人民音乐出版社邀请我录制《刘天华二胡曲全集》，此事为我学习和研究刘天华二胡曲提供了大好机会，于是我集中精力练习两个多月，录音之后觉得不够理想，可能是“文革”十年荒废太久，之后又没抓紧研究的原因。尽管自己不满意，但值得高兴的是，这留下了一生中首次录制出版“刘天华二胡曲全集”的纪念。

1991年，香港千河唱片公司约我录制出版了《刘天华十大名曲》独奏版本和乐队伴奏版本两张唱片。在1983年录音后的八年中，经过不断的努力，我已有了较大的进步。刘天华先生的女儿刘育和教授听了两个版本的演奏录音后非常高兴，她热情地为唱片出版撰写了序文。

1995年2月，为纪念天华先生一百周年诞辰，香港中乐学会出版了《刘天华二胡曲百年诞辰珍藏版》唱片，除我演奏的十首外，尚有天华先生本人当年演奏的《病中吟》《空山鸟语》。同年10月，香港区域市政局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了“王国潼二胡音乐会——刘天华作品全集”。2005年3月，我和王憓合作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了纪念刘天华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空山鸟语——王国潼、王憓二胡音乐会”。同年11月，香港怡思有限公司出版了我夜以继日撰写的《刘天华二胡曲——王国潼演奏谱及其诠释》，此书2007年修订后，由香港二胡艺术中心出版，后于2010年4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随书附王国潼演奏刘天华十首二胡曲的唱片。2018年5月，在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刘天华二胡曲——王国潼演奏谱及其诠释与演绎研究》时，我又进一步对这本书进行了修订。在修订中，我将自己多年演奏刘天华二胡曲过程中，有些新的体会做了补充，并对原有的演奏谱做了修订。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把我数十年学习和研究刘天华二胡曲的心得体会，奉献给广大的二胡学习者和演奏者，为了更好地达到传承二胡艺术的目的，我尽可能详尽地标注了每首乐曲的弓法、指法、滑音、装饰音，以及各种标记，并在诠释的文字写作中，力求清晰地说明乐曲演奏艺术处理的方法，以便于读者理解。

为了纪念二胡艺术创始人刘天华、阿炳二位先辈，传播其优秀的二胡经典作品，香港二胡艺术中心于2009年12月，出版了我演奏的《刘天华、阿炳二胡曲全集》DVD影碟和唱片；又于2010年2月，主办了在香港大会堂剧院举行的“纪念刘天华一百一十五周年诞辰、阿炳逝世五十周年——王国潼、王憓二胡演奏会”；2012年6月8日、9日，主办了在香港理工大学蒋震剧院两场“纪念刘天华逝世八十周年——王国潼、王憓二胡演奏会”。此外，2015年9月5日，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主办“纪念刘天华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王国潼二胡音乐会”。在这次音乐会之前的二十多天，家中刚遭受了国际诈骗集团的敲诈，在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摧残之下，我坚持参加了演出，并顺利且成功地举行了这场极不寻常的音乐会，从而使我的事业心和意志力，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我从1991年到香港后，深感香港社会在百年殖民统治之下，人们的崇洋意识根深蒂固，对中乐缺乏认识，在人们心目中，似乎西洋音乐比中国音乐更高贵。这种社会现象，促使我必须在推广二胡艺术方面做大量的工作，通过音乐会、讲座、大师班等各种形式，宣传、介绍二胡艺术，争取让更多人了解二胡、喜欢二胡。1994年至1999年，我曾先后举行近三十场“二胡示范讲座”；2014年1月开始，已连续六年每年举行六场“王国潼、王憓二胡大师班”，2018年以来更增至一年十二场之多。

2004年9月，于香港演艺学院退休至今的十五年间，我积极地参加了香港二胡艺术中心主办和海内外不同机构邀请的许多演出活动，其中有2008年7月25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的“王国潼亚洲巡回演奏会”，其后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举行“王国潼二胡演奏会”，并先后在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省份以及西安、上海等二十多个城市演出。2009年5月23日，在天津中华剧院举行“王国潼从艺六十年天津省亲音乐会”，7月18日、19日，又先后在云南昆明剧院和玉溪聂耳大剧院，举行“王国潼从艺六十年云南演奏会”。2010年10月3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王国潼从教五十周年音乐会”。

自2007年9月14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行“观音颂——王国潼二胡慈善音乐会”后，我先后应邀参加了一些有关慈善的演出活动，其中2008年9月7日，参加香港TVB电视台“庆祝残疾人奥运会开幕式文艺晚会”，演出二胡独奏《观音颂》；同年12月13日，与香港著名艺人郑少秋合作，参加TVB电视台“欢乐满东华”慈善筹款演出；2010年4月19日，为香港慈善机构——圣雅各福群会筹款，举行“音乐情弦慈善音乐会”，演出《天问》《观音颂》等六首二胡独奏曲；同年5月21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参加“庆祝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六十五周年慈善晚会”，演出《观音颂》；同年10月6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参加“向舟曲同胞献爱心音乐会”，演出《山谣》；2017年4月22日为奥比斯筹款，在香港大会堂剧院举行“王国潼、王憓二胡慈善音乐会”。此外，还在香港和海外参加了一些其他不同形式的演出，如：2007年11月24日，参加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的“日本鬼太鼓座与王氏父子交流音乐会”；2008年4月，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泛亚音乐节——中国大舞台”，在举行的“大师·名作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中担任二胡独奏；2009年9月20日，应邀参加台北市国乐团举行的“二胡新视野——名家系列音乐会”，先后三次与该团合作演出；2010年9月23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二泉映月》《梁祝》——王国潼、王憓胡琴名曲演奏会”；2012年3月25日，应邀赴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参加“大师风采音乐会”；2013年9月15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二泉映月》——纪念阿炳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王国潼、王憓二胡音乐会”；2016年10月26日、27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王国潼、王憓与香港国际创价交流音乐会”等演出。

由于多年来不间断地参加各种演出活动，我在演出实践中通过锻炼获得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因此，能够成功地先后于2018年1月6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王国潼八十华诞‘岁月回响’巡演揭幕音乐会”；4月14日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参加“岁月回响——王国潼与广东民族乐团二胡音乐会”；5月12日在天津音乐厅，参加天津民族乐团“岁月回响——民族音乐会”；5月30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参加“弓弦传奇——王国潼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二胡音乐会”；12月7日、8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加香港中乐团“王国潼八十大寿志庆音乐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仍要继续努力，为传播和传承二胡艺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